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启蒙话语的反思与批判

五四启蒙对自反性精神的抛弃以及启蒙的"他者"特性反映到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便创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神话。我们应当对启蒙话语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影响展开反思,如果简单套用西方的模式,很容易对五四启蒙话语产生误读。     

法国启蒙民权思想东传与变异

法国启蒙民权思想虽然始自法国,但其影响却波及世界众多角落。它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不仅直接造就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而且对近代亚非拉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正是在它的熏陶和感染之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才初步形成了自己改造旧社会、批判旧思想的思想利器。同时由于中西文化固有的差异和时代特点,中国知识分子在认知法国启蒙民主思想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误读,而这种误读又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进程。     

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论《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的否定反映出知识分子对改造国民精神工程的怀疑与动摇,体现出启蒙落潮后的精神危机。鲁迅用小说的方式回应这场精神危机,他让本无闻乡间的阿Q成为一时瞩目的被砍头者,然而对阿Q“假革命”的揭示也预示了知识分子继续寻求“真出路”的努力。对出路的重新探索彰显了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的心向转变,也体现出中国思想界从启蒙主义的自我认识过渡到富有革命精神的社会干预阶段转向。主题的变化导致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的改变,鲁迅用精神胜利法的概括性弥合启蒙与被启蒙的界限,故而削弱了“看与被看”的平衡结构;为凸显对寻求出路的渴望,营造出“打破团圆”的召唤结构。《阿Q正传》发表百年之际,回顾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精神”到“精神自我改造”的变化轨迹,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思想界的变动,也有助于今天人文精神的复归。     

论长井代助的“多余人”身份

"多余人"一词虽源于19世纪的俄国文坛,但它本身却具有超时空性和普世性。夏目漱石《从此以后》中的长井代助就是一个与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有相似点,却又大有不同的"多余人"形象。代助是受过西方先进思想启蒙的"天赋的贵族",他对社会极度不满却不愿投入到改革社会的实践中去,只愿做个高蹈自守的旁观者。同时,他又敢于反叛日本传统的伦理和价值观念,积极追求自我精神的独立,追求"自然"的爱情,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现代性。     

批判与实践的双重维度——试论现代性历程中人文知识分子立场的逻辑转换

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现代性过程中的产物存在着身份认知的危机,他们的批判性身份想象是从近代延伸到现代一个座架性的假设。实质上,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并不完全是他们合法性存在的依据,相反是社会权力的需要决定了他们进入社会和被社会接受状况,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就在于对政治治理性的重要作用,存在的空间就是处于联系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威领域的中间地带——公共领域。但另一方面,进入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又如何可以独立地批判呢?目前,人文知识分子面临着身份的困扰,站在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实践性双重维度的身份想象互相缠绕的路口。     

新启蒙主义思潮的演进轨迹

文革结束后,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被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重新拾起.20世纪80年代初的启蒙主义与国家意识形态有合谋的倾向,因此,一些学者倾向于把1984年后的启蒙主义称为新启蒙主义.加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潜在性格.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启蒙主义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走向了分化,但是启蒙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和自我反恩的文化立场和话语方式,仍然具有存在的理由.     

从几篇政论文章看鲁迅与李大钊早期思想之异同——读《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和《风俗》《民彝与政治》

本文选取了鲁迅先生的《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和李大钊先生的《风俗》、《民彝与政治》四篇文言政论文作早期思想的比较,他们在明确的启蒙意义的认同上,在学习西方的民主思想的同时又不排斥民族的传统精神上是一致的。然而由于他们为文的出发点和社会定位的不同,鲁迅表现的是批判性和文化启蒙,李大钊则表现了建设性和政治启蒙。     

论长井代助的“多余人”身份简

“多余人”一词虽源于19世纪的俄国文坛,但它本身却具有超时空性和普世性。夏目漱石《从此以后》中的长井代助就是一个与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有相似点,却又大有不同的“多余人”形象。代助是受过西方先进思想启蒙的“天赋的贵族”,他对社会极度不满却不愿投入到改革社会的实践中去,只愿做个高蹈自守的旁观者。同时,他又敢于反叛日本传统的伦理和价值观念,积极追求自我精神的独立,追求“自然”的爱情,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现代性。     

困惑与彷徨—论鲁迅小说对于知识分子启蒙的质疑与解读

五四以来,鲁迅以其先驱者的自居身份宣扬启蒙倡导革新,然而,“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本能地拉开了他与“启蒙对象”（庸众）的距离,同时, “知识分子群体”普遍的认知缺失也直接导致了启蒙任务在其手中的难以完成。“精英知识分子”依仗西方人文主义倡导下的启蒙意旨在“黑屋子”无人理解与接收的可悲状态中完成了一次自我演说,以鲁迅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也走向了迫不得已的困惑与彷徨。     

