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话语系统中“诗的内容”新解

废名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发现新诗之为诗的根本质素在于新诗必须有“诗的内容”,而古典诗词中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词及其同一脉系诗词亦有这种“诗的内容”,是旧诗中的“例外”,潜藏着新诗发展的根据.这是废名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也是对新诗自身的发现.“诗的内容”在废名个人的话语系统中指“诗”的内容,从内容维度将“新诗”之“诗”的重要性提上了日程,对新诗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废名对“诗的内容”赋予了特定内涵,即“当下完全”、“完整天然”等特征,并将此作为判断是否新诗的标准,存在偏颇之处.     

杨万里的创作经历与诗论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经历了学习前人而最终推陈出新的过程。其诗深得“活法”精髓。他的诗论对儒家诗教的“美刺”说进行了新的阐释 ,认为诗歌是“矫天下之具”。他的“诗味”和“活法”说也具有美学理论价值。     

从“尚力”到“尚德”:原始崇高美的嬗变

自然观是人对自然界的总体性认识,它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们的自然美观念.从“畏威”到“敬德”,代表了商周之际人的自然观念的转变;相应地,在原始先民的审美世界中诞生了从“尚力”到“尚德”的审美图式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关键是,对于自然的人性化理解和对于自然的伦理内涵即善的意味的发现,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始崇高美的审美特征.     

宋代诗谶的类型划分及心态解析

诗谶作为诗歌阐释方式之一,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对诗歌创作及其阐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人对诗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诗谶文献,而且将诗谶广泛地运用于诗歌阐释当中,这种现象与宋人特殊的生存方式、思想观念、学术风气以及诗学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宋代笔记诗话中的诗谶文献作细致分析,以多重视角对宋代诗谶进行类型划分,解析其阐释心态,这对研究诗谶与宋代诗歌创作和诗学阐释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霜叶红于二月花——论杜牧诗的艺术风格

晚唐的诗歌创作,向来为不少的论者所鄙薄,被贬为唐诗末流。如严羽所谓:“汉、魏、晋等作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沧浪诗话·诗辨》)这个评价是不公允的。诚然,唐末社会动乱,政治腐败。作为这一特定时代的反映,晚唐诗作再也没有盛唐时期的雄浑气象和博大胸怀,直面人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从李商隐的无题爱情诗到温庭筠的爱情词

晚唐诗歌创作与此前诗歌创作的一个显著差异在于爱情题材成为诗人们大力抒写的内容。李商隐无疑是晚唐爱情诗的突出代表,而与他并称"温、李"的温庭筠则开晚唐艳情词之风气。温、李二人在诗的创作上具有相似性,而温庭筠的词与李商隐的诗在艺术上实则也有相通之处。本文拟从对李商隐的无题爱情诗和温庭筠爱情词的比较来看一看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和后者对前者的发展。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如在”与“临在”之间——论朱熹对“祭如在”的理解

在儒家的主流看法中,“祭如在”代表着孔子对于祭祀的基本要求,朱熹并不认为“如在”仅仅是一种主观的“当作”其存在,而是相信鬼神的真实“临在”,只不过这种“临在”并非民间通常所认为的那种神灵降临.对朱熹来说,并不是“如在”的规范要求,而是“临在”的信仰追求,才是其“祭祀如仪”、“必诚必敬”的精神根源,并对其生活产生了切实的影响.     

王昌龄诗歌章法论

作为安排文章结构、布局谋篇的方法和艺术,章法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王昌龄在前人章法理论的基础上,密切联系诗歌创作实践,将诗歌篇体分为"头""肚""尾"三部分,并对各个细部的写作方式作了深入探讨,其中有不少精辟见解对后世诗论产生了一定影响.     

小说可以“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观念考

"诗可以观"是儒家对<诗>之功能的经典阐释,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家在时代语境下运用"观"之诗学理论建构起了自己的小说观念,以适应小说传播的需要.志怪小说观念建构根植于儒家尚"学"的精神传统.     

