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新疆的蝗灾与蝗神信仰

清代新疆的农耕社会在西北边疆的天山以北草原地带大规模生成,蝗灾的爆发主要集中在天山北麓的新兴绿洲农耕区域。象征蝗神信仰的八蜡庙、虫王庙、刘猛将军庙随之从中国农耕的核心地带进入新疆,内地农业文明特有的蝗神信仰成为新疆蝗灾治理的社会机制。蝗神庙在天山南北的证实可以弥补陈正祥统计中国"蝗神庙之分布"中新疆区域的空白。     

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

根据元代蝗灾的历史记录分析了 12 38～ 136 4年华北地区蝗灾的变化特点。发现 ,元代蝗灾在各时间尺度上均呈现出显著的时聚性与周期性发生的特点 ,11年左右的大蝗灾发生周期和 6 0年左右的特大蝗灾周期与太阳黑子的 11年周期和 6 1年周期相当 ,且大蝗灾与重大蝗灾均发生在从太阳黑子活动极大年到极小年的时段内。上述特点值得当前认识华北地区蝗灾的生消变化时作为参考     

唐代黄河中下游地区蝗灾分布研究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唐代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从时间分布看,这一地区的蝗灾后期比前期严重,蝗灾发生的月份主要集中在五六月;从地域分布看,蝗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两岸及平原地区,且灾害有向江淮一带扩散的趋势。上述特点的出现主要与这一地区的地形、气温、黄河沿岸的地理环境、水旱灾害等因素相关。     

环境史视野下“飞蝗避境”的史实建构

"飞蝗避境"是东汉时代广为传播的良吏神话。这一系列近乎荒诞的故事看似是叙事者的虚构,实际上在其文本叙述的背后隐藏着客观的历史真相。飞蝗虽然具有群聚与异地迁飞的习性,但是受食料、气候、天敌种类与数量的多寡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某些地区免遭蝗虫侵害的可能性极大。由此,"飞蝗避境"便不应被视为一个神话,而是在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东汉"飞蝗避境"故事的进一步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出部分地方官积极驱蝗的主动行为,揭示出两汉日臻成熟的驱蝗实践经验。"飞蝗避境"故事的传播经历了一个从东汉进一步传播到中古时期逐渐淡化的转变过程,其动因是灾异天谴论与治蝗实践之间的博弈。     

明代山东蝗灾发展趋势分析

明代山东蝗灾频繁，伴随明朝始终，蔓延齐鲁大地，呈现出逐渐变重、加剧的趋势。明代前期蝗灾较轻，发生不是很频繁，未造成严重后果，亦未出现惨烈现象；明代中期变重，发生渐渐变频，飞蝗蔽天情况增多，饥荒现象日益严重；明代后期加剧，发生频率更繁，农业受灾深重，死者相籍，人肉相食，社会更加萧条、荒凉。明代山东蝗灾的发展趋势与明代的兴衰存亡相伴相随、相契相合。     

干旱是西部地区生态系统受损的关键因素

中国西部近年来,连续发生的旱灾、北方河流的干枯、沙尘暴天气的光顾、蝗灾等扑面而来,致使生态环境剧烈恶化.根据上述背景,揭示了干旱的形成与加剧的原因,分析了干旱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危害,提出了因地制宜防治干旱灾害的对策,为有效的防治干旱灾害提供科学依据.     

天灾与人祸——从诗歌看清代的自然灾害及其救济

有清一代自然灾害频发,水、旱、蝗、疫等各种灾害持续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清政府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对灾荒高度重视,在平时就建立各种仓储,积极备荒;当灾情发生时迅捷地救灾、赈灾。为此,清政府制定了一套严密的防灾、报灾、救灾的政策与法令,形成了一套高度成熟的保障机制。清代中前期由于国力昌盛,封建国家救灾主体的功能凸显,能够帮助灾民有效地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清代后期随着国力的衰败,封建国家的主体作用也日益下降,以士绅阶层为主体的民间救济活动日益活跃。清诗对此作了丰富多样的书写,涉及了水、旱、蝗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反映了灾荒下人民的苦难生活。由于吏治的腐败,一些荒政有所废弛,清政府对灾民的救济收效甚微,有时反而加剧了灾民的苦难。许多诗歌都揭露了这种天灾下的人祸因素,反映了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边疆经略心思想之比较

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在当时的东西方世界都是幅员辽阔的大国,有着广阔的边疆地带,也都遇到了蛮族的侵扰,但二者的治边理念和策略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反映了东西方文明观念的差异.     

