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陆地边疆的法治文化认同

一般意义上的法治文化认同是指社会公众对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法治模式的尊重、认可、接受和内化。当前,中国陆地边疆因市场化、城镇化的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民族人口结构变化,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传统道德秩序的消解和改造,破坏社会有序化的分化、渗透、犯罪等边疆特殊性问题日益凸显。这就意味着置于边疆社会特殊的文化空间和法治环境之中审视法治文化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边疆的实际情况,从边疆法治文化认同的背景、内涵、基本要求、作用机理、层次结构,以及在边疆治理中的价值体现等几个方面对中国陆地边疆的法治文化认同问题予以具体分析,可以看到以法治文化认同为突破口的必要性,其利于增强少数民族群众作为一名中国公民的国家认同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法律角色认同。     

论我国边疆治理视域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我国的边疆地区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几乎每个少数民族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在历史长河中,互嵌式杂居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又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形成并保持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两种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边疆的治理效果,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和国家整体的发展速度。加强文化整合,把民族文化整合进中华文化之中,以中华文化指导和引领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出台惠民经济政策、强化对中华文化教育、提升对中华文化的“增量认同”、加强中华文化对民族文化精髓的吸纳能力、推介拥有民族文化精髓和特色的中华文化于世界等措施,以此强化并保持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高于民族文化认同,提高边疆治理效率,节约治理成本,有利于民族国家政治稳定和统一以及国家的整体发展速度。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维探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既是“稳疆固边”“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边疆繁荣”发展的战略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全局性综合治理,尤其要强化社会安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对边疆地区安全隐患意识缺乏警钟长鸣,对边疆地区宗教问题疏于从严治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存有偏差。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底线思维。“习惯法”治理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普惠举措,法治手段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边疆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

法治认同是民众对法治的心理认可,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认同的“资源”,是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民众对礼法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认可等。法治建设应当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法律,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实施法律,建立民众更期望的法治秩序。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从内心认可法律,为实现法治建设提供有利的非制度性支撑。     

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基于云南省玉溪市、西双版纳州的村寨调查

中国是一个民族构成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稳定的国家认同是国家稳定、巩固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云南省玉溪市、西双版纳州部分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研情况显示,无论是内地少数民族还是边疆少数民族,都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党的民族方针政策等比较抽象的层面和民族工作原则方面显现出有着高度的认同,这种高度的国家认同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但是在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在政治认知、政治实践和政治参与方面则表现为共同的被动和贫乏,政治社会化程度还处于较低状态。目前,中国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在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认同的发展变化中,应不失时机地强化其认同心理,巩固和提升其国家认同及水平。     

场域嵌入：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教育的路向选择

国家认同是基于众多民族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而产生的集体认同意识,展现了各民族对共同历史记忆、国家政治体系、中华文化一体性的认可,对维护民族团结、推进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作为中国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着与一般青年共有的国家认同感,也有着反映边疆民族地区文化环境、民族特性和地域特色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因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全球化的日益推进而使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在国家认同的表达上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与冲突。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表达的中介形式,对民族、政治和文化场域的共同认同有利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与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高度嵌合。所以,以民族、政治、文化等实体要素构成的"场域集合"嵌入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教育,是推进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由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途径。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认同问题研究述评与讨论

全球化带来全世界发生变化的同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交往与联系得到加强,使得社会开放程度、文明程度、文化发展程度不断深化,学术界不仅注意到了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也在分析全球化对民族及其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大批宏观和微观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审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以“地方性”意识反观民族及其文化,会发现在对全球化时代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怎么影响、民族文化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怎么变化、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变迁与认同及文化建设等问题还存在较大的阐释空间需要我们关注和探讨。     

中国边疆治理中的政治建设论纲

边疆的国家属性,决定了边疆治理中政治建设的中心地位。因地缘政治、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经济格局而呈现的特殊性,使得边疆地区的政治建设既具备国家政治建设的普遍属性,也呈现为独有的区域特征。政党建设推动的边疆族际政治整合、中华民族国族机制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建设、以法为中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革新、以互惠合作为特征的新型府际关系建构等,均体现出政治建设中鲜明的边疆特色。边疆治理中政治建设的直接成果是政治稳定与社会繁荣,而实现途径则是边疆治理体系的革新与治理能力的重构。     

法律边疆学：概念、对象和内容

为建设法治边疆，在边疆地区贯彻实施国家法律，构建有别于内地的、有自身特色的边疆法治体系，实现与相邻发达国家的法治接轨，迫切需要建构一门相对独立的、以上述主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边疆学。为此，本文对法律边疆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予以探讨，以为该学科的建立做一些初步工作。法律边疆学是一门以边疆地区的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旨在发现边疆地区的法律有别于内地之特殊发生、运行规律及一般过程的学科。与一般边疆学不同，法律边疆学的研究对象侧重于或者说主要是法律这一现象。描述性的法律边疆学、预测性的法律边疆学、规范性的法律边疆学和法律边疆学史依次构成了法律边疆学为实现其宗旨目的、目标任务的四大主要研究内容。     

