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云南文山苗族通婚圈变迁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在历史时期,云南文山苗族一直有着自己特定的通婚圈,主要表现在通婚对象与通婚地域这两个方面。在通婚对象上,文山苗族一直坚持族群内婚优先的原则。在通婚地域方面,则通常限定在附近村寨。当代,文山苗族通婚圈在原有基础上逐渐扩大。族内婚仍是个体择偶的优选项,但族际婚从开始的不被接受到现在已大量出现。通婚圈的地域限制逐渐被打破,发展出跨省、市乃至于跨国、跨洲的远距离婚姻。族际婚与跨地域远距离婚的大量增加,使得不同民族群体的生理性融合成为可能,并成为其他文化融合的基础,进一步促进了文山苗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并从心理上强化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当代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之一。     

我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的变迁

从2000年"五普"到2010的"六普"的10年间,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族际婚姻受到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等人口学因素变动的影响,呈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变迁趋势。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中通婚的异民族数量有所缩减;族际婚姻性别比偏高和偏低共存的趋势不变;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内婚户主仍以男性为主,但族际婚姻提高了女性家庭地位;通婚民族平均数量呈减少趋势;个别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与汉族通婚的族际婚姻比例下降。     

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历史演变

在我国,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交流和文化涵化是经常发生的事,其中人口少的民族受人口多的民族影响比较常见。川南苗族虽是当地世居民族,也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但与当地汉族人口相比悬殊甚大,因此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呈现出逐渐与汉族趋同的态势。从民国时期的主动效仿、被动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自然涵化,川南苗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演变既体现了苗族的文化认同变化,更反映出苗汉民族关系和谐的主流。     

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族际通婚与文化互动

通过调查三个湘西土家族、苗族杂居的集镇和村落族际通婚情况,从族群选择、地区选择和人口规模等方面对族际通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了政府政策和公众态度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土家族苗族的族际通婚及其文化互动有助于保持和改善湘西和谐的族群关系.     

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

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政治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重要内核;民族心理交融是族际通婚的深层根源;地理和社会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客观条件;族际通婚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具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实践路径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族际通婚是一项实现深层次民族文化交流和心理交融的方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仍需少数民族在更多领域文化适应的支持。     

族际通婚：一个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桂林龙胜里排壮寨族际通婚的人类学考察

族际通婚是社会整合过程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指标。桂林龙胜里排壮寨虽然壮族占总人口的98%,但是族际通婚率却非常高,全寨48户人家中,有40对夫妇是族际通婚。这种现象促进了民族交流、消除了民族隔阂、沟通了民族心理、增强了民族团结。可见族际通婚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政策学视阈下的明清时期川南民族关系研究

明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但由于川南是经略滇、黔的重要孔道,明王朝取得四川后即在川南改设流官,以剿抚兼施的政策对付当地都掌、僰、羿、苗、猡等民族;清王朝则继续对川南与滇、黔交界区域实行改土归流和恩威并举政策。川南经历明清两朝的"国家化"过程中,强制同化激起反抗,但最终少数民族要么被同化,要么避居山区,甚至个别民族再难觅踪影,伴随而来的是大量汉族移居川南,从此川南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苗、彝等少数民族共居的格局。文章从明清两朝推行的制度和政策视角来考察川南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勾勒出在冲突与融合中的民族变迁轨迹。     

西部回、苗、蒙、维族民众对西部大开发关注程度的调查

采用自编的<西部大开发社会焦点问题的社会认知>问卷,对回、苗、蒙、维等各民族以及汉族共3 456名民众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各族民众对西部大开发都高度关注,但各民族关注的具体焦点有所差异: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问题上,回族关注程度显著高于苗族和蒙古族,苗族的关注程度显著低于汉族;在民族交往中的冲突问题上,回族和维吾尔族的关注程度显著高于汉族、苗族、蒙古族和其余民族;回族和蒙族对民工权益保护的关注程度显著低于汉族、苗族和其余民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对腐败问题的关注显著低于汉族和其余民族.     

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的建构

<正> 苗文化是苗族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而苗族主体心理则是苗文化在民族个体或群体中的集中体现,因此揭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建构的相互作用的规律,对建立苗族主体心理理论意义重大.     

