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权利的法定化困境及其破解

作为伦理学命题出现的动物权利论,在西方及我国法学界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他们提出了动物应当成为法律主体,享有法律权利的主张。从法学或者法律的角度主张动物权利,不得不面临动物权利法定化的困境:动物主体如何确定,权利内容为何,如何实现权利?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法律架构中是无法解决的。事实上,动物权利的初衷也是为了保护动物,但它却无法法定化,在社会现状及立法技术条件下,真正能行之有效的动物保护立法策略仍然是动物福利。     

动物福利立法的价值定位

动物福利立法在我国还是一个新颖的有点儿难以接受的问题,这需要对动物福利立法中的价值问题作一个清理。功利主义动物主体论、权利主义动物主体论、整体主义动物主体论已经在理论上论证了动物的主体地位。将动物上升为法律主体的要求也由来已久,并已付诸法律实践。在我国的动物福利立法中,其价值选择应是将动物作为法律上的类主体。     

论动物法律地位

动物权利论或者动物主体论是一个时髦的话题。保护动物是否意味着要赋予动物权利或者将动物上升为法律主体?动物权利论或动物主体论在理论和实践中是否站得住脚?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动物权利论和动物主体论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动物在法律上仍应当作为特殊物、特殊的权利客体来看待,并提出我国的立法中动物法律地位的应有定位。     

关于动物权利的法学思考--兼论中国动物保护法的构建

"看家狗长期栓在铁链上"引发了作者的法学思考.文中阐述了动物能否成为法律关系主体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动物事实上享有权利(至少是伦理上的权利),动物至少享有不受虐待权、群体生命权等权利,权利冲突应得到综合平衡的双赢解决,违法犯罪救济应更具科学性和积极性.中国应顺应自然规律和国际潮流,出台全面的动物保护法,促进动物的法律保护,填补动物保护法律真空.     

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之法学辨析

本文在主客二元法律结构和由该结构所维护的法律秩序之下，从法理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对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在法学上的应用可行性进行了论证。结论是法学上应采用“动物福利”而非“动物权利”。最后本文对法学上的“动物福利”与动物保护学、动物伦理学上的“动物权利”之间的学科转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动物保护模式辨析及我国的选择

人类由动物演化而来,仍将与动物相伴而生,为维护和增进人类福祉,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动物已成为当代社会的共识。保护动物的理论基础包括新人类中心主义、动物福利论、动物权利论等,相应的立法形式表现为初始形态的反虐待动物模式以及较高层次的动物福利模式甚至动物权利模式。考虑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国民的接受程度以及社会文明健康发展的需要,走以反虐待动物模式为起点的渐进式发展路径,是推定我国家养动物保护的合理选择。     

论动物法律主体资格的确立——人类中心主义法理念及其消解

从逻辑上讲,并非不能将法律人格赋予动物。动物权利的保护,不应作为客体保护,而应作为主体来保护。主体的产生,乃是根源于社会利益和权利保护的需要。而主体在形成后也在不断扩张,诉讼实践就是主体扩张的重要动因之一。文章从主体、法律主体、民事主体、诉讼主体而及动物,以动物的生命权为核心,力图确立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通过对动物主体地位及动物权利的论证,对人类中心主义法理念予以解构。      

加强动物保护立法的思考——兼评动物的主体地位

动物不能成为人类道德的主体,动物成为人类法律关系的主体也存在诸多障碍。在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为了维护生态平衡,对动物加强立法保护非常必要。我国在动物保护立法方面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着不足。针对我国动物保护立法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做如下努力：第一,明确动物保护立法的原则;第二,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部门法中有关动物保护的规定;第三,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基本法》及其他配套法规。     

动物保护的“十字路口”——我国民法典编纂中动物保护策略的展开

我国民法典编纂正如火如荼,编纂一部完整、全面的民法典需要法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努力,日前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再次引发了学界对动物法律地位的探讨,重振了社会对于动物保护的信心。学界对于动物主体地位的探讨已形成结论,但是民法典的编篡再次使“权利”一词风靡。基于对《德国民法典》第90条a款的错误理解,动物权利再次成为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旗帜和口号,但实际上遵循社会发展历史并参考法律实践,动物权利这类跃进式探讨并非目前动物保护策略的最佳选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编纂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如何体现动物保护的基本精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动物只能是法律关系的客体

自从德国民法典第90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及德国1998年修订的《动物福利法》和奥地利2004年修订的《联邦动物保护法》把动物确定为人的伙伴动物之后,动物的法律地位问题再次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经研究后认为,动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本文对这些立法及国外特殊的判例和风俗进行了分析,认为动物只能是特殊的法律关系客体或者保护对象。     

现状与展望:中国动物保护立法的思考

以动物福利为导向的现代动物保护立法,已经有近两百年的制度发展史。与之相比,我国现行动物保护法,尚非真正意义上的以保护动物个体利益为目的的法律。其立法的主要缺陷表现在:在立法宗旨上,动物只是纯粹的资源,忽视了动物个体的利益;立法分散、法律规定少;受保护的动物范围有限;法律缺乏执行力。动物福利立法的缺失,带来诸多不良社会后果,鉴于此,中国需要健全动物保护法,将动物福利理念贯穿到现有法律中,其具体立法原则应当坚持:第一,残酷非法化;第二,基本福利为补充。     

论动物福利法的基本理念

“承认和维护动物福利,认可和维护动物的自然权利,尊重生命、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保护动物福利也是保护人的利益,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这些是动物福利法的基本理念。动物福利法确认的是“动物的权利”,而不是“动物的人权”,更不是法律确认了动物是人。尊重生命是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的思想基础,不虐待动物是尊重生命的起码要求。科学精神是动物福利法的基础,人文精神是动物福利法的灵魂。只有形成并贯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理念,才能在一个汇集多种文明、多种主义、多种观念的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启动和推进动物福利立法。     

中国人权法律保障的制度实现

尊重和保护人权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一项事业。中国自从 1991年国务院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以来 ,人权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政府也在各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改进和完善人权的法律保障。但从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 ,这一项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 ,与国际标准相比还有一些差距 ,这都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本文围绕着人权法律保障 ,从立法、司法及执法三个方面具体论证了中国人权法律保障的制度实现。     

再论动物权利的理论基础——生命自由先于行动自由

对动物能否拥有“权利”这一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权利”概念本身的理解:把权利理解为主体自由选择的能力还是理解为生命生存的能力。而对权利概念的不同理解基于人类生活世界的历史性变迁,在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人类社会乃至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存在的时代背景下,赋予动物以正式的法律权利不是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而是挽救地球文明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