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提供的“选择性激励”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减缓全球变暖趋势是整个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重要环境问题。由于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过程中需要支付巨额经济成本,且全球大气资源具有典型的国际公共物品特征,因此为了克服各国“搭便车”的倾向,国际社会需要制定新制度以促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保障国际公共利益。文章从国家行为体理性、自利的角度出发,借用了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理论框架,以2005年2月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作为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提出为解决全球公共问题而设计的国际制度,吸引行为体加入的关键在于它能否有选择地为不同类型的成员提供单独的激励因素,而不仅仅是国际公共福利本身。     

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下的美国气候政策的“钟摆现象”

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订以来,美国在对待几个关键附属气候条约的立场上呈现时而保守时而激进的“钟摆现象”,如：1997年美国国会拒绝核准由前任美国副总统艾尔戈尔签订的《京都议定书》,2015年奥巴马总统利用行政权力绕过国会签署了《巴黎协定》,2017年前总统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些看起来令人困惑的行为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在气候政策制定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本文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了几个关键变量——“领导人形象与认知”“党派政治”以及“公民社会和游说集团”如何左右美国的气候政策及其影响。     

《巴黎协定》中的国家自主贡献:履约标准与履约模式——兼评《中国国家计划自主贡献》

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是《巴黎协定》规定的一项缔约方义务。从履约标准上看,《巴黎协定》对全体缔约方采取的是行动标准,即减缓和适应,而对发达国家缔约方采取的是"行动和支持"标准。在履约模式上,《巴黎协定》采取"国际总目标—国家自主—国际评估—减排差再分配"的路径。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法律义务主体不同的是,《巴黎协定》给缔约方施加的国家自主贡献通报义务,是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缔约方必须履行的国际法律义务。我国在2015年提交的《中国国家计划自主贡献》的内容满足《巴黎协定》中的法律标准。     

碳排放权交易的理论与实践——以欧盟减排交易机制为例

基于价格控制的税收手段和基于总量控制的碳排放权交易手段是温室气体减排的两个经济手段。碳排放权交易手段的理论依据是资源稀缺性理论和产权交易理论。《京都议定书》的三个灵活减排机制推动了碳排放权交易。欧盟减排交易机制下的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全球最大的规范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尽管碳排放权交易手段在控制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在运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而且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研究也需拓展理论视野。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施困境及其纾解之道——以《巴黎协定》第6.2条为视角

国际减排合作一直面临着缔约方之间基于自身目标选择不同解决方案而难以协同的困境。《巴黎协定》第6条第2款在尊重参与方自主性的基础上,为减缓成果跨境流转提供了“合作方法”,但在对国际转让减缓成果的具体内涵、法律属性、流转条件、核算要求以及人权保护相关问题分析后,国际转让减缓成果在产生情形和转让条件上的不确定性为参与方采取单边主义措施提供了空间,这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多边主义合作减排初衷相悖。有鉴于此,中国应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国际转让减缓成果的金融服务属性,援引WTO服务贸易协定、捍卫“共区原则”、擅用《巴黎协定》遵约机制、坚持国家中心视角人权保护全方位和多角度参与第6条第2款“合作方法”的细节谈判,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近期国内外大事

▲《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2005年2月16日,旨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也许在与全球气候变暖的斗争中,它的作用比较有限,但它的确标志着一段不确定时代的结束,也昭示了国际社会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有法可依     

论《中国入世议定书》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关系——基于中国稀土案上诉机构报告

《中国入世议定书》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所附多边贸易协定关系是中国稀土案上诉审所涉及的两个主要争议问题之一。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依据文本解决这一问题。中国认为应依据后法优先前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是一个条约群,是一揽子协定,包括了《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所附多边贸易协定和《中国入世议定书》等,说它们是同一个条约是不恰当的。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前景探析

《京都议定书》第4次缔约方会议计划在2009年底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就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新的全球协议计划,但是能否顺利地达成新协议的预测则比较困难,后“京都”时代的前景依然模糊原因在于：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显然没有给涉及到众多国家利益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谈判留出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现实中很多阻碍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如各方利益分歧难以协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不到彻底的落实、《京都议定书》内容的缺陷、理论上的争论不休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此,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仍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进程。     

浅议中国在后京都时代的气候政策走向

人类不恰当的经济活动是导致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异常的主要原因,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如何应对全球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临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双重任务。在现有的生产模式下,经济增长必然带来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即便采取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由于存在技术锁定效应,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将进一步增加。按照《巴厘路线图》安排,2009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应该形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协议,但是大会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中国是世界温室气体第一排放大国,减排的压力很大。如何通过内外政策争取更多发展空间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风险及其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日益严重,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也随之高度重视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京都议定书》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双赢的合作机制,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能帮助发达国家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文章从国际环境和制度本身两个角度分析其存在的风险并提出应对之策。     

论后巴黎时代气候变化遵约机制的 建构路径及我国的策略

遵约机制是国际环境条约特有的履约监督保障机制,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第15条也规定应设立一个遵约机制。该机制的设立应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吸收其他气候条约遵约机制的合理内核,灵活措施与强制措施相辅相成。在机构设置、受案范围、程序安排上,遵约机制应充分体现《巴黎协定》的目的,并协调与其他机制的关系。我国应加强对遵约机制相关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积极参与《巴黎协定》遵约机制的谈判与建构,为气候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贡献力量。     

