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政治与“上升的修辞”——希伯来经典关于女性书写的双重叙事

古代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在性别政治结构中作为“第二性”的不平等地位表现在各个方面，也体现在希伯来经典主导叙事中关于一个个女性命运的故事文本上。然而从整体叙事来看，其中同时也存在着女性不甘于接受父权制社会的绝对法则，寻求通过突破两性关系中既定的自身从属性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在特殊历史关头获得了性别政治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的书写。她们对男权抵抗的行为与希伯来经典宏大的主导叙事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传达出另一种声音，这另一重叙事构成了关于女性书写意味深长的“上升的修辞”。     

黎族民间叙事长诗试论

民族民间叙事长诗 ,在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宝库中 ,有其重要的地位。民间叙事长诗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口头传承的长篇韵文故事。新中国建立后 ,我国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对各兄弟民族的民间叙事长诗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发掘、收搜、翻译、整理、出版 ,以及研究评介等。一批优秀作品 ,如彝族的《阿诗玛》、傣族的《召树屯》、《娥并与桑洛》、蒙古族的《嘎达梅林》等民间叙事长诗 ,它们不仅是我国文学艺术殿堂的珍品 ,而且还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已立于世界优秀民间文学艺术之林。在民族的民间文学中 ,民间叙事长诗也是一个闪光的…     

论《西游记》的圆形叙事模式

圆形叙事模式是一种叙事结构模式，指文本叙事从起点出发，经过一个叙事过程，达到叙事终点，由起点到终点并不是按时间顺序自然发展的一种直线性叙事，而是终点又回归到起点，并对起点有所超越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近似的“圆”。《西游记》的叙事模式正是圆形叙事的经典。     

《老子》经典化考述

先秦时期《老子》是诸子著作中的一种,处于子书的地位。汉简本《老子》的出土表明,至迟在西汉早期《老子》已被后学尊称为“经”且题以“经”名。此后,《老子》一书越来越受到重视,到魏晋时期完成了其经典化的过程。考之典籍可知：《老子》由子书上升为经典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其一,《老子》在学术思想层面的经典化;其二,《老子》在社会生活层面的经典化。《老子》以其深邃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发展、政治和民间社会生活的走向,其经典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影响逐步彰显的过程。     

城市、媒体与“异托邦”——爱伦·坡侦探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

随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文学批评不再视空间为单一、抽象的背景,开始重视文本中的空间叙事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身份认同及权力关系.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的都市文化与现代性特点的文类,侦探小说从公认的开山鼻祖爱伦·坡那里,其空间属性便居于突出的地位.在细读“杜宾系列”、《人群中的人》《金甲虫》等文本的基础上,从亨利·列斐伏尔的“三重空间”理论出发,将其小说中的空间叙事置于景观空间、社会空间和个体空间的体系下进行梳理和分析,指出爱伦·坡的侦探小说由都市景观、大众媒体和异位想象共同构成,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则构成小说的内在推进力;而在“三重空间”中的死亡、凶杀和逃离则深刻揭示工业社会下的身份焦虑,是美国19世纪上半叶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城市化导致社会矛盾加速过程的象征性再现.     

“食仇母题”：中西方复仇故事书写的社会政治功能

中国古代复仇行为最彻底的形态是“食肉寝皮”，此与族群成员政治地位的阶层性有关，也与古老巫术的民族记忆有关。西方“食仇母题”可溯至《十日谈》。从中西方“食仇母题”的生成元素看，西方式复仇偏重从精神方面来折磨仇敌，摧毁其意志与灵魂，以达到灵肉双重毁灭目的。传统中国的则以肉体毁灭来泄愤，注重肉体毁灭的过程书写，品尝完成伦理使命的快慰。西方注重主体复仇心态演变的过程；而中国则偏好于伦理目标实现的社会效果、教化与警世功能。西方“食仇”叙事常引发对复仇者个体命运悲剧的反思；中国复仇之作更多地激发善必胜恶的“盲目”愉悦感，忽视“惩恶扬善”道德行为的反社会性与不道德性。中西方“食仇母题”叙事的文本间性，显示出复仇的普世性价值取向的“异中有同”特性，族群成员的社会伦理行为有多维的政治指向，而“食肉寝皮”的文本书写，除了动物生存本能的血腥快意，还暗示族群森严阶层等级所折射出扭曲的奴隶性心态，有反社会与不道德意味存在。     

白孝文:从宗族的“样板”到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白鹿原》人物论之四

白孝文是长篇小说《白鹿原》中又一个命运大起大落的人物。这一形象中包含着相当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内容和社会历史内容。白孝文由封建宗族的“样板”演变为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的历程,凝聚着许许多多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政治内涵。这一人物灵魂的异化也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悲剧性的。     

