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化的文本对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观念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列象是作为历史与文化的文学文本，而文化批评的理论平台却是文化、历史与文本的对话关系。针对当前学术界在历史与文化关系问题上的概念性纠缠和阐释性迷惘，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构想出发，对历史与文本、文化与文本、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分别展开探讨，指出新历史主义在泛文化形态的文学批评中提倡的是历史与文化在文本层次的对话，而在文化批评理念中实现的是历史阐释性回归和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学术理想。     

互文性与文学经典

互文性理论注重把经典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坐标体系中予以观照：从横向上看，它将一个经典文本与其他文化文本、潜文本进行对比研究，让经典文本在与其他非经典文本的对话和移位中显露出它的平民特性；从纵向上看，它打破传统文学研究中对影响、渊源和承继的探讨，否认经典的崇高地位，从而获得对文学史和文化传统的全新认识。用“互文性”来描述经典文本间涉的问题，不仅显示出了经典文本内部多元文化、多种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而且也呈示出了经典的深广性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内蕴和社会历史内涵，但是也有抹煞经典文本此时此地的独一无二性和原创性之弊。     

"批评越界"与"话语振摆":文化诗学的"理论链"建构观念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全面崛起于后现代文化的话语场,在与各种当代理论的相互碰撞之中逐渐形成文化诗学的学术品格.在泛文化形态的历史批评中,它提倡文学研究从历史文本转向文化形式而建构跨越学科界限的诗学概念;在历史性的文化批评中,它主张在各种批评理论之间的自由流动而实现跨越话语界限的批评理念.从文学研究的越界批评到文化理论的话语振摆,文化诗学以文化文本的概念重新引入历史文化的整体性思路,在泛文化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理论话语的对话体系.     

观念形态与社会文本——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

本文以对话方式集中讨论了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涉及文化研究的历史发生学、批评主旨、研究对象等相关层面。作者指出，时代现实性与文本现实性是文化研究得以出场的历史逻辑，作为西学资源的理论话语形态和分析模式是其在中国大陆得以复制的历史性成因。本文亦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学界关于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某些争议要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后殖民翻译理论下的权力差异性研究

后殖民译论突破了传统的纯语言转换之文本中心主义，更加关注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隐匿在译本背后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不对称的权力差异成为后殖民译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参数，它在数量、写作和文本选择等方面影响着后殖民文本的翻译。基于此，在历史与比较的分析方法上，强势文化殖民化过程中应以归化为主，弱势文化解殖民化过程中应以异化为主，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对话中应采取杂合策略，汲取其他文化的长处，不断提高本族文化机体的适应性，对本族文本翻译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文本解读中的效果历史意识

效果历史意识是哲学解释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是理解和解释得以展开的基础,驱动解释学循环的动力。效果历史意识涵盖文本阅读效果史、生活经验、传统以及读者与文本的对话关系。因此它既是相对固定的整体,又是不断运动、调整、开放的结构,同时蕴含着对解读的历史先在给定性的反思,这是读者必须恪守的“效果历史原则”。效果历史意识的本质是对存在时间的经验,只有真正实现了的时间才能被经验到,从而即便过去,也能收藏在效果历史意识中,在文本解读时重返当下与文本对话,参与文本意义建构。读者的效果历史意识通过与文本的平等交流才能得以自我检视,一部经典只有不断地与读者的效果历史意识对话,才能常新长生。     

效果历史与文学经典

效果历史是哲学解释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归属于理解者的前理解性质,是解释学循环的基本构素,是理解和解释得以展开的基础。理解者的效果历史对应着他全部的社会历史生活经验。在理解文本的过程中,读者通过调动效果历史里的有效积累与文本进行对话,参与文本意义建构。文章以文学经典解读为例,说明了效果历史的开放性质和建构作用不仅使得读者经由与经典文本的对话实现了自我检视和修正;而且经典文本也通过与读者效果历史的平等对话才能得以确立,一部经典只有不断地与读者的效果历史对话,才能常新长生。     

