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童话中的恐怖叙事与伦理困境——以“格林童话”与“林兰童话”的对读为方法

民间童话在传递真善美的同时包孕着诸多恐怖元素，其恐怖叙事指向故事的深层结构，再现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黑暗印记与集体心灵创伤。“格林童话”和“林兰童话”两种文本对于恐怖叙事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在中西不同视域下展现了“恐怖”之于儿童文学的精神内涵与表现形式。“在家—离家”范式下的恐怖空间、表征文化他者的怪物形象以及非理性的暴力事件，共同构筑了隐匿在童话中的恐怖世界。从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三个层面，可以发掘民间童话恐怖话语下的多重伦理困境：一是成人设置禁忌而儿童打破禁忌；二是善以恶的形式战胜恶；三是恐怖的删改与否关涉着“民间性”与“儿童性”的悖反。恐怖叙事中的伦理困境直接指向童话故事的本质内涵，对于恐怖叙事的伦理学思考推动着儿童文学进一步开拓新的审美疆域。     

对现代童话语言的叙事学分析——对话与修辞表达

本文用叙事学理论对童话语言的表层和深层特征做详尽分析 ,认为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需要通过叙事话语达到心灵的对话 ;叙事学界定的转述语与叙述语分别在文本中所占比例的不同 ,直接影响童话审美性的强弱 ;童话叙事话语的深层特质是幽默和隐喻。在具体言语的修辞表达上 ,童话叙事话语又具有“模糊性”、“不可信”和快节奏等特点。成人作者对儿童思维与审美心理的模拟既在话语中传达自身的意图 ,又唤起儿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从而真正实现对话。     

叙述的真假问题——以《马提与祖父》为例析读者与童话的距离

作者是从一离奇的童话故事入手,来探讨叙事理论。从"叙事判断"、"叙事策略"等叙事功能的分析中,直逼叙事理论不可绕开的"伦理层面",即叙述的真实与虚假问题。就童话本质来说,不会有期待童话故事会真实映衬现实经验;但是,作为叙事理论,特别是叙述者与读者反映批评的关系理论互涉中,会必然强调区分叙述逻辑的真伪。也就是说,如何让读者"信",使叙事虚构的世界逐渐获得现实的性质,既需要"逼智"策略,又需要"桥"的引渡技术,最后让读者从叙事伦理、叙事形式和叙事审美这三个方面圆满抵达童话。将一个关于生死,却把叙述基调定为"小",却小而有"智"的故事,从"嘀哒"传统单一叙述模式拓展伸向时空立体。将读者带进叙事功能思考,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叙事的仅从作者或叙述者的角度去分析"时间旅行"的习惯思维。也就是说尽管钟表方向只有一个"嘀嗒",但观察者却可以因了自己的处境不一而得出不同的"事件"话语。故事已成为了"话语",在对"话语"的细细辨析中,曲径通幽。     

童话叙事中的性别问题:社会符号学的视角

作为一个隐性范畴,性别的区分在英语中若隐若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童话叙事中对于动/植物人格化的性别区分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其中蕴涵着人与物的类比关系,也暗示着拥有与统治的权势关系。作为话语实践的一种形式,传统童话传播维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要求,是资本主义社会集体意识中对女性控制与束缚的体现。作为一种关键性的社会化语境,童话阅读与叙述对儿童社会化和性别角色的内在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童话这种"基于魔幻的叙事"像许多其他现实主义的叙事形式一样,也是培育"合格公民"与文化主体的重要话语。     

判官神话与义理决狱的伦理精神

中国公案小说中比较普遍地表现出的“判官神话与义理决狱的伦理精神”,是中国法文化多重蕴涵的重要表现,它的形成以及在公案小说中广为流行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制造判官神话有利于“惩戒劝世”;二、宣扬义理决狱的伦理精神的目的在于强化“道德教育”;三、义理决狱不过是对僵化的法规条律的一种伦理道德化的修补。     

乡土世界的被动叙事境遇--传统史学弊端及中国现代新史学转向

中国传统史学社会功能大抵涵摄了政治上的取鉴资治和社会伦理的道德教化，具有一定政治伦理中心价值取向；庞大而悠久的中国农村乡土世界是在场的中国历史主体，在传统史学中心叙事中经常处于“非在”的被动叙事状态；中国现代史学建构必须关注普通平民命运，实现“中心”到“延异”，变乡土世界被动叙事为主动叙事。     

