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融资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大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确定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各级地方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这对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资金需求规模和融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中的融资经验,针对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融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新型城镇化的文化跟进

文化的一体化既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亦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积极、稳妥、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调查显示,当前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的文化建设还存在理念规划缺失、集体活动匮乏、产品有效性不足、设施普及率及利用率低、服务管理相对滞后等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明确文化建设的理念和规划、丰富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的供给、平衡城乡公共文化设施的配置、建立完善的文化建设投入机制等,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有序跟进和协调发展。     

我国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制度创新与模式选择研究

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但存在着城乡发展互斥、失地农民生计困境和环保压力等不包容问题,制约着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建立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包容性发展制度,构建市场调配、政府监管、社会参与的多维发展体系,形成包含总体模式、实施模式和保障模式"三位一体"的包容性发展创新模式,从而有效提高我国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质量。     

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治理转型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市场发展的不健全和社会发展的滞后决定了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政府的参与和引导。与旧型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主要体现在推动空间、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过程的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的创新上。政府是城镇化政策的制定者,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也是市场良好运行环境的维护者,在城镇化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型城镇化中政府治理转型需要从转变理念、转变模式、转变方式、转变职能四个方面着手,实现由"发展"向"服务"、"一元"向"多元"、"主导"向"引导"、"全能"向"有限"的转型。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具体路径与推进对策

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但是传统城镇化模式不可持续,必须探索新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模式的基本内涵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针,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推进"的原则,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内容,以信息化、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内涵增长"为发展方式,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为机制保障,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城乡一体的城市中国。政府应通过制定战略与规划、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完善制度与政策、加强监督与管理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民间智库的价值取向与政策效应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不断深入，做强民间智库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目前中国民间智库整体实力不够强，与官方智库相比居于弱势，政府对其认可度也不高。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首先应理顺同政府之间的关系，积极寻求与政府的沟通、合作路径，提高政府的理解和认可度，促进智库研究成果转化政府的公共政策，进而实现民间智库的自我价值。     

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公共政策分析

通过国家公共政策的调整促进高等教育公平是政府的职责和义务所在，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当前高等教育在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阶段中都存在不公平现象，因此，公共政策的制订应从理念树立、资金扶持、健全机制、政策改进和资源调节五个方面予以改进，以促进高等教育公平。     

论政府在新型农民培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建设新农村需要加快培育新型农民，新型农民培育的实践要求从理论上明确其培育主体。政府是新型农民培育的重要主体，政府在新型农民培育中主体作用的发挥，主要包括提出任务、制定规划、积极宣传、组织实施、监督和评价几个方面。     

省际政要人口城镇化理念比较及其启示

新型城镇化是拉动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解决人的问题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省际政要的人口城镇化理念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比较其理念,可以为我国人口城镇化战略推进提供诸多有益启示:加强顶层设计,以科学规划引领人口城镇化进程;从追求人口城镇化规模和速度向注重质量提升转变;创新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处理好人口城镇化中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人口城镇化战略,根据其人口城镇化态势调整工作重点。     

省际政要人口城镇化理念比较及其启示简

新型城镇化是拉动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解决人的问题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省际政要的人口城镇化理念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比较其理念,可以为我国人口城镇化战略推进提供诸多有益启示：加强顶层设计,以科学规划引领人口城镇化进程：从追求人口城镇化规模和速度向注重质量提升转变;创新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处理好人口城镇化中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人口城镇化战略．根据其人口城镇化态势调整工作重点。     

基于都市农业的低碳城市发展策略研究

建设低碳城市涉及城市问题的诸多方面,是城市建设理念的根本性转变.都市农业在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向度上均与低碳城市建设相契合,是促进低碳城市发展的可供选择、选之更佳的综合性策略,能完善低碳城市发展理论,补强既有低碳策略的某些缺环.以都市农业为策略促进低碳城市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组织、居民等行为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积极配合.其中,公共政策优化及舆论引导是先决条件,新型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指导是良好保障,公众的广泛参与和普遍支持是持续动力.     

区域公共问题治理视阈下的区域行政创新

区域公共问题的有效治理需要区域政府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而现有的区域行政体制中政府在行政理念、区域公共政策、区域法制化建设和区域合作组织建设方面存在问题.对此,要推进区域行政创新,提高区域公共问题治理效益,应重塑区域行政的价值理念,加强区域行政的动力机制建设,优化区域公共政策,完善区域行政法制化建设,加强区域行政的组织建设.     

