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小说研究资料综述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王蒙的文学成就比较突出,而且因其创作时间持续之长、作品之丰、创作手法之新,在当代文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从五十年代到现在,有关王蒙的研究长盛不衰,卷帙浩繁。同时,作为一位笔耕不辍的作家,王蒙小说写作一直没有间断,之前的王蒙小说研究综述已经不能代表研究对象的全貌。因而,对王蒙的小说研究资料进行梳理和总结,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查阅了多方面研究材料的基础上,着眼于研究者对王蒙小说的论述,试图做一个相对全面的梳理和评论。     

王蒙的胸怀

那年夏天,王蒙应邀来新疆举办"王蒙写新疆"作品研讨会,我有幸与许多全国知名作家一起参加了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发言,讲述了王蒙的系列作品对自己人生道路产生的巨大影响。会议结束后,王蒙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头,微笑着对我说:"你是夏爱华?嗯,你的发言很好。"王蒙的话使我深受鼓舞,于是我把心里的困惑说给他听。     

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

该文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持续地尝试融合新的技巧,将行为的因果关系消失于无形,把时间还原为空间.刻意地回避传统的叙事结构,开创出新的叙事方式.同时该文还论述了王蒙小说中所隐涵着的"分离-考验-回归"和"走路"等原型类型,分析了前者在叙事结构和塑造艺术形象上所起的"祭仪"作用,后者在小说中的象征意义;揭示了王蒙小说在艺术创新过程中的独特性,重新审视了王蒙的反思作品的艺术特征及贡献,并进行了新的评价.     

从歌颂到反讽--革命者形象的变迁与王蒙创作心态的变化

有关革命者生涯的记忆是作家王蒙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于革命和革命者形象王蒙进行了不断的书写和重写.从<青春万岁>到新时期初的<布礼>、<蝴蝶>,再到后来的"季节"系列,作家对革命者形象的书写经历了纯情的歌颂、痛苦的分裂和忧愤的反讽三个阶段.王蒙作品中革命者形象的演变极为深刻地体现了作家创作心态的发展变化.     

王蒙“意识流”小说研究综述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着"故国八千里,风雨三十年"的特殊经历的王蒙,在新疆伊犁度过了16年的几乎和文化隔绝的生活之后,重新执笔,写下了一系列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意识流"小说而受到了文坛和评论者的高度关注.当代文学已经来到了21世纪,对于王蒙"意识流"小说的研究也逐渐走向成熟和理性.文章力图对这一系列作品的研究做一个整体性的回顾和展望,从而为更加清楚和准确地理解这一系列作品寻找一些线索.提供一些新的启示.     

论王蒙的拟辞赋体小说

王蒙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季节系列"和"后季节系列"小说,可以称做"拟辞赋体"小说.这是王蒙小说文本体式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小说体式.这种体式在外在形式上与我国古代的辞赋极为相似,而在内在情绪上则体现的是王蒙历尽劫波之后的世事洞明的通脱与旷达,以及在这通脱旷达前提下的调侃、狂欢与反讽.这种情绪已经超越了古代辞赋"劝百讽一"的模式,成为王蒙新的创造.     

父子之情与国家公义——王蒙小说中"大义灭亲"的故事原型及其意义阐释

王蒙的小说创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作品数量丰富.在他不同时段的作品中,存在一种"互文"现象,即对某种经验类型、典型场境或故事的反复重复,其中,"大义灭亲"的故事类型在他不同时期的小说中一再出现."重复"是原型的典型特征,王蒙小说中"大义灭亲"的故事,就具有了"原型"的意味和价值."大义灭亲"的故事,最初出现在<小豆儿>中,继而重现于<青春万岁>中,最后在"季节系列"中再度重复."大义灭亲"故事在重复时,某些故事因素被轻微地改写,从而引发了故事语义的变迁.     

意识流文学东方化的里程碑——王蒙

王蒙是新时期中国意识流小说的重要的实践者。在他的作品中能发现很多具有意识流特征的写作手法,如：以心理时间来结构作品;自由联想手法的运用;丰富的感官印象描写等等。可贵的是,王蒙对意识流手法的借鉴并非简单的＂移植＂,而是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在很多方面呈现出东方化的特征。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相比,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主要宣扬积极向上的精神,对人物的意识描写没有完全退缩到人的潜意识之中,而是与外部世界有或多或少的关联。而且,王蒙笔下人物的意识流动受到一定逻辑关系的制约,不似西方意识流那样随意跳跃。王蒙对意识流手法的创造性实践推动了意识流文学的东方化进程,是意识流文学东方化的里程碑。     

王蒙小说还原生活的艺术取向——王蒙小说的生成前提

王蒙小说是一种生活化小说,他的小说创作,既看重"艺术直觉"、艺术联想,同时又强调生活,这是王蒙小说生成的前提,这种小说生成的思维方式又影响了他的文本形式,也促成了王蒙小说文体的多样化,从而使其小说从文本形式到精神内质都向生活全面开放.     

