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越花山岩画的稻作文化解读

花山岩画为先秦时期生活于广西左江流域的骆越人所创作.先秦时期,水稻种植已经成为骆越社会主要的经济来源,骆越社会由此形成的宇宙观、价值观及生活习俗、信仰仪式皆体现出稻作文化的特征.在花山岩画中,诸多图像元素体现出丰富的稻作文化特征,如"蛙形人""日芒纹"强调对青蛙、鸟的崇拜,"饰羽人"、行船图对太阳、江河的敬畏,以及人们与自然生态融为一体的祈愿.而花山岩画的作画地点选取,则直接与稻作生产仪式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花山岩画本身就是一种稻作生产的祭祀仪式.这些稻作文化记忆,有的形成了民间信仰的仪式活动,有的衍生出了民族节日.稻作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生态融为一体的宇宙观,在当代社会依然极具生态环境保护价值.     

“骆越花山岩画文化”在文创设计中的运用

花山岩画的来源岩画定位提供了艺术起源问题探讨的重要对象和途径,基于艺术发生学研究,及其“艺术前的艺术”理念花山岩画不仅具有“前艺术”的性质特征,而且具有艺术发生过程中“前艺术”与艺术交叉、交界、交接的特殊性,是“前艺术”向艺术过渡的重要发生点,承上启下地链接了骆越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形成了骆越先民发明精神的骆越文明形成,提供了艺术生成的基因和基础,具有艺术发生学意义和其研究价值。该研究旨在通过将“骆越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高科技手段,将其包装设计运用到文化创意产品中,进一步挖掘和展示内涵,促进提供应用价值,同时也构成一种传承与传承相结合、薪火相传的民族文明传统,这也是一种演绎古老文化、提升“骆越文化”活力和魅力的现代应用设计,打造本土文化创意产品精品,推动广西与东盟各国的文化交流,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左江花山岩画与托雷斯海峡群岛岩画的比较

托雷斯海峡中西部群岛和广西左江花山都有赭红色的岩画艺术。对比研究发现:花山岩画的创作时间比托雷斯海峡群岛岩画早,但其所反映的生活方式更丰富;两地岩画图形虽都是图案式的,但花山岩画中人和动物图形具有较强的写实风格,群岛岩画图形除了写实风格的人和动物之外,还有似人似精灵的图案,使岩画呈现出更原始、古朴的自然崇拜色彩。     

左江花山岩画与托雷斯海峡群岛岩画的比较

托雷斯海峡中西部群岛和广西左江花山都有赭红色的岩画艺术。对比研究发现:花山岩画的创作时间比托雷斯海峡群岛岩画早,但其所反映的生活方式更丰富;两地岩画图形虽都是图案式的,但花山岩画中人和动物图形具有较强的写实风格,群岛岩画图形除了写实风格的人和动物之外,还有似人似精灵的图案,使岩画呈现出更原始、古朴的自然崇拜色彩。     

浅论越南使臣与花山岩画

在中越宗藩关系存续期间,越南派往中国的使臣,在途经广西左江流域时,面对谜一般的花山岩画,留下了较多的考察和描述文献.现存32份越南使臣留下的花山岩画文献,总体而论,文体类型多样,形成时间跨度大,描述层次深浅不一,反映出越南使臣不同的花山岩画形成观.越南使臣对花山岩画的较高关注度,其原因既有对异邦好奇的因素,也有对广西边境地区特殊关注的考量,更有可能受越南历代相沿的花山观的影响.     

广西宁明花山岩画的保护与防治研究

宁明花山岩画是壮族先民骆越人遗留下来的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遗产 ,1988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经过 2 0 0 0多年历史的变迁 ,在地质与自然因素的影响下 ,岩画已严重剥蚀。因此 ,保护花山岩画迫在眉睫。本文通过对花山岩画损害情况及其原因的分析 ,根据文物保护的基本要求和现有的保护手段 ,提出宁明花山岩画保护与防治的对策     