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之比较

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明清统治者吸收了以往历代统治经验,十分重视教育在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过程中的作用,将教育视为治边重要方略。适应于边疆与内地联系愈加紧密的历史趋势,清朝在云南边疆举办教育的力度超过明代,各类学校的设置范围更广,尤其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大量开办义学,成为清朝云南边疆民族教育的显著特点。明清云南教育的发展,在传播中原儒家文化,推动边疆民族社会发展,促进边疆社会内地化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疆治理视野下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选择与公民身份建构——以云南省为例

处于国家中心之外、疆域之内、跨国界而居的跨界民族是国家疆域治理的特殊对象。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通过政治法律、文化心理、公民文化等途径构建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时,边疆社会落后、文化心理联系薄弱、现代政治文明缺乏等状况导致了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公民合法权益未能匹配的客观现实,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身份选择困境与国家认同问题。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事实公民权益的匹配当是实现国家边疆治理的客观基础。     

制度建设何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从价值功用到建构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要求。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社会稳定直接关乎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讲,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是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优良治理的最佳策略。制度体系因其结构特征和构成逻辑所显现的耦合效应、嵌套关系、吸纳能力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治理实践的现实需求,使其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之中。制度建设之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价值功用主要体现于:制度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而且可以形塑社会秩序基本样貌。也因此,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制度建构应该着眼于:以制度创新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聚政治信任、以制度资源推进认同整合、以制度吸纳促进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参与协同治理。这既是化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性策略,也是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构逻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资源分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使各民族有归属感、认同感,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云南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培育、保护和开发,并取得较大成绩,保持了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社会和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边疆治理中的认同问题及其整合思路

在我国广大的边疆地区,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各个少数民族有着与生俱来的民族认同,同时也形成和保持着对国家的认同,但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边疆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日趋复杂,其矛盾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因此,必须处理好两种认同的关系,并在边疆治理中通过多种路径与方式,强化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从而建立起有利于国家稳定和统一的认同关系结构。     

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的反思及对策

增强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保持国家认同在认同序列上的优先地位，是维护边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祖国安全统一的基础。当前，亟须从强化公民意识、发展经济、强化国族认同、发展教育等方面提高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的边疆治理:历史经验、理论根基与现实路径

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密切相关。古代王朝时期边疆治理塑造了国家与文化的统一性认识,其中大一统思想、从俗从宜的治边政策、边疆经济开发、以儒学为核心的文教措施孕育了共同体意识存在的潜在基础。现代以来边疆治理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思想与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超越,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将政治定位、制度保障、经济发展、文化根基作为边疆治理的理论根基,其现实路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夯实边疆发展的物质基础、打牢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政治史视野下民国边政研究的几点认识

从中国边疆民族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去理解民国边政研究兴起的内涵,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其历史与现实经纬。民国边政研究是一个平行与递进、复合而多维交织的发展历程,是中国边疆民族书写或研究长期积累及演化轨迹之继续,亦呈现出与以往边疆民族书写或研究全新的特质;边疆危机的刺激及西学的影响,既是民国边政研究兴起之关键原因,也是民国边政特质的重要体现。民国边政研究应特别关注政治史、中央与边疆地方关系、北京政府时期的边政实践等相关领域的探讨。深化对民国边政的研究,从多元而丰富的历史记忆与阐述中深刻理解"过去"与"现实"的关系,可对当代边疆民族治理提供丰富的启示。     

文化认同与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文化认同是边疆民族地区建设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的关键要素,它关系到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具有复杂性、多层次性特点,而与民族文化认同相联系的各民族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裂痕又具有修复与整合的功能,文化认同的深层次结构有助于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繁荣。因此,国力的增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视、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性政策都会影响到文化认同。故应重视区域平衡和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尊重边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重视边疆民族地区先进文化的建设,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国家日益发展、国力不断强盛的基础上日益增强。     

论文化润疆的法治逻辑及规范调适

“文化润疆”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其强调文化符号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要求围绕新时代文化使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象征、精神标识融入常态化宣传教育过程,为中国式现代化边疆治理实践创造有利条件。文化润疆的概念产生于对口援疆政策,是“国家和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关系进行再调整的过程。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法治理念融入文化润疆全过程、各领域,在一致性、连贯性、规范性的基石之上构筑身份认同、激发共有回忆、延展情感培育空间,多维度促成时代与使命、理念认知与情感认同、家国情怀与文化传承的转换同构。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文化润疆,需要完善文化治理的法治保障体系、提升文化建设的法治保障能力、贯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     

“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法治新常态

"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法治新常态至少包括三种形态:必然态、应然态和实然态。迈向法治化是"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必然趋势;法治保驾护航下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一元单一到多元综合的治理主体与治理方式,型塑法治领导方式、依法约束和保障权力行使,建立法学人才智库为深化边疆治理法治化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全民守法精神意蕴下的法治意识逐步显现、通过法治凝聚边疆民族之国家认同,构建法治治理方式下新型民族权利义务关系是法治化趋势下边疆治理的应然状态;治理评估是边疆治理法治新常态基础上的实然效果面向。三种状态的有机结合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法治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