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审美和谐观耦合结构论

中国古代审美和谐观是一个范围周延、层次完整的关系结构体系 ,其内在结构是表层的“心理之和”和里层的“人人之和” ,外在形态是优美和壮美 ,其中 ,表层的“心理之和”主要表现为儒家的“情”与“理”统一和道家的“心”与“物”统一两种不同取向 ;里层的“人人之和”是经由心理之和达到的间接的社会目的 ,即普遍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也主要表现为儒家的“人和”与道家的“天和”两种不同取向。儒道两家学说互斥互补 ,对立统一 ,二元耦合 ,形成古代和谐观相互耦合的系统机制     

游士·隐者·道家

中国古代的士阶层对社会政治、文化等都有重要影响 ,对先秦道家来源的探寻 ,也不可能离开士阶层。先秦时期的士阶层即是“游士”。所谓“游士”,首先指的是离宗国、去乡土 ,以文才武艺游移于列国间的士子 ;其次 ,先秦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名存实亡 ,因而他们上下游移 ,上可至“士大夫”,下则为“士庶人”;第三 ,是指游离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之外的士子 ,即“隐士”。可以说 ,隐者群落的思想和行为孕育了道家学派。但道家并非一般的隐者 ,道家风骨集中体现在“避于俗世”、“隐于自然”。“避”是对外在世界的否定 ,“隐”则是对心性之自然的向往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中国古代文人的隐逸文化

中国隐逸文化历史悠久,是漫长几千年历史的一道独特风景.但“隐”又有真假之分.真隐虽原因各异,但却有其看重个性生命自由之追求;假隐则以隐为手段,成为其出仕之终南捷径.隐逸文化被社会关注,儒道两学派与其关系尤密切.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庄子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则更接近和体现了隐逸文化的精髓.隐逸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隐士必须是知识分子,其中卓越有成绩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占了相当比例,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试论“亲亲相隐”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一个典型特征。其原则起源于春秋时期,发展于两汉与隋唐,巩固于宋明,延伸至中华民国。亲亲相隐是传统宗法社会中亲属间人身相互依赖关系的集中体现,是儒家道德法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应用,是中国特定人伦背景及社会实存共同作用的结果。亲亲相隐原则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价值合理性,人们应站在“社会场”中对其进行正确的评价。     

唐诗“老菜子”典故探析

老莱子是先秦的道家学者,汉代的“老莱子”故事衍生两个支流：一,老莱子是古代楚国的隐士;二,老莱子是“戏彩娱亲”的儒家孝子。唐前诗歌的“老莱子”典故都用隐士含义,唐诗的“老莱子”典故大多数用孝子含义。这一现象彰显了唐人对儒家家庭伦理的倡导与推崇：唐人借此典表达对归家省亲的渴望之情;表达“忠先于孝”和“忠孝两全”的忠孝观念。     

中国古代隐士的人格价值刍议

在中国古代，许多文人因不满现实而走向山林，成为“隐士”。但是，隐居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现实漠不关心，相反，他们以“身处山林，心系天下”的胸怀，表现出对生活及自我的强烈酷爱。     

儒道文化的性质与界定

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主流，这是目前学术界所公认的。然而具体到儒家与道家的关系，一般又都把视角更多地倾注在儒家一方，对于道家的阐述往往要走到人生智慧甚或道教的方向上，使人感到道家是对儒家的一个补充，而不是像太极中的阴阳那样是共存共亡、互为消长的互补．儒、道文化渊远流长，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渗透，它们的边际可以说是无可限量。对此，本文拟采用一种“一言以蔽之”和“损之又损之”的化简的方法，通过舍弃一切可以舍弃的因素，保留非保留不可的部分，否则就不成其为儒家或道家的办法…     

论先秦儒家的归隐情结与道家的社会担当感

先秦儒者的“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后世读书人“心向往之”的人格理想,“学而优则仕”也为士人们指明一条“治国平天下”的济世之路。与之相反,道家学派似乎对外在权势有着天然的排斥,无论是老子出关后的“莫知其所终”还是庄子“往矣,吾将曳尾于途中”的自在逍遥似乎都暗示了隐者的考槃之乐,也为中国历史造就了一个崇尚老庄,遁迹山林的隐士集体。然而在先秦,儒家的出仕与道家的归隐并不具有绝对性,只是在后代的继承发展中,这种思想被固化与放大。事实上,先秦儒者也有归隐情结,而于道家经典中亦可见其社会担当感。     

中国古代大儒情怀的变异

中国历代大儒在建构其儒家文化传统的过程中 ,并非完全执著于儒家人格理想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 ,而是在人生进取中 ,相当明显地体现出儒家人生情怀的变异 :吸纳道家情怀和采取以佛济儒的方式 ,即在他们积极进取的同时 ,往往伴随着一种自然潇散的人生形式和超然忘我的人生境界 ,并由此化出混同自然、任性无为、超然无累的生命态度 ,以及当这种坚持受到极大的阻碍时 ,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会暂时放弃执著而用佛家的方式去继续这种人生努力。道家人生情怀与以佛济儒是中国古代大儒在人生进取受阻时所产生的人生反应和应急措施。从文化价值上看 ,历代大儒将道家情怀引入自己的人生境界的实践 ,为执著入世的儒学士子开拓出新的人生境界 ,改变了儒家人格理想上单向度的人格塑造 ,从而使儒家人格增加了实践上的经受挫折的力度 ;而大儒的以佛济儒的人生方式 ,则从人生实践的层面上提供了各文化体系融合的仪范 ,显示出各种文化相参并济的社会价值     

论古代论画诗表达的中国传统美学观点

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古代哲学为基石的.唐代杜甫论画诗折射其儒家的审美理想,宋代苏轼论画诗则倾向道家的美学立场.剖析中国传统绘画的特质,中国纯艺术精神应是由道家思想引发而来.     

