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经”之体——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新探

作为《文心雕龙》总论的"枢纽"部分,必定有论及"文体"的篇目,那就是"宗经"篇。刘勰"宗经"主要"宗"的是五经之"体"。而每一经之"体"都包括"义"与"辞"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义"是内容要素,是"体"的内在结构;"辞"是形式要素,是"体"的外在结构。"宗"经之"体"主要偏重于"辞",而又不完全废弃于"义"。     

“名”以言“道”:老子“道体”的逻辑构建

"道"的本义无他,唯"名"而已。"名"的有无,构成了道的体系,"无名"以言道本,万物之始的状态;"有名"以言道功,万物由生的功用。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抽象地涵盖了天地无极,万物皆在无名与有名间出入往复,而其中妙理,可见于"欲"字。"无名"即无私、无欲;"有名"即有私、有欲。"恒无欲"与"恒有欲"对应的主体非体道之人,而是"无名"与"有名"。观欲而知欲之所由,于无欲中体"无名"之妙,道法即在这个"欲"的有无中隐藏,因此为"众妙之门"。老子道义的确立,是一个严密的逻辑过程,而"名"的概念是这个逻辑过程的关键。"名"非人为命名之名,表示的是事物的内在属性,"无名"、"有名"是贯穿老子思想体系的逻辑元素,知"名"才知"道"。     

试析《庄子·大宗师》篇的"真知"

《大宗师》篇的"真知"是"真人"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有"真人"才会有"真知"。"真人"与道同体,天人合一。"真知"也就是"知道"。要知道"道"乃是化生万物之根本,人的生死为"道"之所化,死生存亡本为一体,而"得道"则是一个不断剥离物欲的过程。要想获得"真知"必须打破对生死的迷执,必须摆脱仁义是非的束缚,还要经过"坐忘"的过程,最终达到"不知之知"的境界。"安命"是获得"真知"后的无奈的选择,但正是因为"命"对人的限制才促使人们不断对"道"进行追寻与探索。只有"道"才能引领人们找到心灵的安顿之所,才能找到真正的回家的路。     

歌唱艺术中情与气的功能性研究

"情"和"气"在传统唱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具有特殊的功能。情是"音"的本源,气是"声"的本源,音乐是"音"与"声"的统一,歌唱是"情"与"气"的统一。因此,处理好"情"与"气"的关系是决定歌唱艺术效果的关键所在。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情范畴是正确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关键

中国传统心性思想的主流是"性善"论,对孟子"性善"论,前贤多从先验、天赋的维度来理解。但此类论证有一致命缺陷,是"一种推论"而非实际内容。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先秦儒家心性思想的另一重要范畴"情"受到关注。"情"是中国哲学、先秦儒家重要范畴之一,理解孟子"性善"论的"性"就必须把"情"作为基点。孟子是从情感的维度来看待人之本然,作为人之本然的"情"为善,率"情"而发,扩而充之,则"性"为善。"性善"之"性"由"情"所构,由"情"所生,这正是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关键之处。     

流行词语“无所谓”的语义指向和语用功能

"无所谓"本是一个古语词,源于战国时代,意谓"没有所说的"。此后大面积使用,凝固成了动词,意即"说(算)不上"或"不存在"。后传承至今,成了一个流行词语,作形容词用是其强势用法,是"不在意、满不在乎"的意思,具有单指、多指、任指、虚指、同指和偏指等语义指向。由其构成的句子有"单面"和"双面"两种用法,具有"评价"与选择、"淡化"与"自损"、"轻视"与凸显"话题焦点"等语用功能。动词"无所谓"是"谈不上、算不上"的意思,具有"否定"、"谦虚"和凸显对比焦点等语用功能。     

感悟老庄之道:玉米与白菜

"道"是老庄思想的核心范畴,究竟何为"道",古今有诸多观点。本文试图用"玉米"和"白菜"类比识别老庄之"道"。天道观中,老子侧重"道"为宇宙万物本源,庄子凸现"道"的世界万物整体;致知论中,老子视"道"为追思存在,庄子悟"道"为自由世界体验。天道观、致知论,老子强调"道"不同于物,俨如"玉米",留给大家美好的期望;而庄子强调"道"不与物二致,俨如"白菜",叶子与白菜同为一体,不舍不弃。"玉米"与"白菜"的区别可能就是老庄"道"之差异。     