从内部研究走向文化研究--20世纪西方文论的转向与回归

20世纪西方文论在经历了“非理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之后 ,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两大文论主潮开始了对人本身以及对文本“文学性”的探索 ,而它的深层转向———文化转向则将西方文论从占统治地位的内部研究走向了文化研究 ,由此重新关注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 ,并赋予了文本以开放的社会历史内涵 ,它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 ,是一种深层的转向与历史的回归 ,具有时代的历史性和必然性。     

对话：宗教文化不平衡与平衡共生辩证发展——以羌族释比文化与道教、基督教对话为案例

羌族释比文化的基础是万物有灵与自然崇拜,它与发展成熟的汉族宗教文化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发生着横向不平衡的共生关系。在近百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羌族释比文化亲和汉文化,对话西方基督教文化。以对话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生态环境与生存机制,在不平衡的对话中守护与建构、体认与再生。形成了与他者宗教文化的辩证平衡发展。这是羌族宗教文化的历史、重建、发展的特征。对于全球化多元宗教文化和谐发展与共享,提供了一个多元宗教文化共生、共享发展的案例。     

当代文化批评的修辞策略

由于“精神殖民化”现象存在，他者话语进入言语结构，当代文化批判往往呈现乌托邦特征。阐释只能达到公共含义层，意图的私有化令阐释无法彻底。本文认为修辞批评是当代文化批评的取向，当代文化批评的修辞策略正在于促成文本、作者、阐释者的多元对话。对话性修辞批评要求批评与文本的意义内核交锋，是双向言说、异声同啸而不是自说自话的独语，这样批评才能显示其创造性。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及其文化功能运作

新历史主义批评选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作品作为主要批评对象,旨在寻找一方文化演示的舞台。它将文学文本当作文化文本解读,发掘、建构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化意义系统。它改写作品“历史”,突出“自我形塑”的力量,并用隐喻式结构表达出来,整个批评操作过程,都是一种文化功能的体现。     

义和团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后义和团"的文本类型比较研究

20世纪初义和团硝烟渐散,然于此事件的文本记载经历了"拳匪"话语和"英雄"话语的历史转化,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承载义和团历史记忆的文本历史地传递着变迁的轨迹与深植其中的意义、价值,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义和团,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被叙述的符号,成为历史文化象征,甚成为历史重构中重要一环.     

语言、经典与传统——对于母语教育的另一种思考

从语言的本质看,语言是倾听的。语言不是简单的工具、符号,其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具有情感性和人文性。母语作为文化语言、本源语言,是我们理解自身、确立自我的关键。汉语汉字具有民族性特点,传统语文教育经验值得汲取。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经典文本以母语为媒介,是个人与自身、他人、文化传统、现实社会对话的场所。同时,语言、经典承载的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面向未来,在与现实的对话中不断更新、发展。     

文本与历史的交融——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威弗莱》研究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威弗莱》成功地再现了英国苏格兰地区18世纪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状况和文化传统。有必要以新历史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这一基本观点为视角,揭示《威弗莱》与它所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间的对话性关系。高地氏族领袖弗格斯被送上断头台预示着当时苏格兰的政治命运,女主人公佛罗娜·麦克伊沃的命运表明苏格兰民族文化虽历经磨难但最终得以传承和发展。同时,司各特以詹姆斯党人的起义和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蓝本,运用小说的艺术形式将其记录于文本中,实现了文本与历史的交融。     

活动链与过程史:一种文化诗学的文学史观

文学作品、社会结构、历史情境与阐释主体的各种隐喻关系是文化诗学批评的研究基点.文化诗学的理论体系,将历史性的文学文本放置于文化生产的流通网络,提倡作为"文化过程"与"社会能量"的历史文本观念;将文化性的历史阐释放置于文化再生产的流通过程,建构作为"社会生产"与"能量流通"的文化文本理念.借助文化产品与社会能量形成的历史活动链,文化诗学在历史文学的诗性空间呈现出一种面向文化生产过程的文学史话语.     

