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文体的演进和新诗形的诞生

词文体离新诗最近，其“弱德之美”蕴涵着问题意识和批判力，其独立于集体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由精神和原始的民间品格吻合了现代艺术所期待的“体”，“长短句”、“自度曲”与新诗的形式和创作理念遥相呼应，其脱胎于音乐和格律诗的形式原则包含着我们民族诗学乐感的精髓。当代旧体词现代性的发育正促进着使新诗区别于西方诗歌的“现代民族诗形”的诞生，诗体多元化是诗歌发展的历史真相。也是现实选择。     

论科举制度的消亡对白话新诗的生成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取消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汉诗的发展 ,促进了白话新诗的生成。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带来了国人习诗目的及汉诗功能的巨变 ,特别是不再“以诗取仕”使国人在诗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不仅汉诗的个体抒情功能和诗人的主体性得到重视 ,它的“启蒙功能”也在特定时代得到充分的展示。功能决定文体 ,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都需要自然明白的通俗化文体 ,特别是抒情功能赋予了诗人更多的文体自由 ,为以汉诗的诗体大解放为主要目的的新诗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科举制度取消后引发的留学生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及平民文学的繁荣都有助于白话诗的生成 ,对新诗的形态与功能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也刺激了新诗革命的爆发 ,催生了在内容与形式、功能与形态上都与科举制度时代的“旧”汉诗迥异的“新”汉诗     

钟摆:新诗艺术之发展轨迹

回顾新诗艺术的发展轨迹,会看到十分明显的“钟摆”形态。这种反复摆动的发展轨迹,从“外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格律体到自由体,再从朗诵诗到新民歌;从“内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白话诗到象征诗,再从意象化到形象化;而从内容角度看,新诗则从抒情小诗到现代史诗,再从讽刺诗到哲理诗。“钟摆”的形态,意味着新诗处于文体的草创阶段。由于草创期没有确定的文体规范,诗人就在诗感、诗观与诗运三个层面进行探索,寻找最佳的艺术表现样式。     

现代文学中的古典情怀--詹安泰旧体诗词初探

中国现代文学是"新"文体与"旧"文体共同创造的,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旧"体诗词创作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不免削弱了现代文学的"现代"内涵.本文以在20世纪旧体诗词中享有很高声望的詹安泰的<鹪鹩巢诗>和<无庵词>为研究个案,通过对其内容和艺术的分析,揭示其与现代文学同步但又表现出来的不同特色.     

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

长期以来,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处于被怀疑、否定或悬置的状态,致使它被摒弃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之外,从而造成一部分文学精神资源的人为遮蔽。有研究者怀疑和否定旧体诗词的合法性,有研究者没有对传统文体在古代与现代社会的命运和表现加以区别。要改变对旧体诗词的歧视和压迫,首先需要理解其合理性,也有必要重新厘定“现代文学”的范畴,用“现代汉诗”这一概念来整合20世纪中国诗歌,消弭新、旧诗词的对抗和对立。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表现了鲜明的现代性追求,自足地构成一种新的历史传统。在新的世纪,必须打破新、旧诗词二元对立的模式,把旧体诗词作为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成果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旧体诗词的发展,又有助于文学和文化观念的改进。     

当代旧体词精神质地的拓展——以《蔡世平词选》为例

当代旧体词精神质地的拓展关系到中华诗词的传承和发展,关系到旧体词能否在现当代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蔡世平词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个别篇章在古雅的面貌中闪烁着现代艺术的光泽,给当代词坛注入了一定的新鲜血液.古老的词文体与现代艺术有着耐人玩味的巧合,词的"弱德之美"、词文体普泛化抒情的特点以及主语的不确定性等都意味着旧体词是现代艺术有待开掘的沃土.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暗示当代旧体词在传统题材的基础上,深入人的灵魂世界,关注现代人精神深层的风景将是中华诗词延续与发展的一个可能方向.     

