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童话叙事的空间结构艺术

叙事结构是文本自己的语法操作规则。童话叙事结构与成人文学一样具有空间性,但本文认为童话的幻想特征使文本并不适合作表层与深层的传统切割分析,叙事文本中的"隐含作者"具有成人与儿童双重审美心理,这使叙事结构如同一个不甚规则的圆,其中成人作者内心的儿童审美体验让幻想的"圆"形空间尽力扩展,而成人审美心理又用理性点睛般暗中规范,不露痕迹。同时这个幻想空间还有自己真实与节制等特点。     

民间童话中的恐怖叙事与伦理困境——以“格林童话”与“林兰童话”的对读为方法

民间童话在传递真善美的同时包孕着诸多恐怖元素，其恐怖叙事指向故事的深层结构，再现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黑暗印记与集体心灵创伤。“格林童话”和“林兰童话”两种文本对于恐怖叙事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在中西不同视域下展现了“恐怖”之于儿童文学的精神内涵与表现形式。“在家—离家”范式下的恐怖空间、表征文化他者的怪物形象以及非理性的暴力事件，共同构筑了隐匿在童话中的恐怖世界。从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三个层面，可以发掘民间童话恐怖话语下的多重伦理困境：一是成人设置禁忌而儿童打破禁忌；二是善以恶的形式战胜恶；三是恐怖的删改与否关涉着“民间性”与“儿童性”的悖反。恐怖叙事中的伦理困境直接指向童话故事的本质内涵，对于恐怖叙事的伦理学思考推动着儿童文学进一步开拓新的审美疆域。     

从童话看成人的文化想象

童话是成人文化想象的产物,作者对动物形象的选择不仅为迎合儿童“泛灵论”的审美心理,而且融入了成人的意识形态。这种想象体现为:1.成人对儿童的想象,包括成人对作为“他者”的儿童的解读和成人对儿童未来形象的预设;2.成人对自我的想象,包括对自我的现代解读和成人的怀旧意识。成人的文化想象导致了动物形象的多重暗示性和隐喻性。     

论《哈利·波特》的叙事话语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 ,把语言系统称为语言 ,而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个别言谈称为言语。话语本质上类似于言语 ,是一种被具体化了依赖于具体的上下文关系(小语境 )和所涉及的社会生活背景 (大语境 )而存在着的句子。[1] 叙事 ,本质上是“用话语虚构社会生活事件过程”。[2 ] 一部作品是否坚持儿童本位 ,张扬儿童天性 ,最终体现在作家叙事话语上 ,叙事话语是中介和手段。本文试从《哈利·波特》叙事话语的表层特征———对话 ,深层特质———隐喻和幽默二方面论述其合乎儿童趣味的特点。一、《哈利·波特》叙事话语的表层特征《哈利…     

张天翼童话的教化情结

张天翼童话创作存在明显的成人化叙事倾向。促成张天翼童话创作成人化叙事的重要原因是作者难以摆脱教化情结。这种教化情结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受时代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干预,取决于成人化的创作意向。教化情结及其叙事方式使得张天翼童话拘泥于成人想象而无法进入儿童世界。     

对话:构建一种叙事模式——须一瓜小说对话的叙事修辞

须一瓜笔下的人物对话,在体现对话基本属性——人物话语交际模式的同时,还作为一种叙事模式,以独具一格的手法协同叙述话语完成了文本叙事建构。就这一意义而言,须一瓜小说的对话具有叙事性,具有独特鲜明的叙事修辞特征。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对话打破了作者叙事的单声道模式,与叙事者话语并存,成就了多线索并进的多声道叙事话语模式。对话中的信息差以打破平衡的另类交际形式参与了叙事,引发情节发展的跌宕起伏。话语语义指向识别与叙事语境密不可分,须一瓜注重对话与叙事语境的依存关系,使话语在丰富蕴含的同时又具有了可识别性。     

论《哈利·波特》的叙事话语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语言系统称为语言,而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个别言谈称为言语.话语本质上类似于言语,是一种被具体化了依赖于具体的上下文关系(小语境)和所涉及的社会生活背景(大语境)而存在着的句子.[1]叙事,本质上是"用话语虚构社会生活事件过程".[2]一部作品是否坚持儿童本位,张扬儿童天性,最终体现在作家叙事话语上,叙事话语是中介和手段.本文试从《哈利·波特》叙事话语的表层特征--对话,深层特质--隐喻和幽默二方面论述其合乎儿童趣味的特点.     