后退式写作:文学通史格局中的现代文学

把“现代文学”放在文学通史的视野中看 ,其最根本、最能彪炳史册的 ,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起源阶段。“文学”这一思想形式的发生 ,和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转型和结构调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最具文学史意义的是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俗”文学的历史性复权。这是民族政治的产物。它不仅把一种文类推向前台 ,还作为内在驱动力对这一文类产生总体性和规范性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分裂性关系形式 ,使现代作家把握现实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法则。这种认知方式成为现代文学的一种普遍、有效的表现范式。     

民间故事与史诗建构——从叙事模式看《亚鲁王》的民族、民间构成

从《亚鲁王》被发掘和整理、出版以来相关研究众多,然而作为史诗的《亚鲁王》,真正从文学的角度切入进行研究的文章却鲜见。如果我们将《亚鲁王·史诗颂译》部分看作一个"事件",而将亚鲁王的民间传说形式看做一个"过程"的话,在史诗与民间故事两个维度上考察《亚鲁王》的叙事模式,则可以发现:《亚鲁王》的叙事程式杂糅了创世、征战以及迁徙的叙事程式;着力呈现的是"人的英雄",他兼具了勇敢、成功和失败、挫折,智慧与狡诈;叙事的回环往复,强调了挫折与苦难的主题,从而构建起以"苦难"为核心的民族想象;而民间叙事,则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属于本土的民间。     

论周公“和”的思想

周公在《尚书·周书》、《逸周书》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和”的思想。周公认为“和”是君王“受大命”和建设好国家的重要条件，从而强调民族的和谐与国家的和谐，并进一步认定实现“和”是以君王的政治清明为前提的。周公初创的“和”的理论，引领了后世“扣”文化的发展。     

性别视角下的“中国风”原创绘本经典重述

“中国风”绘本作为原创绘本里异军突起的一支,因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学经典更为道地的理解与重述获得了童书消费者的较高认可度。在以重述经典见长的“中国风”绘本中,作为文本重要维度之一的性别书写,整体而言仍然沿袭了传统脚本、文类的性别话语惯习。但近五六年来,“中国风”绘本内部一种标志性的“创新”重述就体现在“性别”这一牵涉最广的身份分划及其叙事中。其主要表现为民间童话重述脚本中颇具“性别翻转”意味的、具有强力量的女性主导者新传奇的缔造,以及文人经典重述脚本中女性视角、呈现女性欲望故事的生发和“超性别/双性同体”文本的增多。这些变化为当代文学性别叙事和“中国经典”的重述拓展了新的思维和疆域,为性别平等叙事增添了新的可能。     

民间童话中的恐怖叙事与伦理困境——以“格林童话”与“林兰童话”的对读为方法

民间童话在传递真善美的同时包孕着诸多恐怖元素，其恐怖叙事指向故事的深层结构，再现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黑暗印记与集体心灵创伤。“格林童话”和“林兰童话”两种文本对于恐怖叙事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在中西不同视域下展现了“恐怖”之于儿童文学的精神内涵与表现形式。“在家—离家”范式下的恐怖空间、表征文化他者的怪物形象以及非理性的暴力事件，共同构筑了隐匿在童话中的恐怖世界。从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三个层面，可以发掘民间童话恐怖话语下的多重伦理困境：一是成人设置禁忌而儿童打破禁忌；二是善以恶的形式战胜恶；三是恐怖的删改与否关涉着“民间性”与“儿童性”的悖反。恐怖叙事中的伦理困境直接指向童话故事的本质内涵，对于恐怖叙事的伦理学思考推动着儿童文学进一步开拓新的审美疆域。     

民族精神彰显与正能量传递——“《闯关东》精神”现实意义研究

主流意识形态召唤下的《闯关东》,在影像叙事过程中实现家园想象和英雄演绎的表达,使民族精神的彰显成为可能。"主旋律"和"开年大戏"是主流话语对《闯关东》深层叙事逻辑的内在召唤,而表层的影像叙事则是描绘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多元话语色彩。主流话语在建构自我主体形象——民族精神过程中,不断与民间话语进行博弈、阐释,最终将其归化。剧中人物从传统家园背离到新家园重建,完成了整个民族集体的"家园想象"。《闯关东》传达的是一种民族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鼓舞着受众,使受众心悦诚服地认同中华民族的"仁"文化内涵。     

论汉儒说《诗》的接受策略

汉代儒家对《诗三百》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种文学接受的“异化”现象所以出现,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看,是由于汉儒普遍遵循一种先在的接受策略——这就是政治教化的接受取向,“美”、“刺”的理解模式和“比”、“兴”的释义方法。对汉儒说《诗》的接受策略进行透视,有助于从技术的层面上把握汉儒造成文学接受全面异化的具体步骤和途径。     

