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是否能有效改善水环境质量——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近年来，政策工具在不同类型的政府治理情境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环境政策工具作为实现环境治理政策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在各类环境治理领域倍受青睐。目前，中国的水环境治理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所面临的矛盾问题层次更深、难度更大、范围更广。本文以2008—2019年30个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贝叶斯模型平均法（BMA）研究发现：控制型、市场型、自愿型三类政策工具均有效改进了水环境质量，但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在控制水污染排放时所发挥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加大环保部门的投入和执法强度对抑制水污染排放的作用最为显著，地方政府颁布的水污染防治法规的影响效果有限；排污费（税）的征收对抑制水污染排放的作用要强于政府在水污染治理和环保设施方面的投资；对环境污染的信访举报有效推动了水污染问题的解决，人大、政协的提案对水污染治理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表明，不同政策领域的问题情境存在差异，其所涉及的管理部门特征并不相同，在不同的治理领域与治理情境中，我们始终需要寻求政策工具与政策产出之间的平衡点，通过设计更加优化的政策组合以发挥不同政策工具的最大效能。因此，在“十四五”时期的水环境治理中，应针对不同环境治理情...     

产品导向环境政策的当代法治与实践价值

传统环境治理模式之固有弊端要求我们必须从先导政策层面进行反思,考虑在现有环境法治基本理念和制度框架内,有效运用政策工具组合,包括各种立法与市场机制、措施的开展,实现环境物质与生产文明的充分弥合、共存和持续发展。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状况下,产品导向环境政策更有其不可忽视的法治与实践价值。本文从产品导向环境政策与当代中国环境法治理念的关系出发,以环境治理模式变革和现实经济危机为切入点,希冀为中国在环境法制完善、治理模式变革进程中,参考实施该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面的可行性建议。     

农村环境治理的网格化路径探索

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已全面展开,改善农村环境,建设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从阐释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背景出发,分析农村环境治理的现实样态,厘清农村环境治理的理念亟待提升、治理主体责任有待进一步明确、治理内容较为复杂等问题。进而通过网格化治理理论的引入与农村环境治理的适用性探讨,提出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职能、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议,寻求农村环境治理的网格化路径。     

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意蕴、偏差审视及优化路径研究

数字乡村建设与生态环境治理交叠派生出的充沛政策势能为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有效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围绕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运行机制、价值意蕴、偏差审视、优化路径等四重逻辑维度展开立体解析。在深描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运行机制的基础上,系统刻画了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多维功能,并从“理念迟滞：传统治理思维的滞后性约束”“结构失衡：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性缺失”“技术鸿沟：城乡二元分割背景下的数字基础孱弱”“制度异化：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保障力度式微”等四个方面深度审视了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困境,进而提出文化驱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的理念升级;结构重塑,激活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技术适配,推动数字赋能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深度契合;制度优化,重塑农村人居环境数字治理的多重保障等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效能提升路径,以期促进数字技术更好地融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方案。     

论矿山环境治理中的政府环境责任及其实现机制

为了维护公共环境利益,合理配置环境资源和协调环境利益关系,政府在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中承担着对矿山环境治理进行统一规划、综合决策、依法监督以及进行投资和制定激励政策等环境责任.矿山环境治理中政府环境责任缺失的主要原因是理念滞后、立法不完善、缺乏有效监督机制.我国应通过立法确立新的矿山环境治理理念、强化矿山环境行政审批的规定、明确政府统一规划的责任,并通过建立“政府主导”的市场机制、完善行政执法机制和监督机制,保证矿山环境治理中政府环境责任的实现.     

