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仇母题”：中西方复仇故事书写的社会政治功能

中国古代复仇行为最彻底的形态是“食肉寝皮”，此与族群成员政治地位的阶层性有关，也与古老巫术的民族记忆有关。西方“食仇母题”可溯至《十日谈》。从中西方“食仇母题”的生成元素看，西方式复仇偏重从精神方面来折磨仇敌，摧毁其意志与灵魂，以达到灵肉双重毁灭目的。传统中国的则以肉体毁灭来泄愤，注重肉体毁灭的过程书写，品尝完成伦理使命的快慰。西方注重主体复仇心态演变的过程；而中国则偏好于伦理目标实现的社会效果、教化与警世功能。西方“食仇”叙事常引发对复仇者个体命运悲剧的反思；中国复仇之作更多地激发善必胜恶的“盲目”愉悦感，忽视“惩恶扬善”道德行为的反社会性与不道德性。中西方“食仇母题”叙事的文本间性，显示出复仇的普世性价值取向的“异中有同”特性，族群成员的社会伦理行为有多维的政治指向，而“食肉寝皮”的文本书写，除了动物生存本能的血腥快意，还暗示族群森严阶层等级所折射出扭曲的奴隶性心态，有反社会与不道德意味存在。     

当代女性童话叙事中的魔法变形

魔法变形是神话及童话文学中最常见的主题，起源于世界各地普遍流行的神话及民间传说，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叙事功能。本文以当代女性童话重写潮流中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为例，讨论女性作家偏爱的魔法变形范式及其叙事伦理，分析“魔法变形”在心理外化、多重叙述及角色功能转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分析安吉拉·卡特的“不可靠叙述”，指出多重叙述中的魔法变形体现竞争性伦理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在促发广泛的社会互动和文化变革中发挥着有益的作用。     

论民间童话的叙事形态

幻想是童话的基本特征,也是童话反映生活的特殊艺术手段。民间故事有一种很奇特的结构现象,幻想成份越浓的故事,越遵循一定的叙事套路。那末,民间童话的叙事模式或套路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本文从民间童话的情节简单而不复杂化、“三段式”的重复、情节或人物的相似性等三个方面,讨论了其主要的叙事形态特征,揭示出民间童话叙事的艺术魅力。     

网络影像“碎片化”叙事表达维度研究

互联网时代，元叙事的整体性随着整个网络虚拟社会的“碎片化”特征发生了解构：元叙事指向全体叙事，“碎片化”叙事指向部分叙事；“元叙事”强调叙事的统一性，“碎片化”叙事强调叙事的差异性；“元叙事”强调真理与权威，“碎片化”叙事主张探索与怀疑。可以说，“碎片化”叙事与元叙事的概念几乎完全对立,这就为叙事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与视野。本文通过对网络影像“碎片化”叙事重新建模分析，得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叙事学的共时性、历时性表达维度结论，为进一步研究“碎片化”叙事提供了基础性支撑。     

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的新伦理建构

查尔斯·泰勒所言的“大脱嵌”革命在清末民初引发了新伦理的建构。基于儿童成长的发展性、可塑性，儿童被视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希望，清末民初的先觉者们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下，焕发出构建儿童新意义秩序的极大热情。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就是伴随着关于儿童的新伦理秩序而生成的，其主要通过三种路径来完成：在新家国伦理建构中“制造”小国民；从德性伦理到规范伦理建构中“制造”小公民；在新身体伦理建构中“制造”“模范儿童”。然而，儿童在“大脱嵌”革命后并没有真正获得自我主体性，而是再次将个人置于新国家共同体框架中，成为负载着人们关于国家、政治和文化想象的隐喻符号。尽管如此，清末民初的文本中总有些儿童拒绝被格式化规训，他们总能冲破现实的困境、观念的囚笼，叫喊出生命的喜悦和自由。这说明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之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真正的童年精神在引领着我们。     