现代学者旧体诗词创作与其学术之关系

在现代学术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一大批有影响的现代中国学者,除了从事本专业的学术研究之外,还写有数量不等的旧体诗词。这些旧体诗词的最大特点在于“以现代学术入传统诗词”,从而使得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旧体诗词创作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现代学者的学术与其旧体诗词的相互关系,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先有诗,后有学”模式,即在旧体诗中先有了某个“心理意象”,然后才逐渐展开为某个重要的学术方向;二是“先有学,后有诗”模式,即先有了某种知识结构与学理基础,才发而为充满现代学术与思想的诗篇;三是在“学”与“诗”之间“如盐入水”、融合无间,这代表着现代学者旧体诗词的最高境界。由于学术与诗的密切联系,还有“学术变,诗也变”的现象。现代学者的旧体诗词不同于一般的遗老遗少之作,在现代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尝试”——胡适的诗学及其艺术实验

早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黄遵宪等人就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意欲发动一场诗歌运动.但是他们对诗歌的改良,只是试图将新的思想,新的名词装进旧诗词的艺术形式中,或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却没有认识到诗歌语言和文体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戊戌后的文坛,虽然出现了一些鼓吹革命,高扬自由平等的具有新思想的诗,但现代意义上的新诗并未出现.“诗界革命”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和新诗运动提供了借鉴,这个借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须从“文的形式”入手,改变诗歌的语言和文体,从根本上铲除旧文学的“妖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他一系列理论主张切入了文学形式的改革.文的形式的大解放,一举摧毁了“已死的文言”的大厦和僵硬的文体的躯壳,使“丰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     

百年新诗声音探索中的艺术问题

百年新诗在韵律要求上经历了对旧格律的松绑、新诗格律的绷紧、自由诗再松绑的过程,而今又在呼吁声音探索上的可能性。诗歌有别于散文的文体特征是历史形成的,从最古老的诗到现代的自由诗都共享着基本的韵律手段与耦合形式特征,它们本质上是反概念的表意手段。但中国现代诗人的新诗格律探索在认知与实践上并不一致,由于无法从艺术符号角度把握节奏等韵律要素的表意功能,以致步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如音、义分离,以“形”害“义”,等等。当代诗歌基本放弃新诗格律,回归形式与内容合一的语言艺术原则,恢复声音要素在艺术符号创造中的潜能,致力于声音语象的探索。     

“当代旧体诗人”论

"当代旧体诗人",肩负着民族诗形传承与发展的使命,不少旧体诗词作者的"诗人意识"被"诗形意识"遮蔽,落入模式化创作.诗,总是处在人生存的时间境域中,投身命运的诗人才能发现民族历史的天命,"当代旧体诗人"从中国传统诗学的局限中觉醒,要有"诗人意识",看清现代社会与家天下的本质区别,看见中庸国民性的危机,从而有所担当,才可以和新诗人共添诗国秋色;发掘当代诗词艺术的认识价值,从言志、缘情、闲适的传统视野中,从徘徊千年的艺术的伦理价值中突围,用诗词的艺术体制求真,求生存之真,求人生之诚理.     

论新诗革命的历史语境与非诗化特征

新诗革命分为“诗界革命”和“白话诗运动”两个阶段。“诗界革命”是新诗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先锋”作用。晚清诗坛进步与保守势力既对抗又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改良”性质。这种文体改良方式,正是“白话诗运动”采取激进的文体革命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诗界革命”是重内容、轻形式的诗的风格的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语言改革和诗体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诗的体裁革命。但是它改变了汉诗的功能,特别是“我手写我心”的提出,赋予了汉诗在内容上的创作自由,这必然引发诗体形式的选择和文体创造的自由,并标志着汉诗现代化的开始。     