论水循环与气候变化应对机制

《京都议定书》确定了气候变化应对的“减排”与“增汇”二元应对机制。近年来发达国家更多地强调减排机制，而增汇机制有减弱的趋势。人类既要通过减排温室气体以避免气候变化的加剧，也要重视自然力碳循环和水循环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泛温室气体成因”的趋势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对策路径提出了挑战。气候变化利益格局取决于直接经济损益、国际经济格局和治理多向性受益格局。当今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呈现出“同而不和”的非良性态势，这是造成应对机制争议和困境的主要原因。理想状态应当是“和而不同”，即在承认各国在气候变化成因、利益、作用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加强国际分工与合作，实现的路径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导，在重视减排的同时，加强增汇机制的作用，并且应增加水循环改善这一新的机制要素，形成减排-增汇-治水的三元应对机制。减排的主要对象依然是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等碳汇潜力巨大、水循环影响力巨大的国家，则要通过生态保护建设增加碳汇，并加强水利建设改善水循环，加强和培育自然力碳循环和水循环对温室效应的修复功能。     

从国家利益对比看美国为什么拒绝《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是1997年在日本京都达成的通过全球统一减排温室气体从而达到对全球环境保护的国际协议,是人类生态环境文明发展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一向以作为全球事务"第一责任"大国自居的美国却对这一协议拒绝签约。原因有几点:一是全球环境保护技术的推广,有利于环保技术发达的欧洲,对向来不注重环保技术研究的美国来说,在占领技术市场上没有任何优势。二是对美国国内的能源领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能源工业是美国的一个支柱性产业。三是对美国国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性的奢侈消费是一个强制改变。四是正值美国经济处于下滑期,失业率攀升,承担不起来自重要的能源领域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京都议定书》对于美国来说,一边是竞争对手在议定书中的利益获得增长,另一边却是自身利益的流失、国际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因此,从国家利益比对的角度,美国选择了退出《京都议定书》。     

建立因应气候变化技术转让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

气候变化技术的转让对于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具有决定性作用.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气候变化技术转让知识产权问题存在分歧,现行气候变化技术转让的知识产权制度仍然是建立在TRIPS协定和内国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基础之上,这成为了发展中国家获得气候变化技术的重要障碍.在人类面对气候变化威胁和挑战的情况下,知识产权制度应当改革,建立起因应气候变化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这种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应当定位于气候变化技术“全球公共物品”之上,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控制框架公约》的法律体系内,建立气候变化技术转让的专门知识产权制度和配套机制.     

气候变化“自下而上”治理模式的 优势、实施困境与完善路径

《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的模式开启了气候变化治理的新篇章,它创新了减排义务分配方式与减排模式,通过全球盘点机制保障国家自主贡献不断提升,参与主体广泛,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它打破了气候变化治理僵局,将所有缔约国纳入到强制减排队伍中,对减缓气候变化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也面临着实施困境,如制度安排较为松散,欠缺强制约束力,主体参与的广泛性与行动力度之间难以协调等。因此,应通过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行动设置“过渡期”、采用复合标准确定减排责任的分担、加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模式的结合、打破国家与区域利益的偏见、加强国际合作等路径加以完善。     

"双碳"目标及其实施的国际法解读

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做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巴黎协定》是这一承诺的基础。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双碳”目标的提出既是基于国际条约的法律行为,也是国际法上一国的单方面行为。关于该目标的具体内容、措施及其实施,《巴黎协定》并未过多干预,主要是由国家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提出,并且主要依靠国内的努力来实现。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人权法及其实施机制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及其实施机制有类似的性质和特点,可以通过两者的比较获得启示,即要在尊重各国的自主性、创造性的基础上,主要依靠各国国内的努力实现“双碳”目标。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FAO援助机制的嬗变及中国应对

《巴黎协定》明确了"自下而上"型的温室气体贡献目标,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更需包括FAO在内的多元主体予以共同治理。事实上,FAO已将援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粮食安全的传统工作范围延伸至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但客观而言,其仍存在国际合作模式僵化、机构设置与整体目标不匹配、行动能力不强、工作透明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对此,FAO宜在自身改革和治理中更突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地位,加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的互动与衔接,创建发展中国家关于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数据库。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亦应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机制的完善,并创新农业发展战略和碳融资方案。     

巴黎公约第19条的立法精神及其对发展国际法的意义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 19条关于专门协定的规定 ,是巴黎公约体系形成的法律基础。它的立法精神 ,即基本公约的稳定性、条约体系的开放性以及国际组织的协调性 ,不仅是巴黎公约体系的造法特征 ,而且是国际法发展的“先例”。     

论气候变化应对的水循环机制

《京都议定书》确定了气候变化应对的“减排”与“增汇”二元应对机制。近年来发达国家更多地强调减排机制，而增汇机制有减弱的趋势。“泛温室气体成因”的趋势对气候变化问题认知和对策路径提出了挑战。在承认各国在气候变化成因、利益、作用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加强国际分工与合作，实现的路径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导，在重视减排的同时，加强增汇机制的作用，并且应增加水循环改善这一新的机制要素，形成减排-增汇-治水的三元应对机制。加强水利建设改善水循环，加强和培育自然力碳循环和水循环对温室效应的修复功能。     

转基因生物的国际法规制

对转基因生物,现有国际层面上的规制体系有<生物安全议定书>体系和WTO体系.这两套国际规制体系互相独立平等,没有从属关系,但当两者在对转基因生物进行规制时如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就存在如何选择和协调的问题.由于保留条款的存在,我们既不能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确定的后条约优先于前条约的规则来优先适用<生物安全议定书>,也不能够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确定的解释原则来解释WTO协定.除此之外,在特定的条件下,这两套独立的国际规制体系还存在引发管辖权冲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