“苏学盛于北”与金词的发展历程

从大定、明昌词的时代、地域、多元民族文化背景论述了"苏学盛于北"与金词的发展历程,即苏学在金的传播、苏轼"随物赋形"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对金词的巨大影响、金词坛对苏学超然旷逸神韵的承继和金初蔡松年与金中期赵秉文以及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对苏学选择性的承继。分析认为:金文坛的发展既是苏学传播的过程,也是苏学在金的发展和不断被选择的过程;金文学与其说承继的是苏轼的诗词传统,不如说承继的是苏轼学说中所表现出的向四面破出的多重思想。     

论金代文人王若虚对苏轼文学思想的审美接受

金朝代文坛上"苏学盛行"。金代文人王若虚对苏轼理论的接受,既有吸纳、借鉴,同时也有批判。王若虚对苏轼诗词尤为推崇,尊苏词为古今第一,在赞赏苏轼诗歌自然流畅、随物赋形的创作审美风格的同时,也深刻指出了苏轼作品中的诸多弊病。王若虚在创作过程中努力学习苏轼,其作品深具东坡风神。     

翟理斯译介苏轼考

翟理斯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国汉学界的代表人物,他倾其一生研究中国,在其文学代表作《古文选珍》《中诗英韵》《中国文学史》等中都多次向英语世界的读者译介中国大文豪苏轼及作品,并且颇有见地,以至于后来许多汉学研究者也纷纷把目光投向苏轼。通过全面分析、研究翟理斯与中国的结缘,翟理斯对苏轼及作品的关注和翟理斯对苏学传播的影响等,可以判定翟理斯在海外苏学的传播史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人与为文的最高境界——评《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

<正>自苏轼在文坛初露头角的当时至我们今天的当世,他都是文化人评说的热点,苏学的接受史与阐释史也表现了历代人们对苏轼认识的深度、高度和特点。今天,文化人仍在谈着关于苏轼的也许已让前人说过无数次的话题,而当代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他的词,而形式多为单篇论文。人民文学出版     

中国第十一届苏轼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9年12月26日至28日,中国第十一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徐州市举行。65名苏轼研究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他们分别来自16个省、市和台湾、香港以及美国。与会者就苏武的思想和成就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展示了苏武研究的新成果、新趋势。会议比较集中地探讨了三个问题：一、苏轼的文学创作;二、苏武徐州时期的思想与政绩;三、苏轼遗迹的开发利用。苏轼的文学创作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课题。朱靖华、饶学刚的《二十世纪苏东坡文学研究综述｝）对近百年浩繁的苏学研究资料进行了梳理;邱俊鹏《读苏武徐州诗作随笔》一文,根据对苏武近二百…     

论宋代苏轼文化现象

苏轼被林语堂称为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其卓越的智慧才情、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以及惊心动魄的人生仕履,在宋代刮起了阵阵"苏轼旋风",从多方面展示了宋型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就是:博学与多才多艺,使苏轼成为宋代最杰出的文化名人;自觉的创新意识和集大成性,使苏轼于宋代文人中,卓然挺立,格外耀眼;门庭广大,追随者不绝如缕,使苏轼成为一代文宗师范;频繁的政治迁徙,使苏轼在磨难中走向成熟,声名鹊起,不可阻挡;以苏轼为代表和旗帜的苏学、蜀学和蜀党,在宋代光彩夺目;以苏轼为冠冕的"三苏",成为宋代家族文学与文化的杰出代表;声名隆盛,影响至大至微,至深至远,域内域外争传共举,摹效攀附,乃至据此谋利,成为一种时尚。     

论徽宗年间苏轼词的影响

文章从三个方面考察了宋代徽宗年间苏轼词的影响：第一，徽宗年间禁绝苏学，苏轼对文坛的影响虽然由显而隐，却无处不在；第二，徽宗年间词人的创作在艺术手法和题材内容上均追慕苏轼；第三，苏轼清雄旷达的词风在宋末又悄悄生根发芽     

＂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李贽与苏轼并论之意义探讨

袁中道尝誉李贽为"今之子瞻",李贽与苏轼二人并论之基础及其意义何在实有值得探讨之处。苏轼备受晚明文人推崇,而李贽正是当中彰扬苏轼之第一人,研究之初首先引证李贽对苏轼之推重,其次讨论李贽在晚明苏学盛行之风潮中的代表性地位。晚明文人与道学家对立之意识,可上溯至北宋之洛蜀党争,故李贽被视为"反道学"之文人,实亦承继了苏轼蜀学与洛学对立之精神。然李贽学术乃阳明嫡传,而阳明心学尽管与程朱理学相颉颃,却无疑仍属道学一脉,以性命之学为依归。由此进一步考察李贽之"反道学",仅在反程朱之一尊;而其表彰苏轼,亦正代表了阳明心学涵融洛、蜀之精神,今日重新正视李贽与苏轼之学术,对儒学之过去与未来亦将有更开阔之思考。     

体验·理解·对话——试用现代解释学阐释苏轼《和陶诗》

苏轼晚年作<和陶诗>一百余首,几乎遍和陶诗,引起历代关注与评议.拟从现代解释学角度重新阐释苏轼<和陶诗>,认为它是苏轼以自己独特的人生阅历、灵魂追问与生存困境中对陶诗的一种再体验,并在陶诗的文本结构召唤下重现陶渊明的诗性哲思与人格魅力,两位哲性诗人跨越时空,在灵魂的交流与本真的理解中,达到一种对话的产物.     

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献疑——兼论明代苏文评点的学术价值

苏轼散文评点于明代最为突出,尤其是至晚明时期趋于繁盛,涌现出众多苏文评本与评家.明人主要对苏轼散文的艺术特色从理论上作了总结和把握,并借此阐明苏文的成就及苏轼对散文的贡献,综而观之,虽无开拓创新之举,却也有发扬光大之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苏轼的文学史地位.这也使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显得不够妥贴.     