胡适没有受到意象派的真正影响——兼论胡适提出"作诗如作文"的原因

意象派诗歌运动和新诗革命是中西方诗歌史上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前者是诗的技术的小改良,后者是诗的文体的大革命。意象派运动在诗的内容的世俗化和诗体的自由化上,确实影响了胡适及中国的新诗革命。但是胡适所受的影响远远没有通行的观念认为的那么巨大。胡适的“八事”与意象派的“三条原则”和“六条原理”都有巨大差异。中国的国情和胡适做人做学问的个性使他夸大了意象派运动的文体革命及诗体解放的程度,故意忽视意象派的精髓:高度重视偏重于图像而非象征的意象、清晰和有力兼顾的凝炼和适当保留格律形式的诗的音乐性。意象主义的“意象”与中国的“意象”颇异,im agism更应该译为“意像主义”或“具象主义”而不是“意象主义”。     

英语意象派运动的文体革命特点及与汉语新诗革命的差异

英语诗歌中的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是西方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在内容及文体的世俗化、自由化上,都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诗歌中的新诗革命。但是新诗革命是政治化的文体大革命,意象派诗歌运动是比较纯粹的文体改良。新诗革命的领袖们严重误读了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不但吸收的是受到庞德等人抵制的,以艾米.洛威尔为代表的激进的意象派的诗观,还夸大了其文体革命的激进程度。新诗革命对汉诗已有的文体秩序的破坏性更大。汉语的新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的诗体是不定型的,应该称为“自由诗”;英语的自由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是准定型诗体,应该称为“自由体诗”。     

现代文学中的古典情怀

中国现代文学是"新"文体与"旧"文体共同创造的,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旧"体诗词创作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不免削弱了现代文学的"现代"内涵.本文以在20世纪旧体诗词中享有很高声望的詹安泰的<鹪鹩巢诗>和<无庵词>为研究个案,通过对其内容和艺术的分析,揭示其与现代文学同步但又表现出来的不同特色.     

现代新诗的语言与文体问题再认识

胡适认为现代新诗的语言是白话,古诗中"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诗就是"白话诗".这不仅混淆了诗歌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古代优秀诗歌和普通白话诗的差别.在胡适的影响下,新诗以未经艺术加工的白话语言走向了"非诗"的道路.鉴于诗歌文体对于审美语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新诗一直试图摆脱自由文体,建立文体规范.在新的成熟文体出现之前,新诗应该以必要的"诗体意识"对诗歌创作进行内在的规范和引导.     

主体意识:介于个体与群体之间--中国新诗的两种人称辨析

本文试图通过新诗两种人称(“我”和“我们”)的分析,考察新诗言说者的身份问题,以期描述新诗主体意识变换和迁移的情形,及其标识出的新诗两种诗学观念的抵牾。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我”与“我们”这对人称范畴,标划了新诗观念冲突的基本模式,能够对新诗历史上的某些诗学难题作出解释,尽管它并不能涵盖新诗本身的所有问题,尽管从人称的实际观察来说,不必过分拘泥于表面的“我”与“我们”在诗中指示的方向,因为情形常常是,有些“我”指向的是“我们”,有些“我们”所指的则是“我”。     

《论诗》与郭沫若新诗理论的建构

郭沫若的《论诗》是新诗理论的重要文献,对认识新诗文体建构时期的理论观念具有重要意义,是郭沫若从诗的觉醒到作诗,从作诗再到论诗的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的集中体现。《论诗》首先涉及到新诗创作中新诗人的诞生的问题,认为诗人应当是那种天才式的人物,诗人能够成为真正的"人"才能有作诗的资格。郭沫若从诗人的精神世界的探求中寻找新诗文体的韵律,将诗人的心境与新诗文体联系起来,从诗人的情感与心理世界的变化中探寻新诗韵律,从宇宙万物的自然现象中寻找诗的韵律,并最后完成新诗哲学的美学建构。     

火山爆发后的沉思——谈谈朦胧诗的是是非非

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革命风雷激荡,各文体中与旧文学决裂得最彻底的,恐怕要算新诗了.它不但砸碎了旧诗专讲声调格律的僵化形式,而且在内容上扩展了包容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叛逆和反抗精神.中国新诗的中流砥柱是郭沫若,他在诗中竟然惊世骇俗地把自己比作“天狗”,宣称“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当时的守旧派把他称为“诗匪”,他干脆写了一首《匪徒颂》,大呼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匪徒们“万岁!万岁!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