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虚构“越界”行为的理论阐释

基于接受美学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的虚构化理论和中西方海伦、涂山氏神话文本的故事流变,分析神话构形暗含的虚构"越界"行为,与虚构化行为的现代阐释之间的内在性联系及其赋有的理论意义。分析认为:其一,伊瑟尔的虚构化理论适合用来观察、审视和检测处于流变中的不同时期的神话文本;其二,作为艺术起源的神话,海伦、涂山女的故事流变,缘自于神话虚构所赋有的"越界"行为。概言之,神话虚构"越界"行为从属"不自觉的艺术方式",然而这一源自于远古神话遗存的"艺术方式"却不断地"在每个时代产生回音"与生产着人类所需要的精神产品。     

论王耀东乡土诗歌的"泪水意象"

当代山东籍诗人王耀东已有<在历史的眼睛里>、<失去的彩韵>、<不流泪的土地>等九部诗集问世,属于"新乡土诗派"之列.该乡土诗篇形式优美、意象丰富.其中的"泪水"意象或虚化,或实指,或虚实结合,是诗歌主体精神的物化与显露,寄寓着诗人的乡土请结、家园意识和悲悯情怀,其审美价值和认知意义较为深远.但同时,其诗篇在诗艺美的彰显中也有一些不足.     

王充的象征意象观探究

王充在<论衡>中首次提出"意象"一词,并颇多论说其建构原则及特征.在王充看来,意象最初的建构原则是象征性的.意象之"意"取自生活中人们无法诉求的情感、理想、愿望等等;而"象"是通过准况(想象、联想)等思维机制虚构而成,多有怪奇的特征;"象"与"意"之间的象征关系是有任意性的;求解是对它进行解读的方式.这些理论对我们分析象征型艺术形象的审美特征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试论韩诗奇险意象的艺术特征

"奇险意象"是韩诗内容的主要构成,具有五个显著特征:一、意象创造的主观化;二、意象选择的怪异化;三、意象描写的动态化;四、意象排列的密集化;五、意象组合的叙事化。奇险的韩诗是一种为将来的艺术,在宋代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意象论研究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论所特有的一个文艺理论范畴,通常被用来评诗、论画。意象论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经先秦、唐宋之后,到明代才迎来了意象论的真正成熟。明代人在讨论意象时提出了明确的理论观点,认为意象要衡当、意象要含蓄、意象要虚构等。这些理论观点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     

再谈"文化意象"

谢天振教授虽然在1999年提出"文化意象"这一术语,并强调了其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但却并未将它和传统的意象进行对比,指出其差别,导致文化意象与传统意象的混淆,未能将"文化意象"更好的理论化。     

从情感的真实看散文的虚构

散文注重写实并不排斥虚构。散文表现的核心是真情实感,情感的真实让散文的虚构成为可能,散文通过虚构将物象转化为意象,以虚构的技法达到“假中见真”的艺术效果;散文的虚构遵循情感的逻辑,散文在虚构的过程中“敞开”了主体的情感世界,实现对真情实感的关注。     

南朝文人乐府诗意象论

从本质上讲,南朝文人乐府诗不同于非乐府诗的写作特点在于它的虚拟性。非乐府诗所写的内容多为作者亲身经历的事件和当下感知的情境;乐府诗则因其写作的拟代传统而形成对当下情事的疏离,所写内容多出于臆想和虚构。这种虚假化的写作方式对南朝文人乐府诗意象的艺术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拟＂使意象具有递相沿袭的特点,＂虚＂则形成了意象的装饰性和象征性特征。同时,随着诗坛风尚在齐梁时代的变迁,南朝文人乐府诗中也表现出了某些写实的倾向,这些诗中的意象多是具体可感的。     

煦暖的江河——论张二棍诗歌的美学风貌

张二棍是近几年活跃在中国诗坛的山西优秀诗人,其作品内敛、干净、悲悯,具有特殊的审美意蕴和审美价值.张二棍诗歌多从底层视角展开,语言简洁、质朴,作品渗透着作家对"此在"现世的审视以及对生命深情的理解与悲悯.其作品美学风貌具体表现为:价值向度上"在世"与"超越"的悲悯之美,修辞策略上冷郁叙述与悲悯情怀的"张力"之美,美学风格上质朴、有力的精简之美.     

标志审美意象中“似与不似”的物态化属性

标志的审美意象是一种审美的体验与意会,它是以物态化的视觉形式形成意象审美的沟通与心领神会。在标志审美意象的物态化中,各类审美形态大都以"似与不似"或"似此似彼"的表现形式体现出独特的、具有创造性的审美特征,因而,"象"的"似与不似"在标志的审美意象中体现的极为明显,成为其特有的属性。以中国古典艺术创作理论中的"形"与"神"的关系、"虚实相生"、"惊奇感"等美学思想,融合西方美学的"距离说"理论,探讨在标志设计中对审美意象创作的形态构建与分寸把握,提出只有摒弃过于"似"与过于"不似",才能做到标志的"形神兼备""形神相合""虚实相生"并进而达到其视觉传达效果的完美体现;对现代标志艺术设计中的审美意象创造作出一定意义上的理论阐释,揭示其"似与不似"这一物态化的基本特征与创作规律。     

