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逻辑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和《权力与繁荣》三部著作中。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三部曲"以个人理性为逻辑假设,以搭便车和分利行为作为逻辑依据,选择性激励是集体行动的思考重点,因为选择性激励会带来分利集团,分利行为会导致国家经济衰退。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旨在阐明,国家经济繁荣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以构建共容利益集团;结论是:权力先于繁荣、权力保障繁荣。     

当奥尔森遇上奥斯特罗姆:集体行动理论的演化与发展

奥尔森将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于集体行动领域,构建了集体行动和利益集团研究的经济路径.后来的集体行动理论基本上建立在对奥尔森观点的批评、拥护或者延伸基础上.以奥斯特罗姆等人为代表的印第安纳学派对于奥尔森理论修正的最大特点是将制度分析融入到集体行动研究中.首先,它更新了奥尔森的产品分类标准,更加全面地探究了产品属性与集体行动间的关联;其次,学派将理性选择模型改造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在改善人类理性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再次,奥尔森将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办法寄托于精英式的“选择性激励”上,学派的研究则表明,自主治理有望成为另一种可能选择.然而,两种理论也存在明显的呼应与互补.     

集体行动的逻辑与转型时期政党组织行为的激励

发挥党员的先进性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行为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由于大型集团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容易引起组织成员的搭便车行为,从而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作为一个拥有几近八千万党员的特大型执政党组织,在某种意义上也程度不等地受着＂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影响,并可能出现少数党员搭便车的现象。这是不可讳言的。在市场经济日趋发展,社会的去魅化、世俗化特征更趋明显的情况下,采取切实的激励措施,努力激发党员的先进性作用,以遏制这种少数党员搭便车行为,乃是社会转型时期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论区域生态治理中的集体行动

区域生态治理是对抗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一种有效形式,政府、公民社会、市场应组成共同的治理集体采取集体行动,但它面临着主体缺失、行动无序、治理滞后和盲目等困境。导致这一困境既有理论匮乏原因,也有制度缺失原因。随着理论范式的转变和可选择性激励措施的采取,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在利益表达与调谐中,可寻找到生态危机解决路径,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公民社会应积极参与,同时市场也要突出其应有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区域生态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     

“奥尔森困境”及其困境

奥尔森所揭示的“集体行动逻辑”，实际上是在说明“集体行动的困境”，文章称之为“奥尔森困境”。在集体选择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多数人未必能战胜少数人。“奥尔森困境”并不能由个人从集体收益中分享的份额的大小来说明。“奥尔森困境”并不像奥尔森教授表述得那么严重；奥尔森的表述方式忽视了太多的有效变量，从而削弱了他的理论的严谨性     

集体行动理论述评

本文对当代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作了简要介绍,并讨论了该理论对宏观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以及这一理论的局限性。     

搭便车、集体行动与国家兴衰——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述评

奥尔森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两部著作中,它们是关于集体行动理论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而且都始终贯穿着"搭便车"问题这一中心线索.以"搭便车"问题为中心线索将二者串起来进行评述是很有意义的.     

集体行动中的“准组织化”及策略应对

本文讨论对象是当前中国集体行动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组织形态—“准组织”,试图在对经验观察与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归纳出关于“准组织化”集体行动的组织形态、行动策略以及由这些策略互动所型构的行动轨迹的具有理论分析意义的一组命题.而且,在同中国集体行动研究以及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组织理论展开对话的同时,也为引导集体行动走出“组织化”与“制度化”的双重困境提供了一种组织类型学的知识基础.     

危机事件与集体行动逻辑

本文关注危机事件冲击下所引发的集体行动 ,试图以嵌入性的角度分析这一特定情况下所形成的集体行动的共意性、阶段性和边界性 ,探讨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人们不会援用搭便车的逻辑 ,从一个侧面回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之问     

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和集体行动的困境

在回顾我国20世纪两次农业合作组织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作为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措施,农业合作组织能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同时本文以奥尔森的理论为参考,探讨农业合作组织作为自发的集体组织,如何避免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协同惰性：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新视角