汉象郡府治“临尘县”方位地址的文化人类学考释——花山古都“临尘县”的人类学系列研究之二

龙州县上金乡政府所在地及周边近年来考古发现有汉代墓葬、汉庭遗址以及青铜器和玉器, “岜伤”安置骆越将士战死者灵魂的神话、民间传说与泰汉时期骆越先民抗击中原王朝或与相邻族群爆发冲突史实的较为吻合,上金乡的船街作为延续骆越先人船祭水神祈福的重要物证,以紫霞洞为中心的左江流域壮族民间以侬峝节、抢花炮等形式传承古骆越生殖图腾崇拜文化,上金乡政府所在地周边一些村落的古今地名信息存在高度重合,尤其是运用壮族语言思维模式对照分析发现“临尘”与“上金”所指地名一致.这些文化遗存进一步肯定了“汉象郡治临尘县所在地在当今龙州县上金乡政府所在地,花山古都就是临尘县”的基本推断.这对于构建民族文化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也对我们准确把握花山文化的地脉和文脉进行科学规划花山文化旅游产业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译介的难点与对策——以左江花山岩画为例

对外译介正是花山岩画走向国际视野的一个必然选择。通过对外译介,花山岩画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实现其多方面的价值。但是在左江花山岩画的对外译介过程中,花山岩画本身具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和历史原因造成了对外译介的一些困难。针这些难点,应该打破传统单一的译介模态,采取多模态结合的译介形式,借助有影响力的现代传媒力量及谨慎采用翻译策略等对策,实现良好的交际效果,达到对外译介的最终目的。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译介的难点与对策——以左江花山岩画为例

对外译介正是花山岩画走向国际视野的一个必然选择。通过对外译介,花山岩画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实现其多方面的价值。但是在左江花山岩画的对外译介过程中,花山岩画本身具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和历史原因造成了对外译介的一些困难。针这些难点,应该打破传统单一的译介模态,采取多模态结合的译介形式,借助有影响力的现代传媒力量及谨慎采用翻译策略等对策,实现良好的交际效果,达到对外译介的最终目的。     

广西各类型铜鼓的分布与铜锡铅矿点之间的关系——兼论广西古代铜鼓矿料来源和铸造地问题

广西的铜鼓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算起已经30多年,但是在万家坝等8型铜鼓中,比较明确矿料来源的只有北流型和灵山型,铸造地问题也是一直悬而未决.通过比对广西各类型铜鼓和铜、锡、铅矿点的分布范围,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高度对应:铜、锡、铅矿点的分布是影响铜鼓分布的重要因素,矿点开发的程度和年代早晚也间接影响到铜鼓类型的兴衰发展.这样的分布规律暗示着铜鼓应是在古人有目的地选择靠近矿点的地理位置后,就地或就近取材铸造.铜鼓从云南传入广西后,在广西被“本土化”,骆越、西瓯、僚、乌浒、俚等先民利用广西丰富的矿产资源,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铜鼓文化.     

老挝克木族铜鼓考察

克木族主要居住在老挝北部,是现今仍在"使用铜鼓的民族"。国内外学术界对老挝铜鼓情况了解甚少,通过对老挝馆藏铜鼓和克木族铜鼓文化的考察发现,老挝博物馆收藏有较多数量的铜鼓,这些铜鼓大多数为黑格尔Ⅲ型鼓,即中国学者所称的"西盟鼓"。老挝克木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村社文化保持着封闭性、凝固性、稳定性的特征,尽管老挝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铜鼓文化在克木族聚居区仍保存较好。目前,铜鼓仍被广泛地用于求雨、占卜星象、祈求丰收、祈福等各种仪式。     

川南都掌蛮铜鼓文化探讨

在历史上拥有巨量铜鼓的川南都掌蛮 ,既是铜鼓的使用者 ,又是铜鼓的铸造者和铜鼓文化的原创者。都掌蛮铜鼓在使用、流传过程中 ,充分发挥了伴歌节舞、媚事鬼神和夸富显贵、集众征战的社会功能 ,铜鼓是都掌蛮的神灵之物 ,也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都掌蛮铜鼓文化与悬棺葬俗交融渗透、融为一体 ,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铜鼓文化的内涵 ,更从本质上表现出铜鼓文化是都掌蛮古老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     

