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山西周墓所出的“棜”及“酒以成礼”

西周时的"棜"、"禁"都用于承放酒器,"棜"无足,"禁"有足,石鼓山西周墓所出的"禁"称为"棜"更恰当。"棜"是商末周初出现的新器物,造型反映了天圆地方的观念,可能与祭祀有关。西周时期主要是将所有的饮酒行为纳入到礼乐制度中,"棜"等的出现体现了西周以礼规范饮酒,节制饮酒,而不是简单地禁酒。"酒以成礼"是说饮酒是礼节仪式不可或缺的内容,守礼可节制饮酒;在礼仪场合就是饮酒过量,只要行为不失礼就不为过。"棜"的出现还反映了周初礼乐制度的改革与建设。     

西周青铜铭文射礼研究

射礼是西周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礼中属于嘉礼。射由技术到礼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射由实用性演变为政治性的历史过程。《三礼》中关于射礼的记载很多。西周时期青铜铭文所记射礼,有大射礼、宾射礼和燕射礼;有射礼进行比赛和教化的专门场所——射宫;足见射礼在西周社会的重要政治地位。西周射礼与《仪礼·大射仪》在参射人员的等级上、具体注重的射事内容和射礼的作用功能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从西周早期的大射礼、宾射礼向晚期燕射礼的转变,从青铜铭文中的射礼注重“礼”到《仪礼·大射仪》注重“仪”的转变,暗涵着西周礼制的逐渐松弛、礼乐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     

西周礼乐文化及其意义

西周礼乐文化是中国早期文化经过了巫术和宗教阶段以后出现的、体现着人文理性精神的文化形态 ,是文化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礼乐文化包括礼和乐两个方面 ,其中 ,礼是规范当时社会生活的首要原则 ,乐则是礼的实践的必要条件和重要补充。礼乐并重 ,为社会角色提供了完整的自律规范 ,这是礼乐文化的主要特色。礼乐文化的社会基础是西周实行的宗法制度和农村公社制度 ,同时 ,礼乐文化也是为这种社会制度服务的。礼乐文化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礼乐文化是中国早期文化达到理性化水平的具体形态 ,并且具有鲜明的特色。第二 ,春秋、战国之际 ,诸子继承了其基本精神 ,从而为中国文化基本特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青铜礼器与礼乐制度的历史沿革

礼器是西周统治在举行礼典时的礼仪器具，是礼制的物质形象载体和化象征。礼乐制度的历史变革外在体现为礼器的变化。礼器体制的沿革蕴含着丰富的礼制内涵。从西周到春秋战阂，是礼乐体制从建立、成熟到衰退、崩溃的整个历史时段。“器以藏礼”，“礼”内涵的变化即礼器的变化。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论礼的文化本性及其先验本性--以孟子的礼学观为中心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古代氏族社会各种礼的温情依然残留着,并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在一定层面上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尽管孟子思想中最核心的观念是"仁",但他依据孔子以"仁"释"礼"的思路,对"仁"进行了理论抽象,不仅把"仁"看作是礼的内涵,而且进一步论证了礼乐制度所体现的仁义礼智,是一种先验的道德理性,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本质规定。     

论吴文化冶铸(上篇)--吴国青铜器铸造与地方特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青铜冶铸技术的文明古国之一.青铜器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对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夏商周三代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青铜礼乐文明,而江南吴国青铜器在中国青铜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吴地青铜器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中原型铜器;其二为江南与中原融合型铜器;其三是江南地方特色的青铜器.这些吴地风格的青铜器脱离了中原的范式,充满江南人的匠心与巧思,灵动而清秀,在中国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与中原青铜器如春兰秋菊,交相辉映,彪炳千秋.     

新见贤鼎器铭与西周大射礼

吴镇烽新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中收录了一件贤鼎,据形制、纹饰等因素考量,当为西周早期后段康昭时器。铭文涉及西周大射之事,虽记载与其他器铭不合,但并非伪铭。其所记当是由周王亲自主持并参与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彼时军事战争频仍的现实反映,也是早期射礼起源于军事训练的鲜明例证。而透过贤鼎大射之事来简拔军事将领,也与射礼具备"择士"的政治目的相吻合。     

从（弓鱼）国考古资料看西周贵族的审美情趣

陕西宝鸡（弓鱼）国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车马器,为我们解读西周贵族的生活状况及其审美情趣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文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认为西周贵族以礼乐文化为背景,建立了丰富多彩的审美世界。     