王蒙小说听觉书写与人物塑造

王蒙作为一个感官型作家,在其小说中呈现了大量感官书写,其中听觉书写尤为显著。听觉元素在王蒙小说中的积极参与对人物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聆察”王蒙笔下人物形象开辟了一条新路径。王蒙通过对人物“语音独一性”的摹写表征了人物的性格、身份和地域等个体标识。在声音的现代性叙写中,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意识流淌也与听觉感知紧相连属,表现为人物的“心声”、联想的听觉化和与视觉结合的听觉印象。同时,人物内在的生命状态与外部世界的声音景观同频共振,展现了在历史与时代浮沉中虽经历坎坷却仍充满坚定意志与希望的“王蒙式”艺术生命形象。     

北朝文士温子升的评价问题

"北地三才"之一的温子升是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但后世文人对他的评价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如魏收贬责温子升是内心阴险之人,而明代的张溥却对温子升极力褒扬。温子升的生平作为、作品中的思想倾向两方面进行考察,我们认为魏收贬低温子升的评价与史实不符,其观点不能成立。魏收贬责温子升的原因与其撰写《魏书》时多用曲笔有很大关系。     

王阳明的心学发展轨迹在其诗歌中的表现

王阳明一生创作了约600首诗歌,通过他的诗歌创作,我们可以了解到阳明的人生轨迹和心学思想的发展。在明代中后期诗歌创作崇尚复古的大环境下,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等哲学观点,创作了许多具有哲理的诗文,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个性与思想。他用"良知"唤醒"人性",像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指引人们通向至善至美。     

宋词中的“春归”

"春归"在宋词中,并非仅指自然界春天之归来或离去,而是一个象喻意十分丰富的意象。历经仕宦坎坷的词人,有以此意象比附仕途顺境之消逝者,有以其寓托政治生命中断后的悲愁与幽恨者,更有以之象喻国运衰颓并婉达于国家前途深重的忧患之情者。宋词幽约含蓄的抒情特色,在这一意象的使用中尽得展现。     

“文学地理”建构背后的宏大文化理念——以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为例

目前的文学地理学一般注重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研究而忽略作家对于地域文化的建构研究。文章以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的建构为例,说明正是超越于地域文化的整体历史语境决定了地域文化的书写价值,而地域文化以何种文化形象出现于作家的笔下,不仅与地域原乡相关,更取决于作家所持有的文化立场和具体文化理念。总的来说,莫言的生命主义、文化生态主义理念以及受当代语境影响的带民间色彩的文化政治理念是莫言创构高密东北乡的主导理念,它们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莫言纸上故乡的文化面貌。     

德山缘密禅师生平思想研究简

德山缘密禅师为云门下一世,禅法精湛,门徒众多。缘密“三句”及抽“顾”对于云门宗风之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通过对禅宗早期史料中关于缘密的资料进行分析、对比及推理,对包括其生卒、参谒文偃时间、经历朝代等生平作详细考证;对其禅法思想之于云门宗风的定型与发展,云门宗在宋初的兴盛所起之重大作用作相关阐释,为了解、研究缘密以及宋初云门宗发展状况提供必要参考。     

群众路线的政治社会学考察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批判和吸收近代人民主权理论,凝炼和升华现代政治生活和政治组织过程,对于正确处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防止现代政治的两个极端,促进中国的自由、民主和法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将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政治文明建设做出的独特贡献。     

辽代马盂山考

辽代马盂山得名于辽代习见的生活器皿马盂;又有永安山、明安山、马云山等别名。马盂山是分散的个体的,喀喇沁旗、宁城县、平泉县都有自己的马盂山。马盂山又是一个整体,是今日的大兴安岭南麓之七老图山脉。马盂山是土河、三肤河、阴凉河的发源地。喀喇沁旗、宁城县、平泉县同属马盂山覆盖范围的一部分;马盂山(永安山、明安山)在契丹民族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契丹民族的发源地,又是契丹社会上层人物的归宿地,更重要的曾经是契丹时辽朝四时捺钵的重要场所。     

“脉”之字义流变考论

由"永"到"",再到""、"衇"、"脈"、"脉",这是"脉"字发展的基本线索。"脉"是""加注意符而成,""由自然界取象而来,其本义为水之衺流别。伴随着古人对人体结构机能的认识与古代医学的发展,"脉"的涵义逐渐丰富,并促进了人体经脉理论的形成。其分流衺行的本义逐渐消退,而血气运行的连贯性这层含义愈发突出。此外,人体经脉理论的形成影响到人们对大自然的看法,堪舆学的形成与发展,使得"脉"的涵义及其运用更加广泛。     

涂鸦者的“缺失”刍议

涂鸦对公共环境和公众生活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涂鸦者的行为,轻者有悖道德良知,重者触犯法律。教育缺失、自律缺失、审美缺失、监管缺失是涂鸦屡禁不止、甚或有蔓延之势的重要原因。接力教育可弥补涂鸦者众多缺失,严格监管可对涂鸦现象进行根治,二者统一于和谐社会建设和环保建设之中。     

中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提起主体制度——以聂树斌案、王书金案为例

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主体是终审法院的院长、终审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和终审法院的上级人民检察院。这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应当对人民法院提起审判监督的权力进行改革,即将审判监督程序启动权收归上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而且要区分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应该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