关于苏轼并非音律家的探究

苏轼词是否和音律这一问题,学界争论由来已久,各家众说纷纭,有人说苏轼只是略懂音律,也有人说苏轼精通音律,是音律家。各家对于音律的理解都存在着分歧,在格律方面苏轼作词显然符合要求,但从音律方面来讲,苏轼的词有很多不和音律的现象,不能说苏轼是音律家。     

“早以一日之知,遂托忘年之契”——论苏轼父子与张方平的交谊

苏洵、苏轼、苏辙与张方平关系密切,关键在于苏、张之间政治取向上高度契合、私人情感上有知遇之恩,而苏轼、苏辙对张方平其人天资、交游、人格的倾慕,使他们的交谊具有忘年之契的特殊意义,也使苏轼兄弟或多或少有美化张方平之嫌。     

"绘事后素"之我见--读王文娟《论儒家的色彩观》之"绘事后素"

“绘事后素”是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但从汉郑玄、宋朱熹至今,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孔子《论语.八佾第三》中“绘事后素”一文的理解上存在断章取义、肢解孔子原文精神指向的错误观点。本文通过对《论语.八佾第三》中“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礼后乎”前后语境及其内在联系的客观、理性的分析,证明了孔子在此文中所表述的精神内涵是关于外表形式与内在美的关系,而不是在述说“礼”与绘画理念的错误观点。     

苏洵史论文的儒学底色

三苏父子是宋代蜀学思想的领军人物,苏洵作为苏轼、苏辙的父亲,在宋代蜀学的形成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人考察苏氏父子的创作多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苏轼,而于苏洵、苏辙略有缺憾。作为忧乐为天下的北宋士人群中不可忽视的一员,苏洵的文学创作深染时代风气。特别是他的史论文创作秉承“其义一,其体二”的原则,将道统与政统的追索贯彻于史论中,成为影响苏轼、苏辙史论文创作的思想前导。故以苏洵史论文的宋学色彩作为探究,对全面理解三苏蜀学思想和两宋史论文的发展将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     

玲珑鲜活说三苏——《眉山苏洵》、《眉山苏轼》、《眉山苏辙》三书小序

三苏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们应当弘扬的辉煌灿烂的重要文化.刘川眉的<眉山苏洵>、刘小川的<眉山苏轼>、熊朝东的<眉山苏辙>是最近完成的研究三苏文化的重要成果.这三部书稿的作者都是眉山当代作家,他们对三苏的研究饱含着对乡邦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激情.他们研究的视角新颖,作品鲜活通透,采用立体用笔,展示了中国文化如何造就了三苏,三苏又如何增添了中华文化的光彩,启迪我们今天该如何去认识与弘扬三苏精神.     

王文诰《苏诗总案》作品编年指误

清人王文诰的《苏诗总案》是一部完备、详赡的苏轼年谱,详细考论了苏轼一生的出处行藏。同时还首次对苏轼作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编年,成为后来苏轼文集、苏轼词集的编年基础。《总案》在作品编年方面可谓功不可没,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王文诰的一些结论并非无懈可击,而后人往往盲从王氏,一再沿袭其错,故有必要对《总案》进行辨误工作。试举苏轼黄州时期的诗文词各一首,作尝试分析,重新编年,以见《总案》之误。     

苏东坡眼中的白乐天——以徐州为中心

苏轼自称“出处依稀似乐天”,苏之于白,由钦慕、效仿而至于并称,堪称两位伟大文人之间的跨代对话。那么,这一倾向是在哪里奠基的呢?笔者认为,是在徐州时期。谨以徐州为中心,梳理和分析苏轼眼中的前代诗豪白居易。从“乐天知命我无忧”,可见白居易诗歌对徐州太守苏轼的影响痕迹。从“我是朱陈旧使君”,可见苏轼对白居易致敬的别样形式,从“燕子楼空三百秋”,可见苏轼已经将对前贤白居易的理解,与自身、眼下和未来无痕有机地衔接起来,因此,自称“出处依稀似乐天”的苏轼,不愧是白居易接受史上十分典型和优秀的代表。     

对苏轼提出“文人画”思想的心态探索

苏轼"文人画"的理论,历来有许多拥护者和批判者。透析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我们可以发现,苏轼所为的真正意图是为了扭转当时的时代风气。反对一统,提倡创新,与他当时"反王(王安石)风""辟柳(柳永)词",并借此来匡挽士风的心态是一致的。当时文人们接受这一观念,无论从外在时代精神来说,还是从文人内在心理来说,都是与当时的政治改革引起的"文"的危机进而自觉进行着"文"的改革有关,当然与苏轼个人魅力也有关系。     

论苏轼的“辨孟”思想

苏轼"为《论语说》,与孟子辨者八",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的思想。一是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一是主张恪守一定的规范界限,给礼信等五常的规范严格划界。在心性论上,由于对儒释道思想都予以广泛吸纳,因此,苏轼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在政治上,苏轼受到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因而不认可权,反对个人主观随意的变通。情本论是苏轼反对权变思想的根源。苏轼的"辨孟"思想也是孟子升格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苏轼“诗主理”与“主理诗”的理性自觉

苏轼“诗主理”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审美品格。苏轼异乎常人的政治、学术使命感，以道自任的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的主理意识也就分外鲜明，也形成了鲜明的“诗主理”的诗学理论：“有为而作”说、“言必中当世之过”说、“以奇趣为宗”说。而他在诗学理论规范下的创作自觉，使其“主理诗”的特征也愈发显著，这就形成了其“主理诗”区别于一般政治诗的理性美质，即写实品格、批判精神、议论英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