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天师道信仰考辨

陶渊明生活在佛教、天师道教兴盛的晋、宋之际,他的思想主流是儒家,但不可避免地杂糅了佛教、天师道的因素。受宗族、时代思潮、道俗交游的影响,陶渊明的确是信仰天师道的。     

道教圣地——上清

"上清"出自于一个神话故事,相传道教崇奉的始祖太上老君"一(无灬)化三清",即玉清、上清、太清。正一道尊奉上清灵宝道君,所以上清的历史源远流长,天师道自汉末创立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等朝代的兴替,大约1800多年,从张道陵至张恩溥,在大陆共传了六十三代,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孔子世家"的"天师世家"。上清地处江西鹰潭市东南16公里处的龙虎山麓,是中国道教正     

宋朝龙虎山天师府建置初考

天师府是道教建筑的典型代表,一般认为,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龙虎山天师府始建一事,值得深入辨析;依据文献史料,龙虎山嗣汉张天师住宅,宋时应位于清朝转设上清关门附近,并非建于上清观门口;琴斋、翛然堂、冲虚堂等建置形式,曾为宋朝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家居住宅,也为宋代嗣汉张天师家居住宅唯一可考建置形式,至于有宋一代,其他天师住宅建置情况,因史料缺乏,失考。     

道教的传播与政治——以新天师道为例对早期道教传播体系的考察

五斗米道北迁后,三张的传统传教方式被打破,道教的传播体系陷入混乱状态.紧接着佛教迎来了传入中土后的第一个发展高峰,这对道教的传播也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为了重振道教,以寇谦之为首的上层道士借鉴佛、儒思想,清整旧天师道的传播体系,将新天师道建立在依附上层政治的基础之上.     

张鲁北迁及五斗米道的发展与影响

东汉末年的张鲁北迁,是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五斗米道在全国范围传播开来,并逐渐向上层社会发展,转化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士族道教.同时又造成五斗米道内部思想上组织上的分化,营造出新道书、新道派产生的环境,开启南北朝天师道之变革,从而为完成原始民间宗教向官方正统宗教嬗变、蔚成道教正宗奠定了基础.     

邵式平大闹上清宫

上清宫,位于江西省东北部贵溪县龙虎山山麓,从东汉开始,天师张道陵就在这里炼丹,成为中国道教文化的发源地。龙虎山有99座奇峰,峰峦叠翠,千姿百态;66处绝景,景景险峻,各呈妙处;逶迤的上清河水像一条洁白的缎带,绕峰穿谷,碧波荡漾,真可谓是山奇水秀,风光绮丽。《水浒传》对此曾有精彩的描述。道教的“天师”是世袭的,每一代“天师”实际上都是打着“天师”旗号,搜刮钱财、欺男霸女、血债累累的大恶霸地主。世世代代,恶霸地主们利用“天师”的旗号榨取民脂民膏,大兴土木,曾在龙虎山上修建18宫、24殿、81座道院。历代“天师”起居处称“嗣汉天…     

明代中后期天师道世俗化与民间化探析

明中叶以降,社会政治环境对于道教是不利的,道教的衰落趋势难以阻挡,天师道的发展趋势走向世俗化和民间化。道教的宗教活动变成世俗生活的组成部分,其影响力逐渐深入社会下层,向民间普及;明代道教俗神庞杂多样;道教经典的解读趋于通俗化。     

北魏天师道静轮天宫建筑形制渊源

静轮天宫是北魏以平城为首都时期的早期国家级道教建筑,也是此期北天师道的物质标志,是寇谦之新道教成仙理论的具体实施手段之一。由于其耗时长、工程规模巨大,中途遭致毁废。但其所依托的北天师道场则辗转迁徙得以异地保存。其建筑形制渊源仍以中国传统建筑形制木构高台建筑为主,部分吸收了西域佛教窣堵波建筑形制的因素。     

壮族的文道教与武道教

壮族的文道教与武道教顾有识一、道教在壮族地区的传播壮族道教是汉族道教和壮族巫教相结合的产物。汉族道教始于东汉张陵的五斗米道和张角的太平道，南北朝时分为南天师道和北天师道，金、元时形成正一和全真两大教派。据传，汉族道教在晋代传入壮族地区。民间认定、晋代...     

彭州葛仙山道教兴衰考——兼析天师道在蜀中的兴替

彭州葛仙山为道教名山,历史上属天师道二十四治之第五治葛璝治。葛仙山道教的起落变化,史载不多,其具体情状散见于古代典籍之中。本文在考辨了五斗米道确属张陵所创立的基础上,对彭州葛仙山道教的兴衰进行了考证与梳理,同时还探讨了天师道在创建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颇具争议性的问题。     

论元好问的价值观

《左传》论士,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之说,元好问就是13世纪中国北方的一位杰出的达节之士.他金亡不死,上书蒙古中书令,又觐见忽必烈,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这些惊世骇俗之举,是其价值观的反映.综观其在易代之际的全部表现,可以发现元好问的社会、人生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以仁为归的生死观、以事功为重的忠义观和以民为贵的道统观三方面内容.     