中国古代生态文化:为了复兴的反思

中国古代生态文化作为当代生态文明的源头活水 ,受到人类社会的高度重视。“天人合一”思想是它的基石 ,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自然崇拜是它的特殊表现 ,而尊重自然规律是它的精华。这一优秀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出现衰落 ,其原因在于它的基本精神被抽象化和宗教化 ,从而切断了人与自然的对话途径 ;在于封建社会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服从于调整社会关系 ;在于古代农耕文化与生态文化本质上的矛盾和冲突。新世纪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然包含古代生态文化 ,所以我们要重新认识、解读和重视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的价值和历史意义     

莎士比亚悲、喜剧中的贵族文化解读

贵族文化是随着贵族阶层的确立而盛行于中世纪欧洲的重要文化形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英国被认为是贵族文化色彩最浓郁的国家,莎士比亚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大环境背景中,他与绝大多数英国人一样有着强烈的贵族情结,并将贵族文化元素渗透融入到其戏剧创作中.文章对莎氏悲剧与喜剧中的贵族文化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在阐述了贵族文化的形成及特质的基础上,对莎士比亚的贵族情结以及受此影响的戏剧创作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莎氏喜剧中的贵族人物的塑造以及莎氏悲剧中的政治精英人物的刻画,以全面解读莎剧中的贵族文化元素.     

一自高唐赋成后 楚天云雨尽堪疑——关于巫山神女文学现象的互文性探讨

“云雨”作为男女之事的隐喻,历来认为源于宋玉《高唐赋》,实则它有更为久远的文化渊源,是文化互参、文本互渗的历史产物;在《高唐赋》与诸多文本的空间交汇中,“云雨”逐渐演化为性文化符号而世代承传;在具体文本中“云雨”的本义与喻义则往往混淆不清,其指涉意义只能在互文性中予以厘定;在“楚天云雨”话语中,互文性营造了楚地独有的诗文化风情;历代诗人对《高唐赋》或认同、追随,或否定、批评,实际上都是与它的对话;而批评者则用“误读”的方式对它进行修正,这种修正不仅是社会文化变迁的话语诉求,也反映了后来诗人挑战前文本霸权的意图;《高唐赋》在互文性中显示了弥久不衰的生命力,验证了其难以超越的文学经典性。     

尘世间的田园抒情——许辉论

许辉的文本中夹带的皖北地域文化信息异常丰厚，在他的乡土叙事中，许辉还原了真实的乡村图景，而真实自有万钧之力。在许辉的乡土世界里，也一直都贯穿着导人向善的田园抒情，他在文本中对淮河的地域文化做了必要的理性梳理，给予了普通人性最真实的展示舞台。而叙写城市的小说，仍然具有明显地域的特征以及蕴含在地域风情中的文化特征，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在许辉的笔下呈现出一种原生态式的抒情景致。长篇小说《王》则充分展现了许辉对于淮河文化的理解，它不单是一部单纯地反映历史或映照现实的小说，而且是对民族的、个体的命运与灵魂作出了深入的拷问与反思。     

文本阐释与权力运作——试析格林布拉特对权力运作的阐释

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涉及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问题。他认为文化就是生活本身,文化冲突是生活本身的冲突。他关注的不仅仅是文本的文学性与审美,而且更是一种文化价值事件,由此体现出格林布拉特关注现实人生的积极态度。在格林布拉特看来,权力有时候是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思维方式,它决定了人们的思想、行为与命运。权力涉及宗教、习俗、社会制度、家庭伦理、心理结构等社会的方方面面,有时候是人们思维深处的潜在力量,它异化了人的本质,造成了人的命运和作为自我的人的变异。在文本阐释过程中触摸真实,让真实的历史事件在文本与现实关系的纠葛中再次显露与发生,既体现了文本中隐含着权力运作的特点,也是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