蒙古族民间童话的女性理想及其叙事危机

民间童话是人类的精神梦想，然而就蒙古族民间童话而言，女性叙事却在构建梦想的进程中陷入了深深的悖论：一面是激情地吟咏女性的反抗与辉煌，另一面却不得不面对男性叙事圈套的蛊惑。正因为此，民间童话的革命性力量被一定程度地消解，我们终究无从在历史的痕迹中找到它对于蒙古族女性解放运动的实质性的推动与激发。     

后现代的文本狂欢及其困境——从《扁镇的秘密》系列谈当代童话的艺术创新

刘海栖的童话新作《扁镇的秘密》系列是迄今为止当代儿童文学界鲜见的一部借鉴后现代叙事技法的长篇童话。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尝试运用了拼贴、戏仿、元叙事等多种后现代叙事手法,并以富有个性的文学语言展示了这一叙事技法对于当代童话的艺术创新意义。同时,作品在拼贴等互文技法运用及文本意义建构上的某种缺憾,也展示了这种创新所需要应对的艺术困境。     

安徒生童话与周作人童话学研究

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发生、发展的重要言说资源,而其中堪称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经典之经典的安徒生童话,更成为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先驱者周作人最重要的研究资源。安徒生童话对周作人童话理论在童话起源、童话分类与童话创作论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文本言说作用。     

二十余年来中西儿童文学伦理批评研究述论

伦理意识与秩序、能力的养成是儿童社会化的关键,伦理是儿童文学与生俱来的价值质素,儿童文学伦理问题有其自身独特的领域特征与专业内涵。二十余年来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呈现出强劲的伦理批评趋势,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生态伦理、叙事伦理与谎言问题、关怀伦理、幻想文学的伦理问题、情感与伦理的关系研究、儿童哲学教育实践与儿童文学伦理研究六个方面。中国儿童文学立足个体性与社会性、儿童性与人民性、民族性与人类性等伦理关怀,在儿童文学审美价值实现与文化育人本质之间确立了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基本价值原则与价值取向。二十余年来中国儿童文学伦理批评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和合”为内核的东方伦理、生态伦理、西方成长小说的伦理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的儿童文学研究和儿童哲学教育实践中的儿童文学伦理探究五个方面,其中以“和合”为内核的东方伦理正在对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失衡的转向──“破”与“立”与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

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围绕着“破”与“立”做了许多重要改革。这主要表现在：破“文学即人学”的文学观，立“两结合”创作方法；破个体创作主体论，立集体创作主体论；破“批判现实主义”，立“革命的浪漫主义”。以《人民文学》叙事策略的这种转向为标志，50年代末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开始向“工具论”和“武器论”转型。     

从“译味”角度看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译字”、“译意”和“译味”是英汉翻译中的三种处理方式，其中“译味”在涉及不同语言文化和社会风俗等情况时，最能传达和再现原文的各种情感意味。就翻译儿童文学而言，童趣性是儿童文学翻译的重要原则，如果译文保留或再造了原文童趣，这样的译文就保留或再现了原文儿童文学的特征。通过分析赵元任所译的儿童文学《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看“译味”法如何使译文重现原文的童性与趣味性。     

“寻根”作家的认同焦虑与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作为一种后发植入型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在“寻根”作家那里表现为一种认同焦虑。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大幅渗透，他们试图寻找“传统”作为立身根基，但对“传统”的发现却又必须借助现代性知识的透镜。以民族志的形式回归“本土”“传统”是其显在的叙事鹄的，借助现代艺术手法走向‘世界”却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悖论，恰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叙：事表征，也是“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中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童话幻想新论

文学作品是艺术品,广义地说,幻想存在于一切文学作品之中.但是,童话的幻想“打开了通到另一种生活的窗子.那里,有一种自由、无畏的力量存在着和行动着,幻想着美好的生活.”(《高尔基论儿童文学》第14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自由”、“无畏”的童话幻想世界是跟现实生活不一样的“另一种”“更美好” 的世界,对于儿童,它就必定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吸引     