《史记》与《燕丹子》荆轲形象塑造之比较

在《史记》与《燕丹子》成书之前，荆河的故事已在民间广泛流传，《战国策·燕策》对此也有较详细记载，司马迁及《燕丹子》的作者塑造荆何形象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史料、传说取舍、辩证、加工的过程。《史记．刺客列传》有失荆河的部分（以下简称《荆轲列传》）与以《战国策》为蓝本的小说《燕丹子》皆以“刺秦”为叙事焦点，叙述着一个大致相同的事件，大致相同的过程、但是二者的叙事体现出比较明显的文体特征，前者追求严谨平实的史传风格，后者则向小说笔法靠拢。细加辨析，两种文本大致在叙事结构模式、塑造形象的着眼点、作者价值观念…     

从“意识独占”到“感觉独占”——论网络文学“新文类”的存在形态及沉浸式体验的嬗变

网络文学包括“类型文”和“新文类”两幅面孔，前者是当前国内网文研究的主流，后者则常常被忽略。而事实上“新文类”的种类繁多、形态独特，主要包括超文本、多媒体文本、互动文本和机器文本四种类型，具体形态有超文本小说、多向诗，文字造景型、语图互文型和多媒体文学，互动小说、接龙小说和文字游戏作品，以及生成艺术、定位叙事和人工智能作品等。其文本内在性质和读者审美体验也发生了重要嬗变，即在文本性质上，“新文类”从“人工制品”走向“机器诗意”;在审美体验上，则从“意识独占”走向“感觉独占”。注意到这种嬗变，对“新文类”的恰当定位以及未来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社交时代的文艺批评与数据库诗学的建构

社交媒体语境中的文艺批评呈现出从“整体性”批评走向“碎微化”评点的趋势。受此影响,文艺消费和生产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线性、完整的消费模式转向对叙事碎片的消费,文艺生产开始强调“弹幕思维”,“段子化”生产瓦解了传统线性整体的生产方式。在文化象征意义上,这表征了文艺从传统叙事文化到社交时代数据库文化的转向。针对这一转向,有必要构建数据库诗学,数据库诗学的引入并非完全取代传统叙事文艺观念,而是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交时代的文艺活动。     

“仇富”与“媚富”

日前,读到一篇题为《解析民间“仇富”心理》的文章(载《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9期,下称《仇》文),觉得论者关于“善待财富、尊重财富和保障财富”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认为社会上“正弥漫着一种越来越浓烈的‘仇富’情绪”则有失偏颇,未免过于袒护富人了。就笔者之陋闻,民间对于富人的一些非议乃至谴责,并不是针对他们的财富,而是针对这些财富的来路不明抑或公然违法。如果富人真的都是“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凭借自己的智慧、经验、能力,对机遇的审时度势和对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而发财致富的话,民众是不会无端仇视的,更不会将这“…     

语际书写与民族文化的互动传播——以古彝文《阿诗玛》为例

自20世纪50年代汉文版《阿诗玛》搜集、整理、出版以来,古彝文《阿诗玛》文本的研究,在学术界就被逐渐忽略了。现存的毕摩用古彝文书写的《阿诗玛》文本共有8个,这些书写文本的保存者、翻译者、记录者、搜集地区、搜集时间、故事架构都有差异。而彝族文字自身的特点、毕摩间的世代书写和传承、毕摩对阿诗玛的加工创作,都是造成古彝文《阿诗玛》文本差异的原因。这种差异传播,从古彝文《阿诗玛》中的阿诗玛形象看,塑造了一个多元的阿诗玛文化形象;从文化传播系统看,塑造了书写文化时代特有的文化传播系统;从阿诗玛文化的发展形态看,塑造了书写文化中的阿诗玛文化,并在差异中体现了彝文与口语的互动传播特点。     

“西化主义”:现代化的误区

现代化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由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变迁的过程。“西化主义”是指非西方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心理、器物和制度层面都无条件地全盘仿效或移植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思潮。从本世纪６０年代起，“西化主义”概念曾一度被弃置不用。但在最近几年，这一思想又重新抬头，出现了回春景象。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西化主义”，又成为广大非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作为作者《理论与经验：历史视野中的改革与现代化研究》一书的阶段性成果，对“西化主义”思想产生的渊源、演变的轨迹及其主要表现形式等作了深入的探讨，用大量有力的史实说明：“西化主义”是刻意照搬的“拿来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变种，是非此即彼的二维逻辑推断，是现代化的误区；对非西方社会而言，其唯一明智的选择是：从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的实际出发，以自身的文化作为内在驱动力，对欧美富有创见的制度与方法进行多元选择和理性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