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相得益彰”——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转换方法

从比较哲学的视角,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首先在认识论上要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从而看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和平等地位,在此基础上促进中西方哲学的互惠互动。在方法论上,从元典出发,构建相关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翻译和转换,特别是对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一定要体现中国哲学思想和语言的特质,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强加上西方文化的预设。     

多维视角下的西方哲学研究

哲学研究应当注意哲学思想的连续性、继承性,实行前后黑格尔哲学研究的互动互解互通。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都是伴随西方现代化进程而生的,对现代哲学和现代性的批判始于19世纪下半叶,但至今仍有许多哲学家坚持现代哲学的路线,从现代与后现代的视角进行研究,使哲学更加密切地与西方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思辨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视角关涉哲学发展的方向、前途,以思辨与实践相互关系的视角来探究西方哲学的演化和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西方哲学不能局限于要后者为自己“服务”;现当代西方顶级哲学家都对马克思的学说有深入的研究,西方哲学研究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西哲学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哲学,要在比较中求发展;文化融合论应当提倡哲学多元化,拒斥妄图一统天下的独断论。     

现代性与现代西方哲学

哲学与其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 ,要了解现代西方哲学 ,必须了解现代与现代性。现代西方哲学是现代性危机的产物 ,现代西方哲学家把这种危机理解为精神危机或文化危机 ,这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工作方向 ,使现代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实际表现为文化批判和理性批判。现代西方哲学是对近代西方哲学困境的一个回应和克服。它的内在精神与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后果有异曲同工之妙。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中若干问题的澄清

本文以一些专家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的几点意见为导引,以澄清的方式进一步阐释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的见解。第一,关于哲学思维方式与哲学家的基本哲学立场的关系。首先对哲学思维方式的含义做了限定,然后分析了哲学思维方式与由其所构建出来的哲学理论内容之间的关系,并比较了二者的重要性。第二,关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及西方现代哲学对它的超越。主要探讨了主客二分的含义、其在近代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和局限性以及现代哲学在超越主客二分上的成败。第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主要是有针对性地谈了两个问题:其一,当前学界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上存在的主要偏向;其二,应当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联系和本质区别。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比较哲学视域中的庄子哲学——以郝大维、安乐哲为对象的考察

汉学家郝大维、安乐哲运用比较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庄子哲学进行了思考和研究.他们发现在“自我”、“真”、“道”或“天”等一系列核心概念和关键问题上庄子哲学与西方哲学存在深层次的差异,这些差异背后则是中西方哲学在世界观、思维模式上的不同预设.以“比较哲学”的视野研究庄子哲学,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西方的概念和框架束缚庄子哲学的缺陷,即从中国哲学本身来理解中国哲学,但是这种研究理论和方法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它过分强调双方差异性,过于重视比较哲学理论的构建,而把《庄子》文本的细读置于次要地位,使庄子哲学本身丰富的内涵和面向被人为限定了.依此看,中西方哲学的交流尚需深化.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从冯友兰到张岱年

在近代西方文明处于强势的情况下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首先还是要通过中西哲学相似性的比照来解决。在这种比照中 ,张岱年从三个方面超越了冯友兰 :1、在内容上 ,张岱年不再要求哲学家面面俱到地研究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的各个方面。 2、在形式上 ,张岱年把注意力从哲学的形式系统转移到了其范畴和命题上。 3、在方法上 ,张岱年把辩证法、实践、“为学之方”纳入到了哲学方法论框架中。笔者认为 ,张岱年对冯友兰这三个方面的超越 ,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     

民族性与现代性：少数民族哲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少数民族哲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转型的重要个案,是中国哲学转型的重要部分。其理性省思的主题表现为在近现代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不仅传承和阐释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城市与乡村的多重冲突中接受和阐释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近现代西方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从而体现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家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哲学思考。     

西方哲学出路何在──评R·罗蒂的“后哲学文化”

后哲学文化是美国代著名哲学家Ｒ．罗蒂在西方哲学家对西方哲学传统模式普遍不满、２０世纪西方两大哲学思潮逐渐趋向汇合的情况下提出的，旨在使西方哲学摆脱困境，寻找新的出路。它想改变传统的哲学观、哲学思维模式，摈弃长期支配哲学研究的老问题和基本概念，将哲学融合在文化之中。后哲学文化是吸收了当代分析哲学和后尼采哲学的部分观点的新实用主义观，它破除了传统哲学观，其中不乏正确合理有启发的观点，但它否定哲学的独立性，因此失之偏颇；它破除了凝固僵死的思维模式，但有明显的相对主义观点，它为西方哲学的发展破了几道围墙，但出路还并不明确。     

马丁·布伯对"天人合一"的解读及其启示

犹太人哲学是最早以完整形态的宗教传统和西方哲学相遇,并在相互的冲突和对话中发展出自己的哲学形态,从而成为后来东西方哲学会通的范例。当代犹太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从相遇哲学的视角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这对中国传统哲学迈向现代化之路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罗素的描述语理论之评析

语言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现代西方各个哲学流派普遍关注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它着重从哲学角度研究哲学中的语言问题或者语言学中的哲学问题。根据语言哲学理论,以20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1905年发表的著名论文《论指称》和在1919年发表的《摹状词》两篇文章为核心,对罗素的描述语理论的内涵进行评析,针对罗素的描述语理论提出了几点质疑与思考,指出罗素认为专名等于缩略的描述语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旨在探讨语言哲学中的热点问题,即描述语的功能问题,以丰富语言教学理论,以哲学的观点指导语言教学实践。     

