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组态研究——基于安徽省16地市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养老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形成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如何推动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养老问题研究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在对养老服务需求、养老服务业规模、养老服务业人才供给、地方政府政策、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等五个影响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后，基于安徽省16个地级市养老服务业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推动安徽省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组态。研究发现：（1）五个因素不能单独构成推动安徽省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2）有2种组态可以推动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包括养老服务需求主导下地方政府政策助力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型、养老服务需求和地方政府政策共同主导下产业人才驱动型。（3）导致养老服务业非高质量发展组态均存在缺乏养老服务需求下加大产业人才供给的现象。针对研究结论提出推动安徽省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有助于进一步洞悉推动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深层次的因果复杂机制，促进各地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当地养老...     

山东临朐县以工程手段推动人口文化建设

山东省临朐县创新视野,创新选择,创新行为,以工程手段推动人口文化建设,其主要做法是： 找准切入点。首先,确定以宣传教育为先导,以创建活动为载体,大力弘扬新型生育文化,再造宣传教育新优势,通过典型带动,充分发挥宣传教育对人们婚育行为引领作用的工作思路。其次,明确提出了在全县组建10个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新型生育文化剧团（宣传队）＂,创建100个高标准新型生育文化示范村,     

性别结构指数的构造及应用

一、问题的提出常用的人口性别结构状况分析指标较多，如性别比、性别差异百分比等。它们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口性别结构状况，但仅就这些指标数值的大小是较难对某一人口性别结构的正常与否作出准确的判断的。这里缺少一个能综合反映人口性别结构合理程度的指标。此外，人们对人口性别结构正常与否的一些观点与看法（如总人口性别比的正常波动范围为95－102等），现在看来有许多地方值得进一步商榷。针对上述种种情况，本文建立了人口性别结构指数的概念与性别比正常波动范围的估算方法，以此来测量人口性别结构的合理程序，提出了人口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数量及其变动对市场规模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不断发展，市场营销活动在企业的各项工作中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营销者要有效地开展自己的营销活动，必须充分了解市场及其变动状况，深入分析市场规模大小、变动及其影响因素。人口是影响市场规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口数量及其变动更会对市场规模产生直接而明显的影响。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以就教于学术界和实业界。一、市场规模的含义及影响因素市场规模就是指市场的大小。具体来说，是指市场上某种商品或劳务可能的购买者（或潜在的购买者）数量的大小。美国市场学权威人士菲利普·科特…     

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文本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文章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国家政策语义与公司财务报告匹配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从微观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表现为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等从事复杂性工作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而降低从事重复性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该结论在“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内生性检验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数字化转型会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引发劳动要素在企业间的重新配置，从而优化企业的劳动力技能结构。（3）数字化转型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会带来产出规模的扩大，导致企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4）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层面，技能水平越高和吸收能力越强，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作用越强；地区层面，在劳动力保护程度较低和经济较发达的地方，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为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转型对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     

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1、2014和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CLHLS），实证检验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为“很好”和“好”的概率，降低了“一般”和“不好、很不好”的概率。（2）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对于自我健康感知较差、对非家庭成员有社会依赖、仅与子女同住或与配偶及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效果更显著。（3）对于目前尚无照料需求的老人，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减轻了其焦虑程度，进而提高了生活满意度；对于有实际照料需求的老人，在家庭照料未满足时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能够显著提升其生活满意度。文章认为，应充分认识社区照料服务对老年人幸福晚年的价值和作用，提供全方位的社区照料服务，实现老有所护、老有所安，提升老年群体服务获得感、照料满足感和生活幸福感。     