论荀子的逻辑思想

荀子的"正名"论包含了丰富的逻辑思想。他反对"名家"那种纯粹的逻辑研究,主张"正名"是为了"明分",并强调"王"的"制名"权。他探讨了"名"的种类,并在坚持感觉的基础性作用下,提出了"制名"的四种方法。为了回归"王"所制定的"名",荀子认为儒者必须在"圣王没,名守慢"的时代以辩说来澄清谬论,从而驳斥那些"以名乱名"、"以实乱名"和"以名乱实"的诡辩。荀子的逻辑思想是先秦儒家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有其优势,也可能导致国民缺乏真正的"协商"意识和"科学"精神。     

"文学以文字为准"——中国古代的文学特征论

中国古代的"文学",是一个广义的泛文学概念,它包括美文学和学术文章在内的一切文字著作。"文"的本义是"错画"、纹理,汉字都符合"错画"、纹理的特征,因而汉文字著作都可称"文"。正如清人章炳麟所概括:"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趁彰为准。"即衡量"文学"的特征是"文字",而不是"趁彰"——"文采"或"美"。与此相对照,西方"文学"更多地是指以"美"为特征的文字著作,或以"艺术"为特征的语言文字作品。这种"美"的"艺术"特征,或指"形象",或指"情感",或指"形式",或指"虚构"。中国古代文论诚然不乏对文学样式的"形象"、"情感"、"形式"、"虚构"等属性的分析,但从未把它们作为一般文学作品的必备特征来强调。     

“礼仪”与“礼义”考辨——兼谈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中对礼仪之“仪”的误解与误用

"礼"与"仪"原本不分的。"礼"是通过特定形式体现的特殊意义,"仪"是体现特殊意义的特定形式。形式与意义合二而一,形式本身就是意义,意义本身就是形式。"仪"就是"礼","礼"就是"仪"。当"仪"与"义"与"礼"相结合时,"礼仪"与"礼义"二词具有极大的相合之处,而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仪"是形式,"义"是内含。一旦"仪"脱离了"礼",甚至背离了礼之义,即"礼"的基本精神,"仪"就褪变为虚伪的形式。所以在礼的本质方面,我们强调"以仁释礼";在礼的作用方面,我们强调"成人"——"成仁";在礼的特征方面,我们强调礼的无限性。这样,我们就把"礼仪"这一概念与当前学术界、特别是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方面所讲的"礼仪"完全区别开来。     

“当”的本义与“当”类词语释义问题——兼论本义本位释义法

所谓"当"类词语,可以指包括"当"在内的以"当"为词法或句法成分的一类词语。"当"使"当"类词语成为一定规模的词语系统,并造成系统内部相当复杂的词语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恰当认识"当"的本义,对解释包括"当"在内的"当"类词语的意义,具有关键作用。事实上,对"当"及"当"类词语意义的解释,的确存在禁不起推敲的地方,影响对此类词语的学习、掌握、运用。通过恰当认识"当"的本义,有助于解决"当"类词语中存在的释义问题。     

僧肇的"不真空"义--兼谈"六家七宗"对"空"的理解

"空"是佛教大乘空宗的一个核心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空"?魏晋时期,中国佛教界对之有不同的理解。以"六家七宗"为代表的"格义佛教"以"无"来解释"空",或认为"空"是"本无",或认为"空"是"色无",或认为"空"是"心无",总之是认为"空"只是"无",而与"有"无关。僧肇作《不真空论》,驳斥了"格义佛教"对"空"的这些错误理解,认为"空"是"色法"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有无间性","空"不简单地就是"无",而是由"有"和"无"共同构成的。因为构成"空"的"有"和"无"都是"不真"的,所以"空"也是"不真"的,是为"不真空"。     

“普通话”改称“标准话”论说

"普通话"一词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称谓,其定义与称谓皆已陈旧过时。"普通话"并非"普通的话",而是"标准的话"。"国语"、"华语"等称谓同样不能概括反映"普通话"之"标准话"特征。"普通话"一词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产生过程和历史渊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应以更为科学、严密的词汇取而代之。以"标准话"取代"普通话"正是时事所需,实至名归。     