古代印度哲学的几个重要特点

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印度哲学也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有世界三大哲学传统,即发源于古希腊而盛行于欧洲的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以及印度哲学。作为世界三大哲学传统之一的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及中国哲学相比,无疑具有许多相同点与差别点。本文侧重探讨后者,力图通过对照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哲学来找出古代印度哲学的一些重要特点。1.发展的特殊性在西方哲学中,某一时期的哲学作为一个派别在历史上一般都持续有限的一段时间。后代的哲学家对先前的哲学思想虽然也有继承和吸收,但在哲学体系上一般不完全套用先前的形式。这些哲学家一般都成立新的学派,构造新的理论体系,研究新的哲学问题,而且经常     

定义与系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与结合的可能性

本文将西方哲学与古典中国哲学所重视的方向做比较。我们发现,除了墨家之外,中国古典哲学不那么重视定义,反而重视成语的使用以及思想家的高智灵感,知道在某场合中如何使用适当的语言来诠释。西方哲学重视系统的传统与印欧系语言有密切关系。西方哲学重视某物的单独存在,中国哲学则重视物与物之关连;西方追求某物的明确定义才讲它与万物的关系,中国哲学则从流动的道或太极图把物与物的彼此互相关系当作某物的不能缺乏的因素。不过,近代西方哲学已不追求定义与系统,同时张岱年先生与其它中国哲学家愿意使用定义和系统来诠释中国哲学。中西方哲学两者的碰面对哲学界有独特的贡献。     

德国哲学家与中国哲学

中德两国文化要实现真正的平等对话,需要一个长期艰苦努力的过程,为此,中德两国文化的交往史有特别的意义,而中国文化中对德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国哲学。德国哲学家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在17世纪,通过传教士的译介,以莱布尼兹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理想化的基础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到了18世纪,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西方人在对待其他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与强烈,德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评价也有了根本的变化,从赞美的对象变成了批判的对象,这在德国观念论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德国观念论者不再准备当不同文化的对话者,而要扮演其他文化的审判者,而审判的结果,总是被审判者不及格。进入20世纪,随着现代性危机的暴露,西方哲学家,尤其是德国哲学家对西方思想传统的批判越来越深入,同时,对中国哲学的态度也明显转变,即更多地是以理解和欣赏的态度对中国哲学作出大体正面的评价,尤其在马丁·布伯及海德格尔那里,中国哲学不再是一个衬托西方哲学优越性的低微他者,而成为一个真正对话的他者。从德国哲学中获益良多的中国哲学家期待这种有益的对话在我们这个世纪能坚持下去,尽管在今天,这可能仍然是一个不易实现的目标。     

百年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与现代发展之路——兼谈思想的创生能力与现代合法性之关系

自西化运动开始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活动基本上是为中国哲学寻找合法性根据的过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除少数一两种属于传统中国哲学的方法以外,绝大部分方法的思想基础是西方的观念体系。这种以西方哲学的立场、流派、思维或方法对传统中国哲学进行解析和批判,实质上是以西方哲学框架体系剪裁和定性中国思想从而给中国哲学观点贴西方哲学标签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中国哲学的原生状态视而不见,传统中国哲学的生存性价值和超时空意义遭到了否定,因而中国哲学获得的“合法性”是被判定了“死亡”的“合法性”。一种哲学的“合法性”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了某种外来的规范或标准,而在于它自身是否在现实社会还具有创生新思想的能力。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只能从中国哲学自身在现代社会的创生能力中得到证明,这应当是确认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标准。创生能力的根本标志就是新的中国哲学诞生———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国哲学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是对两者超越的哲学;是能够与两者对话的哲学。一方面它必然表征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独特的语言,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值得全人类思考的东西,是属于全世界的。具体标志则应当是出现了可以与《论语》、《老子》、《庄子》等相媲美的哲学著?     

“大哲学”视野中的现代中国的哲学

现代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传统哲学以及现代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属于跨学科、跨专业的“大哲学”。“大哲学”是与“纯哲学”相对照的一个概念。从历史上看,西方哲学呈现出危机和发展的一盈一缩的现象,实际上是“纯哲学”与“大哲学”的交替。所谓的哲学危机是纯哲学危机和“大哲学”凸显的时期,而走出危机之后的哲学发展是“纯哲学”发展和“大哲学”淡出的时期。现在的哲学处在危机时期,现代中国的哲学应当自觉地发展“大哲学”,提倡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推进东西方比较哲学,使现代中国的哲学走向世界,朝着世界哲学的方向努力。     

哲学践行:西方哲学中的一种新的范式

这篇论文将论及西方哲学的一种被称为"哲学践行"的新趋势:描述这种新趋势的起源、表现形式、内容和意义,探索学院哲学与哲学家之间的关系。本论文能够使读者对西方哲学中的这种新趋势和其主要特征,尤其是苏格拉底方法和哲学咨询,有大致的理解。     

电影美学的哲学立场

电影美学的哲学立场即电影美学本身的哲学性质问题,它首先取决于美学本身的哲学性质,因为西方的很多电影美学流派,一如既往地在追随着西方美学对西方哲学的追随.电影美学的哲学立场是电影本文和电影作品的哲学立场的合理延展.从哲学立场上看待电影美学,主要涉及的问题有:电影美学的哲学品质问题,电影美学中的哲学思维问题,电影美学的哲学观念问题等.     

现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比较

我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要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就使我们在理论研究上面临着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尤其是怎样对待西方现代哲学的问题。我们对西方现代哲学认识的如何，不仅影响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和超越，而且关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创新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伟大工程的建设能否有一个好的开头。为此，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它们在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来源、对待近代哲学的态度等方面具有相同点，在对待现实问题、哲学体系的开放性上等方面又具有不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