童眸里的世界:别有洞天的文学空间——论新时期儿童视角小说的独特价值

儿童视角小说在叙事智慧、文化意蕴、伦理向度上都显示出相当的独特性和深刻性.这类小说通常以儿童充当生活的见证人、审视者与叙述人,以现实与回忆的迭合、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并存、儿童话语与成人话语的复合,构置具有较大时空涵客的叙事框架与文学空间;作家以儿童作为人物视角包含着作家建立一种新的叙事法则、反抗既定语言秩序、重新叙述历史和生存体验的文化意味;儿童视角小说注重摹写儿童的生命感觉、情感心理,对儿童本体的生命与灵魂给予了深切的关注,显示了崭新的叙事伦理.     

叙述的真假问题——以《马提与祖父》为例析读者与童话的距离

作者是从一离奇的童话故事入手,来探讨叙事理论。从"叙事判断"、"叙事策略"等叙事功能的分析中,直逼叙事理论不可绕开的"伦理层面",即叙述的真实与虚假问题。就童话本质来说,不会有期待童话故事会真实映衬现实经验;但是,作为叙事理论,特别是叙述者与读者反映批评的关系理论互涉中,会必然强调区分叙述逻辑的真伪。也就是说,如何让读者"信",使叙事虚构的世界逐渐获得现实的性质,既需要"逼智"策略,又需要"桥"的引渡技术,最后让读者从叙事伦理、叙事形式和叙事审美这三个方面圆满抵达童话。将一个关于生死,却把叙述基调定为"小",却小而有"智"的故事,从"嘀哒"传统单一叙述模式拓展伸向时空立体。将读者带进叙事功能思考,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叙事的仅从作者或叙述者的角度去分析"时间旅行"的习惯思维。也就是说尽管钟表方向只有一个"嘀嗒",但观察者却可以因了自己的处境不一而得出不同的"事件"话语。故事已成为了"话语",在对"话语"的细细辨析中,曲径通幽。     

在对话中建设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论中西文论对话的基本原则及其具体途径

对话理论是当前我国文艺学建设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只有通过中西文论的对话 ,我们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进行异质文论的对话首先应该掌握“话语独立”和“平等对话”两条基本原则。中西异质文论对话主要有以下四种具体途径与形态 ,即“不同话语与共同话题”、“不同话语与相同语境”、“话语互译中的对话”和“范畴交错与杂语共生”。     

革命与女性的自赎——十七年女性文学叙事的话语裂缝

十七年女性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存在着既对话又矛盾的复杂关系。出于对"个人生活命运的关心",女性文本在自觉认同和完成革命叙事的同时,女性被压抑的性别意识与独特的审美体验在一定层面上仍以一种潜叙事方式被建构出来,对革命"正史"与男性话语霸权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解构或消解,从而获得了某种超越时代的价值意义。     

童话叙事中的性别问题:社会符号学的视角

作为一个隐性范畴,性别的区分在英语中若隐若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童话叙事中对于动/植物人格化的性别区分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其中蕴涵着人与物的类比关系,也暗示着拥有与统治的权势关系。作为话语实践的一种形式,传统童话传播维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要求,是资本主义社会集体意识中对女性控制与束缚的体现。作为一种关键性的社会化语境,童话阅读与叙述对儿童社会化和性别角色的内在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童话这种"基于魔幻的叙事"像许多其他现实主义的叙事形式一样,也是培育"合格公民"与文化主体的重要话语。     

自然崇拜:人与自然对话的语境

在人与自然对话的语境中 ,拜物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因子。在万物有灵向自然崇拜过渡的叙事话语中 ,其叙述语言一方面接近了自然崇拜的所指和能指 ,另一方面又通过神话语言把追究自然的话语蕴含在初民的价值观中。神化自然和将自然人格化为崇拜自然提供了先决条件。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的前提 ,万物有灵是从图腾崇拜到自然崇拜的中介语言。自然崇拜对图腾崇拜中心话语的取消主要表现在张扬万物有灵的“元语言”方面 ,其“元语言”由深层浮向表层 ,使以图腾崇拜为标志的中心话语在接近自然崇拜———权力话语时成为可能。     

