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视域中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

近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参与不足导致的环境决策异化。协商民主强调公民平等参与,在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环境决策,增强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信,在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以协商民主的方式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推动政府从"统治型"向"治理型"的转变,加强协商平台建设,公开环境信息,培育和引导环保组织积极参与协商。     

群体性事件与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相当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而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弊病,无疑成为促成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为此,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与责任性,加快官僚体制的改革,确保权利运行法制化,推动信息公开和建立多元沟通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的提高执政能力,有效应对和缓解群体性事件,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海损事故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规律和对策

阐述海损事故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及其社会影响，通过对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海损事故进行规律分析，明确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事故类型、事故船舶属性以及海损事故人员伤亡规律，探寻海损事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员、诉求目的等特点，并从健全海损事故处理制度和赔偿制度、加强事故处理信息公开机制建设、严格落实行政问责机制、加强与地方政府间的协作联系、优化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流程等方面入手，提出海事部门处理海损事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措施。     

西部农村群体性事件实证研究

[提要]立足法治视野,中国西部地区农村15个行政村调研数据可见：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最常见的诱因为环境侵权、征地拆迁与集资金融;事件主要发生于村民与企事业单位之间、村民与地方党委政府之间,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大都在50人之内。与此同时,农村群体性事件主要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地方党委政府在其间扮演着关键角色;地方党委政府最常见的处理方式有及时发布信息、组成工作组联村包户、直接对涉事企业或项目进行处理,但也存在信息公开不够、警力不当动用与妥协让步不适当等问题。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及对策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生发隐含多种因素,在政府层面主要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业等项目决策失误甚至存在消极腐败现象,对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有法不依,沟通协调不力;在媒体层面主要有：信息披露不及时、失真,或成为政府简单的“传声筒”;在当事群体层面则为群众怀有各种复杂心理和动机。因此,政府部门应以人为本、民主科学决策,主动与其他机构和组织协调合作,与当事群体充分沟通并回应其诉求,依法及时、公正公开处置事件,媒体应发挥舆论监督引导作用,客观、及时地报道事件,从而将群体性事件消除于潜伏期或将其损失减至最小。     

农民群体性事件动态演化过程分析

运用演化博弈论对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动态演化过程进行分析：（1）构建了农民群体性事件的演化博弈模型;（2）对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动态演化稳定性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农民群体性事件演化发展的控制因素;（3）得出相关结论,即农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来自于农民群体和基层政府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完全以及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追求。     

政府信息沟通存在的障碍及其创新路径——基于群体事件的语境分析

近年来,随着群体性事件数量的不断攀升,破坏性也与日剧增,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亟需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来治理从而改善和维护政府的公共形象。然而,由于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沟通梗塞,使得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成效深受局限,而通过再造政府内部体系以及拓展外部沟通渠道的“双维”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理应具备的沟通能力。     

农村群体事件发生的原因——基于政府权威视角的分析

从基层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以及缺失来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从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观点出发,认为基层政府权威不是来源于它的上级政府的赋予,而是来源于基层的民众认可,只有基层的民众认同了基层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时,权威才得以产生,才能对基层民众产生影响。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诱因是基层政府权威的丧失,村民不认可基层政府的权威乃至敢于公开挑战基层政府。     

用程序控制行政执法

政党和政府主导型的国家,在行政执法责任制制度建设中,尤其在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时,应该运用程序控制行政执法,即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听证、"一站式办证"、政府电子信息化、问责制等程序化的制度建设,在管理社会,维护地区安定的同时也强化政府责任,避免行政执法中的主观臆断、草率处置而激化矛盾,以推进国家的法治化建设.     

责任政府视阈下的土地征用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责任政府是现代政府不断追求的价值目标。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上升阶段,城市的扩展、道路的修建等导致对土地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农村土地征用房屋的拆迁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此过程中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并成为社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作为责任政府,如何有效治理土地征用群体性事件是当代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群体性事件网络助燃作用研究

关系复杂化、媒体迎合化、网民偏激化是群体性事件网络助燃的主要因素;数量逻辑、见证逻辑、损害逻辑是群体性事件网络助燃的主要逻辑;“倒置”式、“闪爆”式、“混搭”式是群体性事件网络助燃的主要模式。依法治理网络谣言、重塑媒体责任担当、引导网络舆论推进改革是群体性事件网络阻燃的可行机制。     

群体性事件中非制度化公民参与的逻辑

我国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是非制度化公民参与的产物,触发性事件的发生、流言的传播与扩散、问题化技术的使用以及目的达到后的退却,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运行机制。解决群体性事件要开启制度化的通道,实现从非制度化公民参与向制度化公民参与的转变,将群体性事件转变成常态的公民集体行动。     

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及其矫治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呈现出突发性、组织性、对抗性等特点,并且"由乡入城",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加剧与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反映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与预警机制的不足。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矫治,应以社会公正为目标,改变社会利益格局,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     

论网络舆情对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近年来,网络舆情已经成为影响高校群体性事件发生和演变的重要因素。它往往成为直接引发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间接推动高校群体性事件恶性化发展的“催化剂”和阻碍高校群体性事件得到有效解决的“绊脚石”。为了应对这些影响,应当构建高校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建立高校群体性事件的网上、网下联动应急处理机制。     

谣言流通视角下国企改制过程中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新问题频频出现。对这类事件发生、发展的研究以及相应的预防与处置办法的探析,有利于改革的深化与社会的和谐。谣言流通理论从＂问题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暧昧性＂两个角度提供了研究此类问题的新思路与视角,特别是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方法与建议。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转型期的中国,由人民内部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增多。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政府肩负着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责任。但是政府自身在资源分配、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确实很难做到群体性事件应对的高效、快速、协调、灵活。因此,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作用。但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对此,应在促进协调、健全法制、增进互动、强化预警、加强自律、完善监管、扩大宣传、科学评估等方面不断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努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与预警机制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民族群体性事件预警就是对可能产生的民族群体性事件的预测、预报和监控,使当地政府及群众能够及时避免民族关系问题爆发,避免社会冲突等不良现象的发生。因此,提出根据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在建立预警指标体系时,应包括警源、警兆、警情、警级等内容,同时还需要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要素,才能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