我国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及其优化

在环境治理中,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非常重要,它是实现环境政策目标和结果的桥梁,是政府有效治理环境的途径和手段,更是环境政策成败的关键。我国现有的多种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可以划分为规制性工具、市场性工具和自愿性工具。我们必须对现有政策工具进行优化,形成一个内在相互补充、外在相互协调的政策工具箱,才能更好地实现我国环境保护的目标。     

区域环境治理中的新政策工具

区域环境问题是指一个行政辖区内的生产活动所带来的影响超出了辖区范围,产生了区域环境污染外部性。区域环境治理需要采用各种手段和途径实现治理目标,中国的区域环境治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逐渐采用以基于市场的工具、信息类工具、自愿型工具为主要内容的新环境政策工具,但是新环境政策工具并没有取代传统的管制型工具,因为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受制于政策网络风格。在中国,区域政策网络在纵向上中央集权、地方权力有限,在横向上权力分散。环保局权力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其他职能部门,是一种松散的、互相依赖性弱的政策网络,在这种政策网络中,新政策工具仅仅在渐进地改变着政策工具箱,而主导的环境政策网络风格并没有变化。     

环保督察制度的渐进变迁及效力发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出,要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作为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重要制度安排,环保督察历经“督企”“督政”再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阶段的制度变迁.回顾环保督察制度变迁历程,不难发现其绩效的发挥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央与地方间环境信息结构的变化.中央在地方环境信息的督察主体、内容、获取渠道、反馈方式等方面的转变有效增强了“压力源”、汇聚了“信息流”,并进一步汇合成“问责力”,从而增强了地方环境治理的压力与动力,环境治理绩效得以显著提升.     

市场失灵、技术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政策

技术创新政策分析中的一个难题是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匹配问题。“市场失灵”的假定和“技术生命周期”理论为建立分析模型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把“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政策工具”纳入模型进行比较、选择和整合,是一个有效的分析路径和框架。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公共行政隐喻的视角

从公共行政作为科学隐喻的视角看,理性设计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从公共行政作为艺术隐喻的视角看,渐进设计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从公共行政作为社会设计隐喻的视角看,社会设计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实际上,依赖于科学隐喻、艺术隐喻和社会设计隐喻的中国城市治理主体综合运用理性设计模式、渐进设计模式和社会设计模式对环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进行规划。     

制度、激励与行为：解释区域环境治理的多重逻辑——以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为例

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不同区域的环境治理成效差异明显。为探究中国情境下区域环境的有效治理机制，本文选择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案例，构建“制度-激励-行为”分析框架，从多维视角分析珠三角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与环境治理逻辑。研究发现：为实现环境善治，需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源头控制与末端监管两手抓，形成以经济激励为基础、压力激励为补充的双重激励环境，并充分动员政府、公众与企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进程；企业缺位、社会监督力量薄弱、地方政府激励不足、治理手段单一等是影响区域环境治理难以取得成效的主要因素。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区域环境治理的范例，探索与分析其治理逻辑，对完善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与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政策结构剖析——基于政策工具与产业链双视角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是"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的关键内容。现阶段,我国住房租赁市场正处于培育与发展阶段,基于政策工具和产业链双视角,我们以政策工具为横向维度、住房租赁产业链为纵向维度构建住房租赁市场政策的二维政策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明晰2016-2017年我国各省市发布的培育与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政策结构。研究表明,当前住房租赁市场政策存在环境型工具使用过溢、供给型政策工具结构失衡、需求型政策使用不足等问题,进而提出了优化政策工具结构、适度降低环境型工具使用频率、加强住房租赁市场信息管理及平台建设、重视需求型政策工具拉动作用等建议。     

基于政策工具的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政策研究

文章分析了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并就如何改进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政策提出可行性建议。首先，基于Rothwell和Zegveld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从供给、环境和需求三个维度分析研究灵活就业人员医保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然后对具体条款进行编码和政策工具频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一共纳入的17份中央层面政策文本中供给面、环境面、需求面政策工具分别占比33.33%、48.89%、17.78%。分析认为，供给面政策工具中的基础设施和资金投入使用不够，需要细化供给面政策工具，扩大医保资金来源和加快医保基础设施建设；环境面政策工具比例分配不均衡，需建立健全医疗保险服务监督机制，完善制度保障；需求面政策工具需优化，要发挥政策激励作用，做好政策宣传引导，加强医保的信息化建设。     

从公共问题到政策制定：政策过程分析的“多源流”理论—以A市PX项目的迁建决策为个案分析

“多源流”理论是用来解释国家层面上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尤其是在模糊性条件下的政策选择过程，是西方应用比较广泛的公共政策分析工具。通过运用“多源流”理论对A市PX项目迁建决策过程进行个案分析，验证了该理论在解释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内容提要