简论楚服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服装是区别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文化风俗现象,是政治、经济、心理、习惯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表现.《墨子·公孟篇》说:"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可见当时列国风俗,从发式     

厨房小贴士

我患直肠癌,手术后半年又复发了,当时身体虚弱,再手术是凶多吉少,化疗反应太大,一个疗程没做完就停了.在走投无路之际,只有多方位去寻求综合治疗,除了学练气功、吃中药,我还特信"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抓紧一切时间,去寻求治癌方面的知识和信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回瞻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运动,涉及了中国传统文化如社会的等级与人治、牢固的专制构榘、缺乏竞争意识等观念层和制度层即精神文明的诸多方面.引入了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人文人本、原罪意识与自我超越等当时外国较新的社科理论,为我国社会转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因而具有文化启蒙的历史意义.     

"荒诞"状态下的生命书写——比较分析《鼠疫》和《红蝗》中的"荒诞"意识

本文对加谬的<鼠疫>和莫言的<红蝗>中的"荒诞"意识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对这两部作品所体现的非理性、语言的狂欢性以及美学追求的差异性的分析比较,来考察"荒诞"意义的价值.     

胡萝卜治好直肠癌

我患直肠癌,手术后半年又复发了,当时身体虚弱,再手术是凶多吉少,化疗反应太大,一个疗程没做完就停了.在走投无路之际,只有多方位去寻求综合治疗,除了学练气功、吃中药,我还特信"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抓紧一切时间,去寻求治癌方面的知识和信息.     

从"心外无理"看阳明心学对儒学的革命意义及启示

阳明心学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对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根本在于它根据当时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心外无理"为立论根本,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学说,实现了儒学理论形态的转型,将道德教化的理念从"治世"到"治心"转变为从"治心"到"治世",从而使儒学文化在明代中叶以后为熔铸中华民族精神继续保持了凝聚人心的生命力.今天深入研讨王阳明从"治心"到"治世"的心学理论,可以使我们在如何加强道德建设、如何实施道德教化、如何弘扬圣贤道德等问题上获得诸多启示.     

娲蝗宫

娲媓宫建在河北省涉县西北的凤凰山上。共分四组建筑。它们是朝元宫(亦名什坊院)、停骖宫(又名歇马殿)、广生殿(又称子孙殿)和娲蝗宫(俗名奶奶顶)。娲蝗宫为主体建筑,整个建筑群因此而得名。山下的三组建筑与娲蝗宫之间是十八个“之”字形相连的山路,故日十八盘。 娲媓宫建筑在险峻陡峭的凤凰山腰平     

民国时期苏北灾荒及其影响

民国时期，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使得苏北地区的灾荒未有稍息，水灾、旱灾、蝗灾、兵灾、匪灾等交替发生。“十年九灾”的频仍灾荒给苏北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美的色彩 美的人生——从《红蝗》看莫言小说中色彩词的运用

色彩词的运用是莫言小说中一大亮点,在小说<红蝗>中,莫言利用红色的突显、色彩的对比、色彩词的超常搭配,不仅形象地描绘出客观存在的颜色,再现出生活的真实,更揭示了独特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描绘了一幅可歌可泣的生活画卷.     

时代主旋律高音区域内的不和谐音符——对郭小川诗歌的再解读

"战士兼诗人"的郭小川,曾因其<致青年公民>这样的政治抒情诗而为当时的读者和评论界所瞩目,同时也因其<望星空>、"爱情三部曲"那样充满着"叛逆"思想的探索性诗篇而广受非议.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重新审视这些当年备受争议的作品,我们会发现,正是这些时代高音区内的"不和谐音符"奠定了郭小川在五六十年代诗坛上的"这一个"的当然地位,同时也使其诗歌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重新解读这些文本,寻绎诗人艰难求索的心路历程,可以引发我们许多超越文学本体以外的思考.     

甲骨卜辞所见之巫者的救灾活动

古人对灾异 ,总是充满惊惧之情。各种救灾巫仪最大的功效 ,即在于安抚人心 ,裨益于众人走出疑惧的阴影。中国古代的巫术 ,便有此功效。水灾 (包括江河之水与雨水 )、旱灾及蝗灾 ,为自然界、自然力量所造成的灾祸 ,但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武力冲突 ,即为人所招来的灾祸。古人的观念中 ,此种自然灾祸与人造灾祸 ,却与人事、鬼神有不可分的关系 ,古代社会常将防止或禳除此种灾祸的事 ,交付于巫者。此一职事 ,大致可分为“祈雨”、“止风雨”、“战事”、“蝗灾”等四种。     

汉代匈奴区的自然灾害及对汉匈关系的影响

两汉时期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有12次,灾种有雪灾、寒冻灾、人畜疫灾、旱灾和蝗灾等。汉代留下的发生在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虽然不多,但很重要,严重的灾情对匈奴社会的发展和汉匈关系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们认识匈奴历史和汉匈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