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类型与核心

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辩证思维比较发达。中国古代辩证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辩证法、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辩证法、以《易传》为代表的儒家辩证法等三种类型。中国古代哲学家把“两一”关系问题视为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有的人侧重于“分”，有的人侧重于“合”，但总的倾向是全面把握矛盾双方的辩证关系。尽管中国古代辩证法尚处于自发阶段，但它的基本精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息息相通     

"隐"的社会价值──以大理杨黼为例

本文以大理隐士杨黼为例,探讨了"隐"的概念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意义.作者认为,杨黼之隐,是一种与权力无关的社会价值,也是一种反观社会的社会价值.这种价值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有关皇权与绅权的争议.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初探

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道家关于“天人一体”、“天地与吾齐生,万物与吾为一”的思想;儒家关于“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体”,把保护自然提到道德行为高度的观点等等,都是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朴素表述。深入挖掘中国古代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优化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庄子》对苏轼艺术思想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社会思想的领域里,儒家和道家(以及后来的佛家)是影响最大的流派。探讨它们对于我国古代艺术的影响,作为发展社会主义艺术的借鉴,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学术思想争鸣的时代。先秦诸子虽然各道其所道,而非其所非,然而“传道”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普遍具有重道轻文的倾向。比较起来,视书文为“糟粕”(《庄子·天道》)的道家比之主张“文质彬彬”(《论语·雍也》)的儒家,对“文”     

论法家的德育思想

表面上看，法家曾猛烈地抨击和否定儒家的德教思想，明确宣布“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似乎法家绝意于道德教育。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儒家、道家、法家都有一大套开展道德教育以治国安民的主张，所不同的是儒家着眼于“导”人心，道家着眼于“顺”人心，而法家自有其独到的见解，着眼于“制”人心。法家主张以法教代替德教，以法治代替德治，通过法制的宣传教育和实行，重新组建社会规范，以控制人心，稳定社会，发展生产，其德育思想独树一帜：其德育内容是强化法制意识；其德育目标是维护君权，崇尚法术；其德育方法是因人之…     

种放与宋代隐士文化

种放是北宋早期的著名隐士之一。他才识过人、传教著述、参与时政,受到了真宗以及时人的高度尊宠。种放与其他同时代隐士一样积极有为,其人生丰富多彩,代表了不“隐”不“仕”的宋代隐士风格。他们徘徊于江湖庙堂之间,继承了隐士之道,又为宋代乃至古代文化、政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也是隐士文化经历唐宋变革后的新面貌。     

中国古代自然法：表达、特征与再认识

中国古代自然法中公认的元概念是“天”，具体存在三种表达。天道是一种自然法则，道家是较为完整纯粹的自然法思想的代表，其中庄子讨论了“恶法非法”等涉及自然法价值的命题，但对实证法影响不大。天谴是一种政治法则，由董仲舒将阴阳家和儒家学说相融合形成，阴阳家也蕴含较纯粹的自然法思想。天理是一种社会法则，由朱熹等理学家抽象而来，为君主、官吏和百姓所共享，体现了儒家自然法思想。儒家局部蕴含着一定的自然法思想，对法律实证化具有重要作用，但将儒家整体视为自然法主义，进而将其与被视为实证法主义的法家二元对立并不准确。虽然中西自然法皆源于自然规律，但中国古代自然法以儒家为载体，在向以人为中心的“人法”转化的过程中，既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以限制君权，也没有进化出财产权理论以保护私权，国家基本法律制度主要围绕维系君权独尊的目标而构建。儒家蕴含的自然法成分具备有限的工具理性，整体上存在碎片化缺陷。但中国古代自然法对民众守法意识的形成影响深远，依然可为当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提供思想资源。     

陶渊明的归隐与玄学的人格本体论

陶渊明是我国古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隐.自出仕江州祭酒,或官或隐,至义熙元年辞去彭泽县令,归耕田园,终其一世六十三岁,近半生都过着隐居生活.钟嵘论诗,称其为“隐逸诗人之宗”,首先着眼在“隐”,其次才是“诗”.可见渊明最初原非以诗著称,而是以“隐”名世的.陶渊明何以归隐?又何以能在漫长的隐居生活中自甘淡泊,安贫乐道?究竟其生活信念和贯彻始终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对此历代治陶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笔者     

浅析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文化与特色

介绍了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是以传统文化为背景而形成的独特风格,其中既有严格的儒家礼制的体现,又融糅了道家对自然世界的态度和理解,二者的有机结合并在城市的规划布局和建筑形式中表现出来,形成了中国古代城市的独特形态。通过对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在古代城市建设中所形成的特色景观的论述,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巨大影响,指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特别是对古代优秀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对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节用"与"侈靡"的现代诠释

中国古代存在“节用”与“侈靡”两种有关消费的思想:儒家、道家、墨家崇尚勤俭节约;法家强调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二者是辩证的关系。其对建立“节约型社会”、树立新的节约观、提倡科学消费观,具有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