多元一体维度下石寨山型铜鼓纹饰的文化解读

以滇池盆地为中心的古滇国地理环境中产生的石寨山型铜鼓及其纹饰为图像文本,将石寨山型铜鼓纹饰纳入中国早期青铜文化发展演变序列中进行解读。石寨山型铜鼓的定名源于1980年在南宁召开的"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会上确立了铜鼓的"八分法"。石寨山型铜鼓在八大类型中独树一帜,纹饰特点鲜明,主要有翔鹭纹、羽人纹、牛纹、鹿纹、同心圆纹、锯齿纹等。在对纹饰元素的整合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在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维度下,探讨石寨山型铜鼓纹饰形成的动力及其在由祀入礼、神权构建中的功用及意义。     

文化转型与文化适应--以云南省金平县者米乡苦聪人(拉祜族支系)为例

云南省金平县苦聪人,经多年的研究识别,于1985年划归为拉祜族的一支.笔者通过多年来的对比调研发现,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虽然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促使其生计方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但是经济上极度贫困、社会发育程度极低、文化适应难度较大等问题目前仍然相当严峻.其主要原因在于苦聪自身文化系统在非内动力驱动的前提下,即外界不切实际的介入下发生了断裂,使体系内部的自我调适能力受到破坏,从而减缓了其文化适应的步伐,因此出现了文内分析的一系列文化的不适应问题,进而导致了其社会内部整体发展更加缓慢.为此提出族群内部的自身文化系统的良性运转和传承对本民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Adult mortality among the descendants of immigrants in England and Wales: does a migrant mortality advantage persist beyond the first generation?

Little is known about mortality among descendants of immigrants in western host countries because many descendants have not yet reached the ages of high mortality.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migrant mortality advantage recently observed among immigrants in England and Wales persists, converges to levels of the White England and Wales-born population or reverses among their descendants. Survival analysis is used to study mortality among over 500,000 individuals in a large, longitudinal dataset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Longitudinal Study). A recent update to this data provides a longer time series with an older sample of descendants to study.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as a combined group, the descendants of immigrants have higher mortality than immigrants and White England and Wales-born. After adjusting for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mortality among descendants attenuates to the mortality level among the White England and Wales-born but remains high relative to immigrants. Analysis by ethnic minority group suggests there are important differences in mortality among descendants, particularly in the persistent high mortality among the descendants of Black Caribbeans. However, the age structure among descendants is still young and the estimates for ethnic minority sub-groups may not be robust. We await the further ageing of descendants to confirm or challenge these interesting sub-group findings by ethnicity.     

南、北侗族音乐形态及传承的比较研究

侗族聚居地分为南、北两大方言区,但其先民均来自古越地区,南、北侗族是同源同宗的一个少数民族。由于地域地貌、方言语调、生活习惯和受周边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影响程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音乐发展路径,导致了两地民歌形态和风格出现差异,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将对南、北侗族的音乐形态与传承两个方面进行展开论述。     

掸傣民族源流问题述论

掸傣民族共源于百越民族群体中的骆越,其先民在南北朝时期被称为僚族,很早就分布在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的结合部,并有逐渐向南扩展的趋势,当近现代国家产生以后,原来有族源关系的各部分,开始分属于不同国家,出现了虽有关系但又有区别的掸、佬、泰等族称,这反映了近现代国家观念意识之下新民族群体的诞生,同源异流民族的分化与发展最终完成。     

中亚回族与口传民歌"花儿"——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民俗文化考察

东干族是指19世纪移居到中亚地区的中国西北陕甘宁回民及其后裔,亦称中亚回族。他们在130年前远离祖国之时,将西北地区的"花儿"民歌也带到了中亚地区。在苏联集体农庄时代,"花儿"民歌曾盛行于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聚居农庄,其知名歌手至今健在。苏联时期的东干语文献中也收录有"花儿"民歌。中亚回族传承了中国西北回族唱"花儿"民歌的民俗文化。在海外回族中流传的"花儿"民歌资料,是中国"花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应加以研究、抢救和保护。     

羌族医药的生存状况及发展前景分析

羌族地区的中草药资源是羌民族区域经济中的一个潜在优势,羌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中,经过长期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诊病治病临床经验,有独具特色的羌医羌药。羌族医药虽散见于民间,在羌民族种族延续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羌族医药必须加大投入,走产业化道路,并依托医药资源发展当地旅游产业,促进羌医药文化的传承,这些措施对羌医药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发扬羌医药文化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