消费主义对后现代英语童话改写的影响

在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下,伴随着大众文化对经典的解构与祛魅,文学界的许多精英们将目光放在对经典神话或童话的改写方面,借古喻今,针砭时弊.这些作家在经典中寻求创作灵感,在形式和主题上对单一叙述进行质疑,力求揭示文学经典的虚构本质.那么,为什么在消费文化时代作家会如此青眯童话改写呢?消费主义文化又是如何作用于童话反写的叙事主题或模式呢?童话反写如何免于娱乐垃圾的命运呢?文本将围绕上述三个问题深入展开探讨,以期系统梳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后现代童话改写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男性视阈中的革命女性形象--以1927-1930年的“革命+恋爱”小说为例

以1927-1930年“革命+恋爱”小说中的革命女性形象为例,从男性视阈出发,对革命女性的女性气质呈现出的“去女性化”倾向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革命女性在“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中情爱主体性阙如,具有情感体验简单化的特征。这表明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文化对女性性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男性视阈的局限也成为当时“革命+恋爱”小说在叙述上出现矛盾和简单化书写的成因之一。     

王安忆小说的自诉型叙事方式分析

1986年之后的王安忆小说转向自诉型叙事方式,以散文化的笔法把叙述人的主观感觉渗透到叙事的各个角落,营造了一个以上海弄堂文化为中心的女性世界.自由转述体的大量运用为其主要特征,本文从直接引语的完全消失、叙事人称和视点的多重转换、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错位、理想接受者等几个方面,分析了自诉型叙事方式的特点以及王安忆在叙事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女性话语自觉.     

“危机文学”的理论建构及时代任务

当下世界危机频发的现实已经促使危机管理成为显学，也凸显了“危机文学”概念提出及研究的必要性。较之“灾难文学”，危机文学更能体现文学作为现实之“镜”与“人学”的双重功能。危机见证是文学面对危机的首要任务与历史责任，无论是个体见证还是集体见证，都应遵循“尊重受害者”的叙述伦理与“创伤不可言说”的创伤伦理，因此呈现出感情节制与精确表达的“真实性”见证美学。危机的虚构与想象叙事以危机反思为基础，以铭记危机为目的，通过“积极想象”实现创伤疗愈功能，并同样受见证伦理与美学的制约。危机的重复发生与难以避免召唤着人类的主体性努力，“危机文学”应避开危机叙事的常见陷阱误区，致力于挖掘与呈现人类面对危机的主体性见证、反思与行动，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遗忘与记忆:“被遗忘”的翻译家张友松研究——基于社会与文化记忆理论

张友松是马克·吐温作品的翻译大家，却多次被媒体报道为“被遗忘”“被埋没”。本文从其“被遗忘”的叙事切入，借助社会与文化记忆理论，结合史料研究及访谈法，探讨其是否“被遗忘”，原因何在。研究表明张友松并未被遗忘，原因在于：张氏译著的经典性；压制性遗忘的不可持续性；保存性遗忘的记忆潜伏性；社会关系网的延续性；大众媒体及互联网的记忆效应；记忆的伦理责任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有关张友松记忆的构建问题：由自传记忆和他者叙事记忆共同建构，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唯我偏颇性，后者因为叙述者自身及社会框架的制约作用，同样具有选择性。这些多样化、多层次、动态的叙事语篇互构出事实的多层性质，复调式的集体记忆构建了张友松的多重身份。     

《紫色》中服装与颜色对女性主体意识觉醒推动作用的叙事学分析

在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的长篇小说《紫色》中,服装与颜色语码不仅是传达女性思想的重要媒介,抵抗封建父权的象征,同时又是关与文化的介质。本文以布雷蒙（Bremond）“重生式童话”（a birthmodel fairy tale）的叙述范式分析服装与颜色对主人公主体意识觉醒的推动作用,探析女性视角观照的女性世界,审视女性的主体意识以及对美和幸福的追求。     

《海上花列传》叙事的近代转型

《海上花列传》在晚清结束了“红楼”传统而另辟蹊径,通过相应的叙述策略实施,包括女主男次、叙事主体移位、女性角色的多重虚拟、女性欲望的多元表达和世俗日常化的情境定位等,重新想象并塑造了女性,尤其是狭邪处境中的女性。本文以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为参照,从小说叙事的角度,就《海上花》的“想象女性”问题展开论述,探究晚清小说女性形象内涵变化的新动向及其现代意蕴。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对男权文化的突围