明代诗学状况与《诗源辩体》的写作缘起

本文主要论述《诗源辩体》产生的创作与批评背景。《诗源辩体》是直接针对历代诗论与诗选状况,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的诗歌创作与诗论的种种倾向而产生的。明代前期以《唐诗品汇》为代表,许学夷评其述源流、序正变方面“率多谬误”。又批评明代中后期几种论诗倾向:偏重学习齐梁、晚唐诗的一派,以杨慎为代表;只提倡学习《诗经》与汉魏诗的一派,以徐祯卿为代表;袁宏道的“背古师心”与钟惺等人的“诡诞相尚”是其反对的第三种论诗现象。针对上述种种诗学状况,许学夷特别强调辨别体制的重要性。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儒、释、道对晚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家彼此渗透、重新整合的晚唐时代，一种长于抒情、偏于写意、善于表现、贵于朦胧的新的审美理想－－优美在此时形成。这一新的审美理想在诗歌创作中通过“不光是泳史的怀古诗”、“不仅是言志的无题诗”和“不限于男女的爱情诗”等大量的作品得以具体展现。正是从晚唐开始，诗歌艺术由壮美、崇高的外在开拓，重新回到了优美、和谐的内心志趣，并开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审美之旅。     

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

晚唐诗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后在诗歌复古运动的冲击下，才渐告消歇，但到南宋中后期，诗坛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过程，久已销声匿迹的晚唐诗风又重新兴盛，且欲取“法席盛行”的江西诗派而代之。在晚唐诗风的复兴过程中，杨万里起了领军作用。杨万里初学作诗，本从江西派入手，但随着江西派诗歌流弊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不满，杨万里本人也从自己尴尬的创作处境中痛感到江西诗法对诗人艺术创造力的扼限，于是脱出江西诗派，转而提倡与江西派诗歌审美趣味迥然不同的晚唐诗风。他不但提出“去词”、“去意”而求“味外之味”，以及“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等系统的诗歌理论，为晚唐诗风的复兴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以此扩大反江西诗派的阵营，彻底转变当时诗歌的流向。所以，“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     

从以史释诗的传统到诗史互证——对中国阐释学诗与史关系的考察

诗史互证是我国诗歌阐释与研究的重要方法,包括以史证诗、以诗证史、诗史互证3个方面.诗史互证的正式提出是在明清时期,但对于诗与史关系的论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两汉,"诗即史"的观念普遍存在于典籍之中,"以史释诗"就是这种观念在文学阐释中的体现;魏晋南北朝,虽然"诗即史"观念存在,但"诗缘情"更得到张扬与肯定;唐宋时期,诗与史进一步结合出现"诗史说",在文学阐释中以诗为史的倾向突出;明清时期,钱谦益提出诗史互证的阐释方法,标志着"诗"与"史"关系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对有清一代阐释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与史的关系的探讨,既是中国古代阐释学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夜莺颂》中的“消极感受力”思想及诗歌意象

约翰·济慈是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领域的杰出代表，“消极感受力”是他提出的独特美学思想，对其诗歌创作实践影响颇大，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文章主要论述了“消极感受力”思想产生的背景和成因，并以《夜莺颂》中的意象运用为范例，分析和探讨了“消极感受力”思想在本诗中的体现。     

“百药”、“百病”学说的生命伦理与美好社会

道教特有的“百药”、“百病”理论,独具特色地就善恶报应观以及戒律制度的执行提出了详尽的阐述,实为道教借医家之名与世俗伦理共同塑造的生命性理、玄理,同时也是事理与情理.其中宗教意识所凝结成的宗教神话,借助独特的思辨特征、叙述方式,从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建立了道教以神仙信仰为基础的人伦之学,是对道教生命伦理的鲜明阐释,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呼应道教“贵生”理念.这一思想对今天倡导的建立美好的社会环境具有启发意义.     

从"怨恨哲学"迈向"友爱的政治学"——对近年台湾文化翻译与阐释中"悦纳异己"思想脉络的观察与读解

近年来台湾人文知识分子对"悦纳异己"发生的兴趣和相关文化论述令人深思.在我们看来,这种文化翻译和阐释实践不只源于学术热情,也是对当今台湾精神状况的焦虑与不满的表达:透过对"悦纳异己"的译介与阐释来介入当下现实,为重建族群之间、两岸之间、本土外邦之间的伦理性关系,寻找一种哲学伦理学的参照.从"怨恨现代性"的分析到对"和解"可能性的探讨,从"大和解"论述到"悦纳异己"说的引入,都表明当代台湾人文知识分子对"宽容"精神的坚持.这或许可以成为改变当前令人困惑的当代台湾社会状况的一种力量.     

类型与变异——论东亚文学视野下的“杜子春故事群”

在跨文化语境下文学传播的研究中,文学类型、文本变异的促因及内在规律探索十分关键.唐传奇《杜子春》取材自佛教故事,主旨却宣扬“成仙不易”的道教观念.该传奇对后世及东亚文学产生较大影响,引起日本、朝鲜文人的仿做、改编,在东亚范围内形成了一组特色鲜明的“杜子春故事群”.以类型学理论和“文化过滤”理论对“杜子春故事群”进行阐释,可见东亚修炼题材小说所蕴含的宗教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