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探析

针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及其与西方生态思潮之间的区别问题,在生态哲学世界观、有机论、现代性价值观、生态共同体思想等角度,将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深绿”“浅绿”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将过程哲学、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智慧结合起来,旨在创造出一种超越现代性、有利于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有机哲学;他们坚持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要求通过以共同体价值观为核心的有机教育,建立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探索中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相较于西方“深绿”“浅绿”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对生态文明本质的理解上仍然存在着空想的浪漫主义色彩。     

论格伦德曼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格伦德曼通过对西方绿色思潮的批判，提出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并对马克思“控制自然”观念和“生产力发展”概念进行了辩护和重释。系统阐述格伦德曼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理论特质，为我们反思和探寻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的途径提供了有益启示。     

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探析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思想流派,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对生态困境的新思考。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寻求一种适中的中间状态,即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延续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生态批判只是出发点,重点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将其视为引起生态危机的终极根源,从而以生态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既有传承和延伸,又有批评和曲解,需要批判地借鉴。     

人本生态秩序价值观新探——戴维·佩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评析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加剧,西方社会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秩序价值观进行了深刻反思,对在生态问题上要不要和怎样“以人为本”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戴维·佩珀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诠释和科学方法的运用,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生态秩序价值观。科学认识和评价戴维·佩珀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秩序价值观,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生态价值理念和对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针对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生态性的诘难,通过揭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失,深入挖掘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研究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反技术主义倾向,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在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理论困境,认为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个人对环境的价值观和态度,这种观点是非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仅从价值观层面探导生态问题而忽略了价值观依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坚持自然对人类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是脱离了一定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的抽象的近代机械自然观,其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只是一种幻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指认自然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主张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兼具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坚持了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坚持了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始终坚持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作了准确定位,主张把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构建了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理论,是强调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下,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不承认自然的极限、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生产主义,并将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对立起来,他们的这种观点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而创立生态思维方式,形成了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自然观,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资本的全球化所造成的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衰竭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中断,提出只有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合理协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性批判视野中的和谐价值观构建

作为现代性主导理念的人类中心主义与工具理性主义,已经成为现代人生存与发展的悖论.人类中心主义把人当作一切价值的尺度,催生了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信念,过度偏重人的利益和欲求,忽视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使现代化成了主体征服自然、人类宰制世界的强制过程,导致了“人道主义的僭妄”.工具理性主义对人性的片面设定,导致了人性的单一化与功利化,造成人的价值理性的遮蔽与生活意义的失落.这就需要对现代性主导理念的人类中心主义与工具理性主义展开深入批判,以确立起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和谐价值观.     

马克思漠视熵定律吗？——生态经济学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论争

以阿里尔为代表的生态经济学家与以福斯特、伯克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就马克思与熵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批判与反批判的深度交锋。鉴于熵定律在生态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阿里尔批判了马克思对熵定律的漠视,指责其忽视了自然条件对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限制。对此,福斯特、伯克特展开了反批判,论述了马克思将热力学应用到劳动力价值的形成和剩余价值的创造的分析中,并借此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之于生态经济学的多重意义。福斯特、伯克特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反对将生态环境问题作能量还原论的阐释,并借此阐述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热力学”思想,进一步夯实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何以可能的学理支撑。     

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实践之解

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共同体的利益奉为最高价值,把自然归入人类的道德关怀范围,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共生作出了生动诠释,却脱离了人类实践,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人的生存发展诉求,将希望寄托于个人的道德行为以期到达荒野的乌托邦。与此不同,“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将马克思实践自然观运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以生产实践为基础,揭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确认人的主体责任,明晰“美的规律”。“生命共同体”理念从实践的向度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坚持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生态方法论;是以德法共治落实主体责任的生态治理论;是从美丽中国到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环境法蕴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环境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环境法调整范围方面，重新解读了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价值观方面，提倡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环境主体性方面，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升为我国环境法的理念，甚至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为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论生态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理应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种生态理论,生态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生态女权主义从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制”世界观人手,把妇女解放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则是把生态问题的解决与社会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二者虽有显著区别,但生态女权主义一些理论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而且其理论的完善也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     

生态伦理视阈中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三个维度

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理论维度,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着不可中断、不可逆转、不可割裂的三种善的逻辑:一是生命进化的连续性,二是本质塑造的交互性,三是价值创造的自然性。这三种善的逻辑蕴含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既是生命共同体又是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道”和“义”。野生动物保护优先是遵循人与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天然关系和善的逻辑、回应生态危机背景下价值观变化的时代选择。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历史维度,近现代野生动物保护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三个转变:野生动物的食用从合法转变为非法、从道德转变为不道德;动物保护的重点由家养转变为野生、由野生动物的个体转变为物种及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转变为野生动物保护优先奠定了历史前提。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实践维度,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人类拥有了可以摧毁地球和地球生命的能力,“能而不想”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心性要求。由此野生动物保护优先首先要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命之善,其次必须加紧扭转野生动物生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再次必须加快改变野生动物深陷人类“围城”的状况,最后必须抓住禁食限用、保护优先拐点到来的契机,将野生动物保护优先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贯彻于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尽快建构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分类分级分区保护体系,防止把野生动物与畜养动物混为一谈,防止“法不容情”和“道德泛滥”。同时,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价值理念的塑造,加快生态伦理的本土化、体系化建设,从生产生活出发进一步探讨和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伦理指南,突出人道与自然之道、野生动物之道辩证统一的价值评价,防止把生态伦理、野生动物保护符号化。     

生态人学的双重意涵：生态文明理论的人学之维

立足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即实践,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秉持自然向人而生与人向自然复归的双重意涵。这种人与自然辩证互动的双重意涵,为整合与超越生态中心主义把人还原为普通生物和人类中心主义以利益为圆心规定人提供了全新的方法与视域。承接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思想的内在动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超越了外来话语体系渲染的“自然人”与“利己人”的形而上学割裂与对峙,在对人与自然非合作性博弈的自觉矫正中,凭借实践的上通下达,牵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与联动。     

国内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研究述论

国内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具有生态思想,西方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学科定性,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路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以及国内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研究的启示等。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及其启示价值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是在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范式的质疑、反思和批判基础上，生成的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形态，虽然其学术理论观点面临着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的不断质疑甚至苛刻质询，但其在生态世界观的诞生，整体思维观的运作，经济价值观的转向，绿色科技观的生成，生产方式观的转换，文化自然观的整合等层面的重要的学术启示价值仍不容小觑。系统深入地挖掘其启示价值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理性批判的述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种重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多即为好的”经济理性的主导下，从生产到消费，人们迷失在消费主义“囚笼”中难以自拔，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极尽掠夺，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为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为基点，主张通过生态理性来消解经济理性，降速经济增长，克服虚假消费，实现生态重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庄子之道与德的生态智慧

伴随着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和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生活方式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可以成为当今绿色发展的理论营养。“道”和“德”是庄子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和依据,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深刻的生态智慧。“道”具有本根性、整体性、同质性、超越性、自然性等基本特征,“德”是道赋予包含人在内的世间万物的内在自然本性。庄子之“道”与“德”中蕴含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表现为物无贵贱、万物一齐的平等价值观和内在价值论,顺物自然、无为为益、处物不伤的生态方法论,知足知止的绿色生活方式与生态消费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