用中国传统政治学概念分析环境自主治理的可行性 中国传统中存在着一个自足性的政治学体系,即“道”或“道术”,包括天道、人道、治道,其中“治道”概念与现代政治学相类似。中国传统政治学包含着两个层次的体系结构：由天道、人道、治道及其相互关系探讨而形成的形而上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学说和以礼、乐、政、刑为核心范畴的政治实践中具体操作层面的设计。环境的治理方式是决定生态环境治理活动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拟通过研究国内外环境治理制度的发展过程,以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中的生态思想在环境治理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为例,论证了文化在环境自主治理当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西方国家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途径与机制

公众参与是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治理中的重要原则。公众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与环境决策既是环境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也是政府制度设计的产物。西方国家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途径主要有成立或参与NGO;参与咨询委员会;参加听证会、座谈会等公民会议;提起环境诉讼等四种。而信息公开与自由获取制度、公益诉讼制度、公众参与决策制度等制度安排保障了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参与。     

山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若干对策

治理山西环境污染的对策主要是 :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建立环境成本核算制度和实施经济政策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建立环境治理和保护机制 ,解决结构污染等。     

优化营商环境改变了财政政策效率吗?——基于NKQ-DSGE模型

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了微观主体投资调整成本，改变了宏观经济政策运行的微观环境。构建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NKQ-DSGE(New Keynesian with Tobin’s Q-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研究“营商环境优化”对“财政政策提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会降低投资调整成本，从而增强政策的托宾Q效应，但对积极财政政策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财政支出政策和降低消费税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会加剧政策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从而降低政策乘数和弱化政策效果；对于降低资本税政策和降低劳动税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会提升政策对私人投资的促进效应，从而提高政策乘数和强化政策效果。因此，应偏向于使用乘数较大的政策工具，同时政策工具之间应协调配合，实现财政政策从“加力”向“提效”转型。     

乡村环境治理中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

乡村环境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分散性、流动性、复合性等特征,“治联体”自治是乡村生态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嵌入乡村以整体性推进环境善治的新型治理结构。基于“价值—结构—制度”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T村环境治理实践,揭示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双向耦合的机理。结果表明,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是一个价值互认、结构互嵌和制度互融的过程。一方面,基层党建以理念嵌入、身份嵌入、制度嵌入等方式嵌入“治联体”,在“价值认同—结构优化—制度整合”的层层递进链条下激发村民进行环境治理的行动自觉;另一方面,“治联体”的嵌入性自主,不仅使“治联体”自治以新的简约形态复归落位,也为基层党建创新提供了中间渠道和行动空间。双向耦合下的乡村环境治理,实现了局部有效和整体有效的双重提升、政治定力和社会活力的协同进阶、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制度韧性：不确定性风险下市域环境治理的逻辑转向——基于H市黑臭水体治理的“过程—事件”分析

作为风险社会的典型场域,环境问题由于治理制度割裂和治理结构离散的人造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流动性、扩散性和易反弹性而呈现高度的弥散性和不确定性,抵御不确定性环境风险的关键在于探寻制度“秩序”与“活力”间的“黄金分割点”。“过程—事件”分析法遵循“制度设计—制度执行—制度监督”的事件发展脉络,能够揭示H市黑臭水体治理由反弹反复走向根本改善的制度肇因和隐蔽机制。伴随环境风险周期规律紊乱等现象的持续产生,制度刚性与制度弹性在H市黑臭水体复黑复臭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加剧了因利益博弈和目标冲突而发生的“拆台”和“掣肘”现象;而制度韧性则依循风险预防原则,在事后监督阶段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并合理化解黑臭水体事件愈演愈烈之势。循此思路,对现存环境制度进行变革有必要以“米字型”制度体系的搭建、完善和实施为基本模型与总体运行方式,实现市域环境治理从“刚性”“弹性”到“韧性”的现代化转型,以阻断环境风险并消解市域环境治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