“民族经典”的构建与传播及其当代启示--《阿诗玛》60年命运沉浮

《阿诗玛》从民间叙事走向民族经典是建国后一体化政治的结晶。从艺术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角度考察《阿诗玛》“经典化”的过程，我们发现，《阿诗玛》从民间走向经典的过程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整理”“改编”“翻译”过程，而是一个政治导向、“集体创作”和媒体参与下的文化塑形过程，其间“新的人民的文艺”是这一文化符号的制度性动力，而民族“元语言”叙事模式向多语言叙事模式的转变则是这一过程的关键命题，媒体则通过“议程设置”不断地加强和再现了一种文化的话语地位。     

奇幻动物小说的中国“确认”

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幻想文学的迅速崛起,奇幻动物小说把童话的浪漫想象与小说的逼真写实融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奇幻叙事类型和审美风格,成为世界幻想文化的一种重要资源.中国一些作家的奇幻动物小说创作与国外的一些作品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奇幻动物小说作为一种新文体,亟需中国儿童文学界的“确认”,这对于提升中国奇幻动物小说的创作水平、推动中国幻想儿童文学的发展、扩大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视野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思想文化价值.     

从“囚徒困境”模型看效率与公平的辩证法

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在现实生活有广泛的应用，具有一定的镜子作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一直颇具争议，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陷入了“囚徒困境”。通过对效率与公平辩证关系的“囚徒困境”模型分析法，可以找到走出“囚徒困境”的途径：一是基于外部环境决定的依存关系与合作；二是政府干预。     

“危机文学”的理论建构及时代任务

当下世界危机频发的现实已经促使危机管理成为显学，也凸显了“危机文学”概念提出及研究的必要性。较之“灾难文学”，危机文学更能体现文学作为现实之“镜”与“人学”的双重功能。危机见证是文学面对危机的首要任务与历史责任，无论是个体见证还是集体见证，都应遵循“尊重受害者”的叙述伦理与“创伤不可言说”的创伤伦理，因此呈现出感情节制与精确表达的“真实性”见证美学。危机的虚构与想象叙事以危机反思为基础，以铭记危机为目的，通过“积极想象”实现创伤疗愈功能，并同样受见证伦理与美学的制约。危机的重复发生与难以避免召唤着人类的主体性努力，“危机文学”应避开危机叙事的常见陷阱误区，致力于挖掘与呈现人类面对危机的主体性见证、反思与行动，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兼谈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在文艺性与政策性两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艺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势.上个世纪末“去政治化”倾向,是对文艺长期从属于政治的“矫枉过正”,理论上的偏颇与实践上的负面效应是有目共睹的.新世纪以后“再政治化”以及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的呼唤,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艺自觉.但其对“政治”概念的诠释,显然赋予了新的时代解读.重释“政治”内涵的丰富性与开放性特征；通过重读马克思主义原典、梳理与甄别文艺与政治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功能等；认真反思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真正实现文艺自觉,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三个务必”的历史生成、实践要求与时代价值

“三个务必”遵循着辩证的历史逻辑：源于对历史过往的深刻借鉴，基于对现实形势的准确把握，成于对未来发展的科学预见，是历史省思、现实关照与未来指向的辩证统一；“三个务必”蕴含着深刻的实践要求：牢记初心使命以夯实思想根基，保持谦虚奋斗以加强作风保障，锻造斗争本领以涵养实践动力，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纪律作风与实践本领要求的有机结合；“三个务必”凝聚着丰富的时代价值：是共产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行动指南，是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法宝，是中国共产党“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要准备。     

论鲁迅、余华小说中“看客”形象揭示的精神困境

在鲁迅、余华的小说中，“看客”这种病态人格形象多有呈现，作者批判了专制社会政治压抑所造成的个体精神的蒙昧与麻木。“看客”，在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个体人格的残缺与怯懦。他们的小说中的“看客”折射了“五四”一代与“四五”一代的不同的精神困境。“看客”形象所表征出来的时代精神困境深刻地预示着：对于信仰，应以批判理性加以审视，才能使启蒙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