赫哲人的族际婚姻——关于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赫哲人族际婚姻的典型调查

调查发现,同江市街津口乡赫哲族与汉等民族普遍建立了民族混合家庭,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已全部实行族际通婚。赫哲族族际通婚家庭所生子女的族属均报为赫哲族,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赫哲族人口数量的增长。但民族混合家庭的增多对赫哲语功能的衰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量的赫汉民族混合家庭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赫哲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已达到相当融洽的程度。     

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以广西壮族自治区S县为例

民众对S县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总体评价较高;在民汉通婚家庭中,优惠政策影响子女的民族身份选择,但作用有限;汉族的民族认同略低于苗、瑶、侗、壮四族,但各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很高;民族优惠政策使社会底层的壮族和汉族群众产生某种程度的相对剥夺感。为此,要注重各民族的利益协调,民族优惠政策应有助于少数民族能力提升,促进深层次的民族团结。     

论苗语和汉语之间的相互影响

由于苗族与汉族长期接触和交往,苗语和汉语之间的相互影响十分明显.当然,苗、汉语之间的相互影响虽然是双向的,但并不是均等的.由于汉民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汉语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的交际用语,因而汉语对苗语的影响比苗语对汉语的影响要大得多.探讨苗语和汉语之间的相互影响,既可从中窥见苗族与汉族、苗语与汉语的历史渊源关系,又有助于苗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之间的交际,还有助于开展苗汉双语文教学.     

当代湘西苗族土家族互化现象探析

文章描述了湘西保靖丰宏、棉花旗和古丈双溪河沿岸村落的土家族苗族相互转化的现象,并从民族政策、文化互动和族际通婚等几个角度分析了转化的原因。苗族土家化与土家族苗化反映了湘西各族群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族群关系,也体现了族群认同的多重性。     

在内陆民族地区实施双语教育的新思考

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育是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内的重要课题。以小茅坡营民族学校苗汉双语教育为个案，探讨相对封闭的苗族聚居区，在苗族逐渐走向现代化且汉语已逐渐取代苗语成为通用语的情况下如何使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良性互动。     

族际通婚在测量民族关系中的信度与效度——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族为例

在族际关系研究中,族际通婚被学界长期视作为一个敏感度极高的指标,其比例的高低常被用来判断族群之间的亲近程度。然而,这个指标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信度和效度上的风险。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汉两族的族际通婚为例,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亳州地区回汉两族之间三种通婚模式的具体内涵,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基于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来研究中国特定区域的族际通婚及其对中国式民族关系的影响,其结论必然是低信度与低效度的。由于民族身份更改情况的普遍存在,安徽亳州地区的族际通婚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回族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化,进而造成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这些相当数量的虚假的族际通婚情况的存在,致使以族际通婚为关键性指标来检验族际关系不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对于族际关系的衡量还必须参考其他的指标。     

湘西土家族、苗族和汉族高中生人格特征的比较研究

采用《加利福尼亚心理调查表》（CPI）对湘西自治州土家族、苗族和汉族491名高中生进行了测查。结果发现：（1）三个民族高中生之间的人格特征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苗族与汉族高中生之间;（2）三个民族内部高中生的人格特征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其中,汉族高中生人格特征的性别差异最大,土家族次之,苗族最小;（3）三个民族女高中生在支配性、社交能力和独立性等方面的水平显著高于男高中生。     

论回汉关系

回汉关系,是我国民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两族的分布广泛,这种关系遍及城乡、边疆、内地,成为我国最广泛的族际关系。研究这种关系,不仅有助于对回族史、民族关系史本身的探讨,还有助于加强民族团结。本文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一 回汉间有古老的姻亲关系,这种关系直到今天仍普遍存在 李维汉同志说过:“回族,就其主要来源说,即是随蒙古军来的回人同汉族婚配蕃衍而成的。”为何如此?因为当初随蒙古军东来的回人主要是男人。这些男人要以中华大地为家,繁衍发展,就要通婚。回回主要和汉族杂居,因此通婚的主要对象是汉族。回男娶汉女成为回汉通婚的主要形     

试论湘西苗族婚恋自由的相对性

介绍了古今文人学者对湘西苗族青年婚恋自由的种种描述,重点论证了这种婚恋自由的相对性,指出这种自由其实是表面的、相对的、有条件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要受到宗族、通婚圈的限制,受到父母、叔伯、兄长的干预,受到舅表优先的限制和习惯势力的影响,受到男方财力等经济因素的困扰,以及族际通婚的种种制约,所以说,湘西苗族青年男女间的婚恋自由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是与同一地区的汉族及土家族相比较而言的,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奔婚"现象至今存在也说明了这一点.     

从族际通婚看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

武陵地区的族际通婚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其族际通婚曲线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族际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对象逐渐增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由恶性循环逐渐向良性循环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农区蒙古族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演变——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通过对一个农区蒙古族村落——烟台营子村的蒙汉通婚状况的田野考察,归纳整理了村落中蒙汉两个民族从历史到当下的从族内婚姻到族际通婚的演变历程,分析当下该社区的语言转用,族际通婚过程中的“硬找蒙汉兼通的介绍人”等现象,探讨蒙汉通婚家庭中子女的族属选择的问题与原因。总体上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角度对蒙汉婚姻缔结过程中村民们做出的文化选择予以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