育儿家庭对普惠性托育服务模式的偏好与支付意愿

推动普惠性托育服务落地，破局入托难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然而作为在政府扶持下自负盈亏的经营性行为，如何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是地方政府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育儿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规模、支付意愿和模式期望等情况是社会力量是否参与托育服务的重要决策依据。为解构家庭托育服务需求的多元性，利用2020年“厦门市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数据估计了家庭对各类托育服务模式的选择率与支付意愿。采用选择实验法的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厦门市育儿家庭对于将子女送托的态度并不积极，现有服务模式与家庭期望差距较大，可接受当前商业托育服务和非正规小托班的家庭仅占3.42%,而愿意接受潜在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家庭比例则高达29.4%。在社区内、公办和提供早教是育儿家庭相对比较青睐的服务属性。而在各服务属性之间，社区化服务是育儿家庭最为看重的服务属性，其次是主办方性质。不接受小托班的主要是不信任个人主办，只要由正规机构开办，育儿家庭对分散化家庭托育点的接受度可达15.17%。家庭对于社区化普惠性服务的支付意愿明显高于各类商业性服务，商业性服务宣扬的豪华环境和早教课程体系并不是家庭所看重的要素，家庭对社区内基本照...     

上海市老年照护社会救助需求研究——基于Markov模型的预测

文章以经济困难和生活自理困难("双困")老人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Markov模型构建老年人失能状态转移概率矩阵,预测未来上海市"双困"老年人口规模和老年照护社会救助费用。预测结果表明,上海市失能老年人数量增速逐渐放缓,但"双困"老人在失能老年人中的比例并未减少,其平均增速高于失能老年人的平均增速。根据预测,若将救助对象的收入条件限制放宽到低保标准的2.5倍,所需照护费用是以低保为救助条件所需费用的3倍。日益增长的"双困"老年人口规模和照护救助费用意味着未来老年照护社会救助需求巨大。文章认为,解决"双困"老人照护需求,需将老年照护社会救助纳入社会救助体系中,构建完整的老年照护社会救助制度。     

我国高龄老人长期护理需求测度及保障模式选择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日渐突出。高龄老人失能概率高．长期护理需求大．是老年人口中的脆弱群体。本文基于MarkOV多状态转移模型．对我国高龄老人长期护理需求进行量化预测。结果表明．2010--2050年我国失能高龄老人人口规模将从860．47万人激增至4764．52万人．高龄老人长期护理费用从1020．47亿元攀升至5650149亿元。昂贵的长期护理费用致使传统以家庭为主体的长期护理模式难以为继．为有效缓解未来高龄老人长期护理财务压力,满足高龄老人长期护理服务需求,发展长期护理保险与提升长期护理服务水平成为契合我国现实国情的政策方略．     

公共服务、人口再配置与城市生产率

新型城镇化的实施促进了公共服务的补偿式供给和地方政府的标尺竞争,由此形成的城市间人口再配置会通过人口与劳动力集聚的“规模效应”和人力资本导入的“结构效应”对城市生产率产生影响。文章从供给端的公共服务能力与结构、需求端的公共服务可及性角度,分析并检验公共服务通过人口再配置对城市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对2010～2019年28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1）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城市生产率呈倒U形关系,且通过人口再配置发挥作用;（2）在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方面,发展提升型公共服务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比基础保障型更大,且更依赖于人口再配置的中介作用;（3）在公共服务可及性方面,人力资本增加会部分抑制人口再配置的作用;（4）对空间异质性的分析发现,不同城市群的规律特征不完全一致,公共服务通过人口再配置对城市发展系统的动态影响会最终反映在城市生产率的变化上,而作为城市生产率优势形成中“迁移选择”的能动因素,人力资本积累的直接贡献仅体现在领先城市群中。     

小城镇发展的战略选择:实践证明与理论分析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伴随,但城市化进程的路径有多种选择。当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充分发展小城镇是城市化进程的客观规律。小城镇的充分发展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整体提高在欧美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已经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单独依靠小城镇的自然发展也不能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小城镇为达成可持续发展有空间整合的必要性,集聚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增长极理论、扩散理论、三元结构理论以及反磁力理论等都可以从不同侧面给出证明。我国的小城镇发展还存在着体制障碍,为此必须多角度入手探索激励我国小城镇发展的政策体系,包括:切实进行保护入城居民权益的户籍改革、建立激励小城镇发展的产业政策、建立多种渠道的融资机制等。     