由对话方式看新时期小说的艺术转型

作为以“潜对话”方式呈现的文学文本，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艺术转型，与作者选择的话语接受者有直接的关系。从依据时代政治的群体顺应心态普泛设定的叙述接受者，到为个性阅读创造文本，充分体现了小说创作由浅层对话走向深层对话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某些新潮小说曾因探索的极端化而是向拒绝对话，一度在社会上倍受冷落。经过辗转迂回中的启示，作家们校正方位继续探索，由拒绝对话到重新谋求多种对话方式，在实践中推进了小说艺术在叙事功能上的实质性发展。     

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儿童小说中的“顽童叙事”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儿童小说创作中,悄然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此前的儿童叙事,此种儿童叙事主要撷取了儿童淘气、调皮、好动、好奇、捣蛋甚至恶作剧的层面,张扬并肯定儿童的活泼、快乐、纯真、嬉戏精神,呈现了轻松幽默的风格,呈现出“顽童叙事”的审美特征。顽童叙事自秦文君开始,经新世纪以来的梅子涵、杨红樱、张菱儿及“红樱”二代等大批作家的创作,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顽童叙事在儿童的认知上不是把童年这一时期看作成人生活的预备,从而引导、教育儿童尽快进入成人规约与建构的秩序与意识形态世界中。它更看重童年期自身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它是一种新的对童年的想象与建构,是一种新的童年文化理解。     

马克思哲学的"叙事方式"与"哲学叙事学"

马克思对传统哲学叙事方式进行了实质性变革,对现代哲学叙事方式进行了实践性开启。在对一元本质、单一线索的传统哲学叙事学的深刻批判中,马克思的哲学叙事学是现实的、具体的、生活的。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其“叙事线索”是双重的:“生产”是一条本质性、分析性线索,“生活”是一条现实性、整合性线索;在“生产话语”与“生活话语”的深层交汇与现实统一中,马克思哲学既是“全面生产理论”,也是“全面生活理论”。“具体生活叙事”、“社会存在叙事”标志着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真正革命性变革。     

“不可靠”的可靠性——新时期小说的儿童视角叙事

不可靠叙事作为突破此前全知角度的文学创作手段,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新的审美和文化意义。儿童作为人类群像中特别的存在,在欢笑与泪水、美丽与幻灭的生命延续中,凭着不可靠叙事的限知视角在新时期中表现出独特的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的价值,其中隐含在成人意识形态下的作者叙事,是用来反思整个文化和社会背景的隐形视角,而这也是儿童的不可靠叙事主体向可靠性叙事的转变。     

明清小说评点章法概念析

“章法”是明清小说评点家从传统“小学”引进的结构概念。起结章法属于古注语的篇法 ,表现小说叙事的层次特点 :遥对章法近似古汉语的对比修辞 ,表现了章法的层面 ,构成叙事的情节和话语关系 ;板定章法指明清小说中一些特有的语言表述形式和描写技巧 ,形成小说的程式化叙事。章法概念与字法、句法统一在文本的叙事结构中 ,形成了文本叙事的语言表述层次 ,又与建筑概念和戏曲概念共同建构出小说叙事的时空结构。     

人论与文论的深度自觉和交互建构

在全球化思潮冲击下 ,世纪之初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文艺学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型 ,这一现实推动了人论与文论的再度自觉以及文艺学创新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深层融合。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的文艺 /审美现实 ,要求文学人摆脱边缘 ,主动越界 ,关注新兴文化形式 ;也要求文艺学走出书斋 ,大胆扩容 ,进行文化转向。多话语共生的理论批评格局 ,呼唤文化研究深入开掘“间性” ,积极搭建对话沟通的话语平台。     

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叙事技巧和程序的革新与实验是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最大的艺术成就。小说中“心理—情绪”型叙事结构的采用 ,展示出人类灵魂深处的颤抖 ,打碎了叙事整体感以及因果逻辑链条 ,动摇了中国传统小说“情节—性格”结构一统天下的地位。“限知型内视角”、“呈现式”叙事口吻以及“跳角”的使用 ,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小说编排叙事视角的传统 ,使文本呈现出多义性、模糊性特点。叙事时间刻度的模糊和时间转换语的消除 ,不但为文本带来强烈的象征效果 ,而且使文本本身成为一个大的意象 ,产生多元化的意义 ,迫使读者必须与文本进行横向“对话”,调动了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造的审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