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诞生前的准备工作——核心概念的使用、阐述与嬗变

1843年,马克思在其著作中通过阐释"观念"与"意识"的概念,间接地表露了当时还相当模糊的"意识形态"思想。马克思认为,观念是一种"价值选择"的结果,"逻辑问题"是错误或虚假观念得以产生的原因,若想改变它,就必须从改变意识做起。马克思了解到"意识"及"观念"皆与"现实生活"分属于不同的领域,这是其"生活决定意识"原理的发端。从1844年起,他开始将"意识"与"观念"作为阐释的"主角"。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分析"劳动异化"的现象,说明了意识形态形成的"实践"环节,并阐述了"虚假意识"的生成原因。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并未直接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但实际上是他的意识形态思想得以形成的酝酿期。     

"不比"句多义性动因考察

"不比"句从形式上看是"比"字句的否定形式,但在意义上是不是"比"字句的否定式,众说纷纭。本文认为"不比"句不仅从形式上看是"比"字句的否定式,同时从意义上看也是"比"字句的否定式。"差比"本身包含"胜过"和"不及"两个意义空间,"不比"句在否定"胜过"义时必然留下两个意义空间:"等同"和"不及";在否定"不及"义时也必然留下两个意义空间:"等同"和"胜过"。这是造成"不比"句多义性的根本动因。"没有"句的功能是表示"不及"义,是从"不及"的角度去说X、Y之间的差比关系,因此,严格地说它不是"比"字句的否定式,不具有否定功能。     

释“石”

"石"是汉语中的一个常用名词。从上古到中古"石"一直有yak或ǐεk的读音和"大"的义项。上古和中古时期的"硕"也有上述两个读音。从现代汉语方言材料来看,"石"跟"硕"在读音上发生分化的时间是近代以后。虽然"硕"也有"大"的义项,但跟"石"不同的是,该义项是其语源义,而"石"所具有的"大"的义项是由于跟"硕"读音相同,通过通假的方式获得的,其本身并无该义项。"石"的"量器"义是在其为"容器"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石"经常作为称重物的量器,因而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作为重量单位词的义项。表示"谷一百二十斤"的"石"跟"■"是同源词。"石"读为"儋"的原因之一是从俗,其发生的语言基础是汉语中存在的同义换读现象。     

近代中国运用现代“革命”意义的历史探源——从康有为说起

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的现代"革命"知识侵入中国。近代国人在格义或运用现代"革命"意义时,总受缚于中西"革命"知识系谱的冲突。康有为围绕着"勤王"、反对"革命排满"、主张"立宪"的主题,积极或消极地运用现代"革命"意义,并使儒家革命不断地与现代"革命"知识系谱融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却失去了近代中国的"革命"领导权。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或立宪派)与革命派联手造成了儒家"革命"的"主体"、"内涵"、"道德标准"、"本质"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型,为推进近代中国特色的现代"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     

杜诗“吴体”探论

对杜诗中"吴体"的认识,由宋迄今,说者纷纭。清人梁运昌于《杜园说杜》中所提出的"方言谐词"说,经检验,是最符合"吴体"之"吴"的特性的。梁运昌的"方言谐词"说,是建立在黄生"俗体说"与许印芳"吴中歌谣说"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方言谐语"中的"吴声"之缘故,而使得杜甫的《愁》诗出现了平仄"不谐"的现象。而这种所谓的"不谐"现象,实际上为宋人以当时通行"官话"的四声进行验按的结果。而"拗体"之说即因此而始。所以,"吴体"的准确定义应为:凡篇中杂以吴地方言俚语及其声调(即"吴声")的近体诗,即为吴体。     

神·意·道：苏轼文论、画论、书论的比较研究

通过几对范畴"神、形"、"意、法"、"道、艺"来探讨苏轼文论、书论、画论的同构。"传神"本是绘画理论的概念范畴,苏轼将之运用于对文学和书法的阐发,提出"传作者之神(人品)"的理论。同时以人论艺,提出"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书如其人",认为观书如观诗,观诗如观画,观人即观书。就"意"与"法"而言,苏轼出于对独立自由的艺术精神的重视,崇尚"意",同时注重"意"与"法"的辩证关系。而在"文"、"艺"与"道"的关系上,苏轼强调"艺"与"道"的"两本""两进"的原则,为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