“浮士德精神”新解——“欲望”、“基督精神”及“人性”升华说

从三个方面突破传统对"浮士德精神"的解读:一是"欲望升华说",浮士德奋斗的一生是从"肉体欲望"升华为"精神欲望"的过程,他始终坚持了两种"欲望"的融合,彰显了完整的"欲望精神";二是"基督精神升华说",《浮士德》思想本身超越了基督教神学传统的框架,由上帝的"他救"走向人类的"自救",现出人类对自我力量的认同与信心,彰显了内蕴着的"超越精神";三是"人性升华说",浮士德在追求人性"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凝聚了"自由精神"。最后,探析"浮士德精神"的意义所在,即"揭示了人类永生的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交思想演变的原因及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交思想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发展到"一大片"的外交政策,最终发展为"三个世界"理论。通过对毛泽东外交思想发展脉络原因的剖析,对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外交事业,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大一统民族之观念具形——中西文化相区别之根源

"民族观念之具形",是牟宗三先生写作《历史哲学》一书时开题运思之创举。牟氏借鉴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之方法论,从哲学精神之最高聚焦点来反思与审视历史。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叙述了"希腊精神"表现于艺术家的"石头—雕像"(材料—形式)之形式走向中,此即西方理性精神之客观化过程。此一"物化"过程,便是"西方民族观念之具形"。这是西方向外逐物文化的必然过程。但中国文化不是"逐物"文化,而是向内反省之"心性"文化,其观念具形之方式、过程,与西方绝异。它不表现于艺术家对象之一"物"上,不是物化之形式,而是表现于古代史官心性反省之图式上,亦即"天人一体"之德性仁心之象征联想图式上:"掌官书以赞治——本天秩以定伦常"、"正岁年以叙事——法天时以行政事"。这是"史官三性"("首领—巫师—史官"三位一体性)治术之德智两大律。此等史官三性之"天人一体"之观念具形,在后世习俗中即结晶为玉琮与方孔钱,其以天圆地方象征人之通天意识,并以方以智圆而神的二型智慧(象征天地之理),通贯人之性灵。"天人一体"之核心观念是造就一颗"求善向上之德性仁心"。这便是中国民族观念在心性之象征图上之具形,完全区别于西方的理性客观化之"物"性具形。此是中西文化相区别的起点根源。     

形式与意义: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游戏精神

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主要是指在儿童作品文本中体现出的、通过人物游戏所传递的一种符合儿童心理需求和审美旨趣,并实现儿童内心愿望的精神。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是"幻想精神""愉悦精神"和"自由精神"。儿童文学游戏精神具有快乐性、幻想性和自由性的三性特征"。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中作品的主要呈现形式为:通过"顽童""小大人""、反派"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凸显游戏精神;通过故事情节蕴涵的笨拙与聪明、嬉笑与吵闹、虚拟与真实凸显游戏精神;通过语言夸张凸显荒诞美、语言颠倒凸显逆向思维、语言突转凸显惊奇,从而凸显游戏精神。游戏精神对于儿童文学作品编创的意义在于: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基本属性和内涵所在,新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发展需要延续游戏精神。因此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作品编创的重要依据和准则。     

卡夫卡《日记》及其“文学空间”

卡夫卡的《日记》是进入其文学空间的重要路标,这与卡夫卡日记独特的综合形态密切相关。卡夫卡的日记具有＂元日记＂和＂前日记＂的特点,其＂日记意识＂与他的自我理解及对文学的理解不可分割。作为卡夫卡文学的＂梯子＂及＂地面和墙壁＂,日记与他的文学构成了不确定的二元关系。《日记》也可以看做一个＂大而完整的故事＂,在这一作品中卡夫卡对他的生活与文学的深层时空结构进行了揭示。     

赵树理小说在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中的命运

赵树理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命运。20世纪40年代,其小说从最初遭到评论界冷遇,到因契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受到左翼文学评论家与国统区作家领袖的一致赞誉,直至被树立为"赵树理方向";五六十年代,则因其小说"经验真实"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真实"的标准而遭到强烈批判。其小说的命运,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规范在建立过程中的变动、含混与内在冲突。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态度的变迁

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兴趣,也产生了众多的争议。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进行了三次大的讨论。如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态度经历了从＂回避＂到＂回归＂的变迁。无论是前期的＂回避＂还是后期的＂回归＂,可以说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本真的历史”到“效果的历史”——论《真理与方法》对海德格尔早期历史观的改造

海德格尔的"本真的历史"概念因其内在的矛盾而被伽达默尔弃之不用。在接受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学说以及意向性中的"先天相互关联"思想的基础上,借助于约克伯爵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现象学之间所架设的桥梁,伽达默尔成功地清除了黑格尔哲学中生命概念的形而上学色彩并将历史性的维度植入其中,从而完成从基础存在论的"本真的历史"向诠释学的"效果的历史"的转变。海德格尔早期历史观中的革命性意义及其新的突破方向也因此得到清晰的彰显。     

人口结构研究——续马寅初《新人口论》

受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启发,根据中国＂计划生育＂30多年的实践,构建多种＂人口结构＂模型。在构建＂人口结构＂模型的同时,引入时间坐标,从而获得＂过渡期＂人口结构的变化规律,这就为控制人口的有序增长,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实施＂一胎＂指标30多年,一方面已经达到控制人口过度增长的目的,另一方面,＂人口结构＂正处于最佳状态,所以有必要将＂一胎＂指标适时调整为＂两胎＂,以防止生育率的锐减和＂老龄化＂的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