“秦弃礼义”考辨

秦汉间多言＂秦弃礼义＂,实以周礼传统审视秦礼。其实秦有仪法,且其多杂戎狄传统,兼采六国形制,呈现出明显的综合性。周秦礼制因时势而演化,周以礼作为治国精神,秦视礼为行政手段,二者秉持不同,自然形制迥异。     

西周聘问礼中的“礼赠”特征之分析

聘问礼在五礼之中属宾礼,是周代贵族之间重要的邦交礼仪。聘问礼的进行是伴随着礼物互赠的,称之为"礼赠"。"礼赠"是西周贵族之间交聘往来的一种情感表达与身份标识,其在礼仪交往中体现的等级性、对等性、象征性、敬让等特征恰恰是西周礼制的本义之表达。"礼赠"对于周礼的维系与西周贵族统治秩序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着周人的基本精神。     

屈原《离骚》用礼探微

屈原博文强志,熟谙礼仪,故能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自觉不自觉间渗透礼制于《离骚》文字之中,包括崇祖之礼、命名取字之礼、茝兰赐献之礼、前驱导路之礼、盟誓之礼、陈词祈祝之礼、昏礼、卜筮之礼、佩玉之礼、大夫士去国逾竟之礼、宗庙乐舞之礼、车马礼制等。总体来看,《离骚》用礼虚实相间,多有象征义;数量众多,涉及范围广;以周礼为本而又融入楚地习俗。东周礼崩乐坏之际,礼制并未完全丧失固有作用,作为身份等级衡量标准,依旧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因而《离骚》用礼数量众多,涉及范围广;周代贵族熟悉礼仪,礼为社会交往之需,因而屈原可以因礼设喻,不虞其义不达;《离骚》用礼以周礼为本,融入楚地习俗,周礼直而通达,楚俗摇曳多姿,屈原可谓兼得,故能以约文、微辞表与日月争光之高志。     

原“孝”——从“孝”看西周的时代背景

孝在西周时多在祭祀用语中出现,其使用大致经历了由生前的孝养到死后的祭祀、由物质的供养到精神的遵循的过程。孝在西周时的使用对象大多为死去的父祖,但也存在例外。西周时孝的出现及其与祖先祭祀的结合是因为要维系日渐衰落的宗法制;另外孝作为一种普遍的家庭伦理也由于下层庶民个体家庭的独立趋势而有所萌芽。     

周公对西周制度的构建探析

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通过制礼作乐,建立起一套以礼乐为核心的完整统治制度。周公构建的制度中影响重大的有宗法制、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法制等。     

论“二雅”怨刺诗的创作动机

生活在西周厉幽时代宗法制下的二雅怨刺诗作者,与王室血脉相联,其自身的荣辱祸福与王朝政治兴衰之间有着直接紧密联系,由此决定了怨刺诗抒发忧愤情感所持的立场和动机。二雅怨刺诗斥责昏乱败坏的朝政,其情焦灼,其意精诚,深具孤臣孽子之心。表达对王室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对自身利益的深刻关怀,是二雅怨刺诗最坚实的创作动机。     

从农事祈报诗论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 ———以《思文》《丰年》《生民》为讨论中心

早期农业之发展,＂靠天吃饭＂的成分远甚于今,因而农事诗在《周颂》之中所占比例极高,且多以祈报为主要内容。缘于《周颂》乃天子宗庙祭礼或祭祀山川神祇所用之乐章,且大多属于周武王、成王、康王以及昭王时期之作品,因此最能反映周初制礼作乐之人文精神,且深寓教化意义于其中。文章拣选《周颂》最能代表农事祈报之礼的《思文》与《丰年》为讨论主体,并辅以《生民》一诗以明其详,综合此三篇之内容以探讨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     

周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探析

周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妇女的地位总体来说低于男子。这主要由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决定，同时也反映在一些礼仪仪式中。在婚礼中周代的妇女在婚姻自主权、人格、财产等方面基本没有主动权。在丧祭仪式中女子往往处于配祭和从属的地位，所服丧服男女也有严格的等级区别，服丧期限也明显不同。     

诗成何以感鬼神——上古帝王与郊庙祭歌形态关系探析

诗乐舞为上古祀神仪式中最富有艺术性的部分。周因于殷礼,祭祀礼仪中的诗篇大部分为“史巫祝宗”之辞,为仪式用语,保存在《诗经》的雅颂中,与乐舞一起服务于降神、娱神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