集体行动作为“人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共同的难题的基本措施之一。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来看，集体行动并不必然获得成功，失败和困境反而成为常态。诸多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研究，往往醉心于某个单一角度或是微观层面上的分析，割裂了要素之间的结构逻辑。因此，这就需要形成一种更为宏观和系统的理论框架，能够涵盖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多重因素。以协同惰性为重要内容的协同优势理论以其多元而开放的题域，从目标、权力、信任、成员结构和领导力五个维度构筑了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主体结构，不仅为理论发展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为揭示我国当下的协同治理困境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理论工具。     

业主委员会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善治路径

业主委员会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产物,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产生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只有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物业管理的属性,才能找出业主委员会治理过程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原因,并通过对物业管理这一准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过程与提供过程相区分,指出多元协作治理是业主委员会善治的路径选择.     

业主委员会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善治路径

业主委员会是中国社会刺度变迁的产物，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产生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只有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物业管理的属性．才能找出业主委员会治理过程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原因，并通过对物业管理这一准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过程与提供过程相区分，指出多元协作治理是业主委员会善治的路径选择。     

外部性不对称与结果不确定性集体行动的逻辑

经典理论认为,由于自身的公共属性,集体物品会产生外部性,进而易导致集体行动面临困境。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我国,该解释并不具有普适性。在我国,当集团目标的实现是以市场交易为基础时,集团内个体多面临高谈判地位交易对象,因此,通过谈判,可能产出公共或私人两种物品。引入外部性不对称的概念,能够修正和补充经典理论。建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机制,将外部性对称化,有利于打破该类困境。     

权力与规则:集体行动的组织学分析框架

组织的价值就在于把分散的个体聚集在一起,通过合作以达成个体所无法企及的目标。进入组织的个体,称之为行动者,由于其拥有的权力不同,他们的行动与受规则限制的程度也有差异。权力与规则构成了集体行动的核心要素,并对集体行动的后果有直接影响。行动者对游戏规则的遵从以及对组织内部不确定资源的控制,是框定集体行动结果的必要条件。把握这一集体行动的内在机理,对理解我国当前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集体行动、发展伦理与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创新

推进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创新,是人们应对复杂发展问题的重要选择.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发展伦理及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确认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层视域,厘清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层构架,确认社会发展理论的变现方式,是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中的三个前提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自觉与深化研究,将深层推动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创新.     

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

面对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公共事物的悲剧,新制度主义者提出了自主组织理论,即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够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自愿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进行自主治理。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达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能够很好地解决集体行动所面临的问题,即搭便车、承诺的兑现以及对个人遵守规则的监督等。     

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公共治理理论

人性论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理论，人性论无非是假定人性善，利他，或者人性恶，利己。经济学理论中理性自利的假设，在逻辑上导致了集体行动的两种逻辑：利己导致繁荣，或者悲剧。历史上集体行动的悲剧，导致了传统的治理结构；现代集体行动产生的繁荣，催生了新的治理结构。企业家在传统的治理结构中很难有好的生存空间，需要有一个多维度的公共治理秩序，来兼容市场的治理和传统的原始的治理以及国家的治理。     

业主委员会：社区治理中的制度共识、自治困境与行动策略

业主委员会是社区治理中一种基于自治的提升社区共同体生活质量的制度共识,具有二次契约的特点。然而,在理念与行动之间,业委会则常常容易陷入自治的困境,如在公权力干预与自治权扩大之间,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在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之间,存在集体行动的机会主义现象;在集中的权力与分散的权利之间,具有寡头统治与＂准专制政治＂的倾向。克服这些困境,需要通过共识促进、选择激励、多维民主等方式形成＂共识中的共治＂,这应该成为业委会走向社区＂善治＂的行动策略。     

低碳经济:人类善待环境公共服务的透明集体行动

低碳经济,涉及能源及其二氧化碳排放,其一端联系着可分割的私有资源,另一端是不可分割的环境公共服务。能源约束,是低碳经济的一个前提。相反,高碳排放经济是无约束的私人产品开采耗用,导致过度、累积的温室气体挤占环境公共服务而不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两种路径是"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和"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通过对两路径进行比较,以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基础,并且以《京都议定书》的实施为例证,分析可计量、可操作低碳经济的确定主体和路径:透明的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