西方启蒙知识分子与启蒙的权力

西方启蒙知识分子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逐渐取代中世纪教士成为思想领袖。由于启蒙知识分子形成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所以启蒙知识分子被看作是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诞生。知识与权力的同构关系赋予启蒙知识分子以革命领导者、民众教育者、国家政权实施者的角色。然而,启蒙的权力也是有其限度的,主要表现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二元结构和启蒙知识分子的有限的启蒙。     

批判知识分子的角色建构——从传播学批判学派学者赵月枝的学术风格谈起

赵月枝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中卓有成就的华人学者之一,她在学术理想、学术立场、学术理念、学术取向、学术路径、学术方法上的积极作为,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也成就了当代批判知识分子的角色特征,即具有批判精神,具有理性光芒和人性光辉,是社会良心的承担者,有“破”的胆识,也有“立”的智慧.     

余华小说中的鲁迅因子

余华被不少人认为是“跟鲁迅走得最近的人。”从余华的小说中探寻鲁迅因子，探寻余华在文化精神和创作上对鲁迅的继承。余华在对弱势群体中的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注上，在“批判国民性”和“反思历史”的两大启蒙文学主题上，都体现出对鲁迅精神的继承。     

公共领域的构建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社会的自由交往空间,旨在通过理性和自由的讨论从而形成公共舆论,并以此为载体实现对社会问题的“信号”功能和对政治系统的监督和批判功能。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发展需要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主体。但中国目前公共知识分子主体性角色发挥面临两个困境,一是知识体制的专业化使知识分子与公共性产生脱离;二是功利主义的侵蚀使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缺乏公共关怀精神。公共知识分子要履行好作为建构公共领域主体的神圣使命必须克服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公共关怀却没有专业素养的弊端和只有专业素养却没有公共关怀的狭隘。     

重申“鲁迅精神”

在当今学术界 ,一方面研究鲁迅的文章层出不穷 ,然而“论文”化的鲁迅不是本色的鲁迅 ,吃透鲁迅精神的学者名流多如过江之鲫 ,可是在人格上传承鲁迅精神的知识分子却少之又少。一个三流的学者当然能从鲁迅身上获取学术利益 ,然而却只有一流的学者才能从鲁迅身上获取人格力量。另一方面把鲁迅的思想当作绝对的权威 ,强制性地让青年们接受和服从———学院化 ,体制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鲁迅也不再是真正本色的鲁迅 ,鲁迅被“神化”的同时 ,也被庸俗化了。因此这是一个鲁迅缺席的时代 ,重申鲁迅精神的直面、求真、启蒙刻不容缓。     

战争启蒙与人性自觉——20世纪40年代少数民族题材戏剧意蕴探讨

"战争启蒙"和"人性自觉"作为20世纪40年代少数民族题材戏剧的两大重要主题,具体体现为四个主要方面:民族偏见服从于抗战大局、"世仇(私仇)"服从于"国仇"、个人情感服从于民族大义、人性探寻与自由求索。而在具体的剧作中,这四个方面往往又是交叉呈现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在40年代战争与政治的境遇中,剧作家不但具有中国现代知识者独特的感时忧国情怀,而且坚持着对话剧人学精神的追求。     

中国现代随笔兴衰消长及其思考

20世纪中国现代随笔是现代知识者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炼狱”中的精神产物。回顾现代随笔所走过的历程,应该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消长兴衰的经验和教训。首先,现代随笔是知识者高扬现代理性批判精神,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核心内容,进行社会启蒙、思想启蒙和国民性改造的重要言说工具;其次,现代知识者必须注意推动随笔创作的多元化发展;第三,文化专制、艺术民主与现代随笔的兴衰消长也息息相关、血肉相连。     

关于“启蒙”概念的思考

在参照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哲学系教授吕迪格·比特尔对康德启蒙概念理解基础上,阐释了启蒙概念包含的一般含义以及康德所谓的启蒙的特殊含义,提出现在所谓的启蒙概念不仅经历了西方语境中的发展流变同时也经过了中国化过程中的语义增值．因而启蒙概念的含义．一方面包含由西方启蒙运动所确立的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个性等含义。同时也指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自觉担当意识.     

人文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精神”的完整表达

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是衡量知识分子真义的内在尺度。知识分子凸显的是一种超越阶级意识,阐释终极意义,关怀社会大众的内涵。具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即人文知识分子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承载者、践履者和阐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