关于明代戏剧家沈自征经历的一段史实考辨

明代戏剧家沈自征其性格和气质颇具游侠色彩。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袭扰北京,沈自征奉大司马之命前往袁崇焕军营侦之,劝其入朝拜见崇祯帝。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否定沈自征曾有入“袁营”的经历。但据各种史料看,沈自征的确有过这样的经历。他的经历反映了明末的一段史实。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关羽红面考

关羽的形象变化是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直到元代才演化出红脸的特征。元代是关羽神格提升的关键时期，大红司命主等红色怀爱本尊是关羽红脸特征的形象来源，让关羽从传说中的地方性的冤魂恶鬼变成了全国性的佛教大护法，并具备了怀爱本尊所拥有的征服、聚财、钩摄等功能。     

北魏汝南王元悦事迹及相关问题研究

北魏皇族宗室在社会政治上占据重要位置,对北魏政治发展也起到了重要影响,元悦可为较为典型之个案。元悦性致狂逸,对于儒学、佛教以及方术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元悦所历官职大多崇重,也符合元魏宗室任职的一般特点。元悦依制开设官府所荐用的僚佐大多出自名门士族,但僚佐与府主之间的结合关系较为疏散。在北魏末年,元悦本身的政治野心和孝文帝之子的这一身份引起孝武帝的疑忌,遂引来杀身之祸。     

元曲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启示

元人创造了浪子-隐逸-斗士文化。浪子风流、隐逸情调与斗士襟怀融会而成的反抗意识和审美人生构建了元曲的人文精神。柳永和陶渊明作为浪子和隐逸的文化代表成了元代社会的偶像。魏晋六朝是人开始觉醒、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元朝则是普通人开始觉醒、通俗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这是一个应该郑重提出的文化大命题。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和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分别是“浪子风流”、“隐逸情调”和“斗士襟怀”的文学写照：     

北宋文坛对“元和、长庆风格”之接受及其意义

“贞元、元和风格”亦可表述为“贞元、长庆风格”、“元和、长庆风格”或径称为“元和之风”,是宋代文坛极为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它滥觞于五代,盛行于北宋前期,演变于北宋中叶.大宗淳化、至道间特指以元白为代表的翰苑文章,真宗景德、祥符间兼指馆阁翰苑的诗歌赋颂,仁宗庆历、嘉祐间则转为推重韩柳古文a这一话语集中体现了宋人对唐代文章...     

南宋词人刘德秀小传辑补

南宋词人刘德秀,《宋史》无传,清陆心源《宋史翼》亦未之补。《全宋词》刘氏小传因属草创,故较简略,兹辑补其未备者若干事：德秀自号退轩。曾任桂阳军学教授。孝宗淳熙十年,已知长沙县。十二年,已知湘潭县。约十五年至光宗绍熙元年,四川制置安抚使司参议官。三年八月,已知重庆府。此后,曾任大理寺主簿。五年七八月间,已任大理寺司直。五年八月至宁宗庆元元年四月,监察御史。元年四月至二年正月,行右正言。七月起,兼侍讲。至迟此年十月,阶官已至朝奉大夫。二年正月,除右谏议大夫。至迟此年十二月前,仍兼侍讲。三年二月,犹在右谏议大夫任。至迟此年七月,已官兵部尚书,仍兼侍讲。至迟此年八月,已官殿中少监、兵部尚书。四年四月,兵部尚书、兼实录院修撰。九月,吏部尚书,仍兼实录院修撰。五年七月,出知婺州,贴职已至宝文阁学士。六年,犹在婺州任。此后至嘉泰二年十一月前,龙图阁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知成都府。此后至开禧元年四月,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四月至九月,太中大夫、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爵郡公。以病乞去,九月,除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张荫桓与中日《通商行船条约》

张荫桓,晚清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光绪宠臣,一代才杰,动关晚清时局。１８９６年受命与日本代表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为挽回利权,曾作个人努力。     

论历史纪年中子虚乌有的“高后”八年

现在所通行的所有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在西汉惠帝后和文帝前都编排有＂高后元年至八年＂,这与中国古代以帝王在位时的年数或年号为纪年方式是相违的。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的这15年中,＂高后＂吕雉确实有差不多15年的实际执政史,说她是一个没有名号却有实权的中国第一位＂女皇帝＂名副其实,但她确实没有哪怕只有一天或者名义上的帝王称谓。在这15年间,先有惠帝刘盈七年,后有刘恭、刘弘两个＂少帝＂八年。只是因为刘氏功臣集团发动宫廷政变、推翻吕氏集团后,担心身上流有四分之一吕姓血液的小皇帝长大后报复,为了自身的利益,便诬说他们＂皆非真孝惠子＂而予以斩尽杀绝。司马迁明确指出这是＂阴谋＂。我们在编写《中国历史纪年表》时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少帝＂刘恭四年、＂少帝＂刘弘四年取代所谓的＂高后＂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