转型社会中的行政发展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急剧的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政府类型也要随之转变。政府转型的实质是从以往的政府本位型政府向社会本位型政府转变。新型政府的职责在于调整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培育、完善社会自组织能力,更新转型期的社会秩序,积极提供社会服务,并在行政关系、政府职能、机构设置模式、行政文化体系等方面实现更新。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内在关系

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困惑和方向困惑与城乡一体化之间存在着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或然关联。 目前新型城镇化推进中面临的“承载力有限、凝聚力不足和带动力弱”等诸多困境与城乡一体化诉求紧密相关。由于忽视对城乡一体化作用的深刻认知，缺失对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之间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增添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方向和理论困惑；而实践中一些错误的行为理念和施策，导致新型城镇化陷入困境。探索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不仅有助于突破新型城镇化困境，提升发展成效，更攸关新时代新型城镇化的行为方向和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全面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二者不但在社会主义本质体现和城乡资源要素协同方面存在共同质态属性，而且客观存在“共生演进”和“互动演进”的规律关系。这种“共生互动”的内在关系决定了二者之间相互依赖、互为目标的手段关系。以新型城镇化为动力引领，形成双螺旋式共同发展模式当作为未来的选择。     

资源富集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结构调适研究

资源富集区主要是指在某一区域内矿产资源蕴藏相对丰富、布局相对密集的区域,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其可持续发展面临极大的挑战,破解难题的设计是将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强大引擎。为全面深化改革,回应国家重大战略的要求,直击资源富集区全面转型问题,资源富集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进行结构转型,并对结构进行优化调适。结构调适在定位上,应是将供给侧改革作为重点;将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作为关键;将转变城镇化模式作为载体;将五大发展理念协同推进作为引领。在具体措施上,应包括抢抓"十三五"规划和区域协调发展带来的机遇;整合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区域内外的一体化发展;加快人的城镇化进程等。     

新型城镇化与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既是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课题。目前,乡镇政府财政能力不足和政府职能不到位,以及发展模式的不科学等问题,表明我国现有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难以满足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分权与基层公共服务的改善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分权可能导致基层经济发展的低效率;我国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向,应以加强县级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为主,同时发挥乡镇政府在公共品及服务提供方面的信息优势。     

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价值取向的嬗变

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积极推进行政改革，使行政改革伴随于改革开放的始终。每次行政改革都有特定的背景和明确具体的目标：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发展同步，行政改革也呈现螺旋式上升趋势，并向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方向发展。期间，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也在演化与调整．可以概括为从效率为主导向更加注重公平的转变、从政府集权向社会分权的转变、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从适应政策调整到积极推进体制创新的转变，是建设人民满意政府的价值理性回归。     

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性与驱动力研究--来自四川省21个市州的经验证据

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是城乡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构建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四川省21个市州2007—2012年相关数据，运用“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模型”和灰色系统模型 GM（1，N），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性进行评价，并揭示其内在驱动力，结果表明：四川省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中，21个市州工业化发展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均起着促进作用，但经济发展水平极高和极低市州的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因此，应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制定差别化的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政策，全面深化制度改革，形成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的良性机制。     

新生中小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测算——基于福建省首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实证

新生中小城市是城镇化发展的潜力所在和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平台,培育发展新生中小城市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突破口,但面临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巨大的成本考验。文章以福建省首批五个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县(市)为例,测算在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保障性住房、城镇基础设施和城镇管理费用等五个方面的公共成本,尝试回答农业转移人口融入新生中小城市需要政府支付多少公共成本、如何化解成本压力等问题,为新生中小城市构建合理成本分担机制、有针对性地制定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加入WTO后我国政府公共政策面临的挑战与调整

加入WTO后我国政府将面临全新的经济环境,政府必须重新审视和积极调整公共政策,才能应对加入WTO后各方面的挑战.加快规制政策的调整是"入世"环境的客观需要,也是影响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强化积极有效的宏观政策是政府迎接"入世"挑战的重要手段;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政策指导能力是"入世"后政府的重要职责;优化政策环境,完善法律体系是"入世"后社会、政治、经济稳定发展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