在传统的男权文化模式里 ,处于主流状态的男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与地位 ,女性作为在场的缺席者长期处于“沉默”状态 ,屈从于男性而退居亚流 ,坚守在边缘地带。在男权文化漫长而黑暗的历史通道里 ,女性的历史事实上是一张“空白之页”,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 ,并沦为男权神话最鲜活的献祭品。“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与德化教育 ,压抑、束缚、扭曲着女性的灵魂 ,女性的经验世界被层层的屏障所覆盖 ,女性的形象则被男权话语肆意涂改得面目全非。具有双重叛逆特质的先锋女性文学 ,首当其冲的任务便是颠覆男权神话 ,杀死男权文化 ,…     

工具·修辞·权力——手机短信的功能符号形态演进探析

从最初的实用工具功能形态阶段到修辞性叙事功能形态阶段，再到目前的文化评判与社会参与功能形态阶段，手机短信依次经历了“工具符号”、“大众审美文化符号”和“大众权力符号”的演变，它的文化色彩逐渐浓厚和深化，其在社会文化进程和重大文化事件中的功能和作用亦愈见明显，因此它在当代中国文化中也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蒙古族民间童话的女性理想及其叙事危机

民间童话是人类的精神梦想，然而就蒙古族民间童话而言，女性叙事却在构建梦想的进程中陷入了深深的悖论：一面是激情地吟咏女性的反抗与辉煌，另一面却不得不面对男性叙事圈套的蛊惑。正因为此，民间童话的革命性力量被一定程度地消解，我们终究无从在历史的痕迹中找到它对于蒙古族女性解放运动的实质性的推动与激发。     

当代新闻叙事的“受众转向”及其“诗学功能”的生成

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普通人参与媒介叙述的潜能得到释放，受众在新闻叙事中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从公共新闻到公民新闻的发展，使受众的新闻叙述控制权得到扩张。新媒体环境下普通受众参与的互动叙述从不同角度延伸新闻故事的情节线，使之成为一个开放性文本。“受众叙述”所具备的动态生成的特性，导致文本边界趋于消解，由此建构了新闻叙事的“全文本”。受众以“游猎”姿态展开新闻叙述，对主流媒体的新闻文本进行挪用、拼贴和戏仿，生成具有“杂交”性质的叙述文本，成为当下年轻世代新闻消费的“间接化”与“娱乐化”的重要表征。作为一种“生产者式文本”，受众叙述不再受制于新闻类别的“常规”，为新闻“诗学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更多可能，并在集体意义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论中国当代文学两类英雄叙事中的“极限情境”模式

中国文学中的英雄叙事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大陆建国初期的革命英雄叙事和港台的侠客英雄叙事作品都深受其影响。在叙事表层,此两类英雄叙事的小说在英雄人物的成长道路上往往都设置了“极限情境”的模式;而这种表层的相似性昭示了二者深层的文化相通性,具有神话学上的仪式象征意义及民族文化上的同质同构性。     

从妓女到沂国夫人——从女性学的角度看《李娃传》

唐传奇是立足于儒教伦理观念的男性作者的叙事文学 ,而且以男性为“预想读者” ,所以传奇中叙述的事都是经男性角度矫正过的 ,这必然会遮蔽其中所涉及的女性的观点和欲望。《李娃传》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作品。从女性学的视角来看 ,妓女李娃很可能是一位立足于社会性的性意识 (Gender)上的有提高自己身份的欲望的女性 ,而在男性叙事的框架中 ,她不过是一位悔过自新帮助男性、体现儒教意识形态的女性。她本身的欲望被隐藏在男性叙事中不被识别的部分 ,这个部分只能通过“抵抗性读书”才能暴露     

20世纪80年代以降台湾女性小说欲望书写走势

20世纪80、90年代的台湾女性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表现手法或叙事技巧上,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化特征和美学风格,尤其是欲望书写的现实策略和文化建构欲望,更值得深入探讨.分析台湾女作家们如何通过欲望书写介入台湾社会政治、历史、经济、文化、道德、伦理等各个层面,梳理这一时期台湾女性小说的欲望书写发展演变.可见,她们在解构男性权威话语的同时,借助叙述策略建构女性话语的象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