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西安事变能以和平解决的核心因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扣留了前来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5日,蒋介石因许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被释放,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蒋介石接受张、杨及中共抗日思想的关键.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整个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倡导者,还是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施者,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略论杨虎城的抗战思想

杨虎城“是国民党将领中首先倡导对日抗战的爱国军人”！早在1933年,他就曾请缨抗日,援助察绥抗日同盟军。1936年底,他和张学良将军共同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是为了逼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结果推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食言而肥的蒋介石,一方面扣留张学良,一方面逼迫杨虎城“辞职出洋”。1937年6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     

浅谈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

1936年12月12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东北军和西北军在陕北“围剿”红军接连受挫的形势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南京方面的一批军政要员，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后的十三天，即12月25日，在蒋介石以“领袖人格”保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到了南京，从而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对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去的这一举动，当时的东北军、西北军的一些高级将领，以及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博古等同志，是不赞同的，同时也是难以理解的。他们都曾说服过张学良不要亲自…     

博弈论视角下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博弈论作为分析利益冲突与妥协的工具,它为正确客观地理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理论视角。张学良、杨虎城基于理性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内外形势而发动了西安事变。面对由事变引起的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张、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理性决策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挫亲日派等派别的阴谋,成功化解危机,与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协议。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相互妥协下,蒋以"人格"保证履行协议;张学良在未得到中共和杨虎城的同意时,亲送蒋返回南京,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是在特殊环境下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影响和作用。西安事变虽因荐介石的误国政策所引发,蒋本人亦成为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的统帅地位井未因事变的发生而动摇,对于事变的解决方式他也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经历了由拒绝合作到接受联共抗日条件的转变,从而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独特作用。     

"上梁盖顶"——宋美龄调解西安事变评析

宋美龄是代表国民党蒋宋家族参与和平调解西安事变的主要人物之一.她秉持"和平与抗日"的原则,在南京竭力劝阻主战派对西安的讨伐,在洛阳敦促讨逆部队直接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从而将"讨逆"战争转化为不至于成为破坏和局的博弈举措.抵达西安后,她改变蒋介石不肯妥协的殉难心态,陪伴其度过从"剿共"到抗日的国策转变的心路历程.她和宋子文一起,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判,达成全面停止内战、国共一致抗日的若干口头协议.她还凭借与张学良的多年交谊,以及张学良对她的抗日政见的敬重,在蒋介石坚持不签署书面承诺的情况下,成功说服张学良首先同意放蒋,从而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这就从国民党开明高层的一方,为将西安事变建造成为中华民族摒弃前嫌、团结抗日的历史丰碑而"上梁盖顶",其历史贡献弥足珍视.     

论西安事变的三个问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并非是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调停者;蒋介石也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转折点

1936.12.12西安事变:扭转时局这一天,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当时的国内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张学良曾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25日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蒋介石飞回南京后,立即把张学良拘禁起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因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合作杭日时局转换的枢纽,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因素有：一、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计为重,从中协调。二、蒋介石被迫反省,改弦更张。三、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无私无畏,肝胆相照。四、宋氏兄妹从中斡旋,入情入理。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诸多因素促成的结果,缺少任何一个方面,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是不可能的。     

西安事变中的南京国民政府

西安事变中的南京国民政府宋波西安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中国面临亡国危机的情况下，由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一次重大行动，其目的在于逼迫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政策，领导全国力量抗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以不计前嫌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眼...     

前苏联对待西安事变问题论析

由于张学良、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之间的特殊关系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是希望取得苏联的同情和支持的。但是事与愿违 ,苏联却极力否定事变 ,而且对西安事变作出了有违事实的不公正的评价。苏联的这种态度对西安事变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 ,但在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上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对大量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和梳理,客观真实地论述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作用:纵观西安事变从发生到和平解决的整个过程,虽然取决于多方面复杂的因素,但是其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是西安事变发起的思想基础,他的精心策划和准备使得西安事变得以按预期目标进展,他的抗日救国的政治目的和无私的牺牲精神促使西安事变得以最后和平解决。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送他回宁的张学良。正当西安的“三位一体”积极寻求解救张学良的方案时,东北军内出现了武力解救与和平解救的岐见。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主战派头头枪杀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等４人,史称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本文通过对张闻天在“二·二事件”发生前后的言行考察和研究,揭示了这一事件的性质、真相及经验教训     

杨虎城将军的欧美之行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怀着善良的愿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以惊险的手段,捉蒋放蒋,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在全人民抗日怒潮压力下,被迫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日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援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左舜生与西安事变 ——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战的枢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使国共两党走上一致抗日的正确道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西安事变也为左舜生争取政党合法化与加强国、青两党合作抗日提供了历史契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左舜生实际领导的中国青年党实现了从反蒋独裁、野战抗日到拥蒋抗日的思想与策略的转变,但仍然没有改变其反共抗俄的立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2月12日,中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近代中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解决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根据中国共产党为坚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进行艰巨斗争的历史事实,着重论述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分不开的,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必然发展。(一)西安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 ,引起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是蓄谋已久的。1929     

浅谈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态度的变化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的态度 ,经历了几次微妙的变化。在事变之初 ,蒋介石的态度很强硬 ,明确表示“我绝对不会改变我的观点”。在 12月 14日端纳飞抵西安 ,向蒋转交宋美龄的亲笔信后 ,蒋介石的态度有所缓和 ,并表示“允许西安方面和他商谈抗日问题”。然而 ,当蒋介石被释放离开西安后 ,先是在洛阳发表了歪曲事实真相的《对张、杨的训词》 ,后又在南京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等。蒋介石这些背信弃义的言行 ,说明他在西安事变后 ,“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本性没有丝毫的改变 ,正是蒋介石这一反动本性葬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国民参政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日帝侵略和围剿红军的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掀起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我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响应这一号召,于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在中共努力下,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在国民党中获得了广泛的赞同。从国民党三中全会起,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已初步形成,但是,怎样具体实现合作并未获得解决。1937年1月至9月,国共两党代表举行一系列谈判,我党曾提出建立民族联盟及实行党内合作两种形式,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都不同意,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