子孙辈社会地位对农村家长社会地位影响研究

通过对面子竞争实现村民之间的差别,进而形成村庄社会分层,仍是面向向内村庄的主要特征。在X自然村的研究中发现,由子孙辈的职业、经济、组织、文化等资源构成的社会地位是当前家长竞争面子的一个重要内容。家长们通过面子竞争完成X村的社会分层,建立了一个基于伦理道德和村落文化等传统权威基础上的社会控制,并构建了X村尊卑有序的和谐格局。因此,在面向向内的乡村社会分层中应考虑子孙辈社会地位这一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劳务输出发展研究

中国正在努力完成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并实施"走出去"战略。在这一背景之下,积极参与国际劳务市场,促进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积极开展对外劳务合作,将会促使我国劳动力资源更加有效地参与国际劳务市场。为了更好地开展对外劳务输出,需要认真研究相关各国劳动力资源的未来变化趋势,及时掌握各国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有关劳务政策新动向以及市场变化情况等。这样才能更好地制定劳务输出计划,扩大劳务输出规模。在增加劳务输出数量的同时,还需要不断提高劳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动摇了传统户籍管理制度，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在传统户籍管理制度基础上的修修改改已不能满足时代要求。因此，必须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一致的全新户籍管理制度。     

两种户籍身份外来人口及其社会医疗保障获得

本文通过对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种户籍身份的外来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医疗保险获得的比较发现,代表着城乡分割体制因素的户籍差异已不是影响他们获得社会医疗保险的决定性因素,另一个制度变量——合同的签订,正在取代户籍制度发生着作用。这也意味着城乡分割的分析框架开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外来人口社会保障获得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开阔视野,寻找一些城乡分割因素之外的原因。     

我国村镇适度规模探析——基于人口数量和辖区面积角度

村镇(乡)是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组织,担负着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与服务职能,适度的村镇规模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确定村镇的适度规模尤为重要。文章基于人口数量和辖区面积角度,探讨村镇适度规模的内涵及影响因素,剖析目前我国村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调整村镇区划、撤乡并村、动态管理等措施。     

我国城镇青年职业流动和继承效应的度量

本文主要运用拓扑对数线性模型,对不同经济水平、社会制度和人力资本因素影响下,我国城镇青年代际职业流动和继承效应进行度量。研究结果指出: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城镇青年提供了较好的就业发展机会,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职业向上流动机会明显高于向下流动机会;女性城镇青年就业机会有了积极发展之势;接受高等教育使城镇青年具备较高层次的职业发展机会;而西部地区城镇青年的职业继承仍为主要机会,缺少向上流动的通道。     

中德婚姻市场供需情况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概念、形成机制、度量方法、后果及其解决途径等方面探讨了婚姻挤压问题 ,考虑到婚姻挤压对婚姻寿命、初婚人数及其性别差异的影响而创立了婚姻寿命指数与初婚挤压指数两指标 ,提出了婚姻市场类型的划分标准。通过对中德两国婚姻市场的历史与现状的考察 ,揭示了中德两国婚姻挤压产生的原因、类型、差异和未来的变化趋势 ,并对如何化解中国未来婚姻市场的供求矛盾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城镇低收入人群社会保障需求与供给研究综述

现有关于城镇低收入人群社会保障需求与供给的研究文献,是提高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城镇低收入人群能力的必要决策参考。本文在界定城镇低收入人群、社会保障、社会保障需求、社会保障供给的基础上,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城镇低收入人群社会保障需求、城镇低收入人群社会保障供给、城镇低收入人群社会保障需求与供给差异的研究文献,研究发现,现有文献大多关注于城镇低收入人群的被动收入,注重制度保障,而对城镇低收入人群社会保障的需求量是多少,以及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供给是否能满足他们的社会保障需求等问题则较少涉及。     

Explaining hierarchical and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s of Chinese young adults by personal factors and place attributes: a nested logit analysis

"This paper uses a two-level nested logit model to explain the inter-stratum (city, town and rural county) and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behaviors of the young adults (aged 17-29) in China during a three-year period (1985-87), based on the micro data of the 1987 National Population Survey. The migration propensity of each person is represented by a departure probability and a destination choice probability. These probabilities are then expressed as functions of personal factors and place attributes. The main findings are that personal factors are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in explaining the departure behaviors, and that both departure and destination behaviors responded to market forces in a sensible way, despite government control on territorial mov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