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区域——谈费孝通的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及其反思

本文从费孝通与利奇两位著名人类学家的争论入手,展示了费孝通教授对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整体性的社区研究法的运用、认知过程及反思,认为费孝通教授的学术思想与利奇学术思想的分歧所体现的是不同国度、不同时代背景下人类学家对社会文化人类学学科认知和定位的差异.本文认为费孝通教授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本土性应用、探索及其反省,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指导意义.     

问题意识与历史视野：“社会学中国化”问题的历史社会学路径

社会学作为一门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引介到中国的学问系统，从最初引入之时便面对着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本质，乃是普遍的社会学理论同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情境之间的张力问题。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张力，又如何真正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建立面对中国历史与文明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成了社会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社会学的中国化，究竟是理论概念上的中国化还是研究对象上的中国化?抑或是研究方法上的中国化?本文通过对国内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发现，潘光旦、费孝通和瞿同祖等老一辈社会学研究者构成了国内社会学研究的古典时代，开启了一系列经典的本土研究范式，并被后来的学者继承下来。当下的国内历史社会学研究，凸显出问题意识的整全性、研究视野的开阔性以及经验研究的总体性三重特征，既是历史社会学研究在发展历程上的突出特征，同时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提供了可能路径。     

从劳动理解社会——阿兰·图海纳的贡献

社会学需要探寻理解社会的多种理论逻辑。阿兰·图海纳在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之外,创造了一种行动主义社会学。他研究社会行动,却不是从行动概念出发,而是从劳动出发,研究劳动怎样规定主体、形成历史质和社会运动,从而通过劳动理解社会。这一理论贡献,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学理论,理解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

本文论证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的发展，从它的实施和方法论演变的意义说可以分为社会调查、社会学调查和新社会学调查三个不同的里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以前为第一个里程，其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品可推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３０年代中期至１９５２年为第二个里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当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１９７９年社会学恢复至今为第三个里程，代表作当推费孝通的《行行重行行》一书。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发展，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社会学逐步茁壮成长起来的历程     

乡土社会的血缘关系 ———以四川省羌村调查为例

人类社会构成总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尤其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血缘关系起着组织社会的根本性作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血缘关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费孝通先生在《乡土社会》一书中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成为中国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之一。然而差序格局注重的只是父系血缘关系,事实上中国各民族都广泛存在舅权概念,母系血缘关系在社会运行中也起着独特的结构性作用。文章通过对四川省羌村的社会学调查,系统地阐述了血缘关系在社会构成中的不同功能和作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加上衍生出的地缘关系和外来的行政关系一起,构成乡土社会基本的社会结构。     

试论费孝通的社会学本土化思想架构

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关键在于本土化研究方法的确立,费孝通在探索社会学本土化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从寻求社会学传统与现代的统一、追求社会学研究应用策略和价值关怀的协调、探求社会学研究从文化反思到人的自觉三个角度分析和归纳了其社会学本土化思想架构,费先生的这个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社会学”到“问题与主义”

通过对二战后,再次兴起于西方的社会学分支--历史社会学理论的介绍和分析,研讨了西方学术界,把思想探索和学理研究,现实和书本相结合的治学传统和努力.同时,也由此启发,展开了对当今中国理论学术界在学术研究上,"问题与主义"这两种取向的检讨.通过对以顾准、吴敬琏为代表的中国(改革)经济学的历史实践的考察,和对以费孝通<乡土中国>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经典的重新解读,提出了今日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已要求我们的理论学术界做更多的思想突破与创新,做更多"主义"取向的问题研究.     

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中国社会学重建至今已30余年,费孝通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费孝通的社会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从现实生活的现象入手研究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论.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是遵循社会学建设的基本路径:材料积累--范畴归纳--理论建构,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材料积累和范畴归纳上,只有这两个基础性的任务完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学理论才能建立起来.     

费孝通的《生育制度》及其功能主义社会学

社会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坎坷的历程,许多前辈学者为此作出了艰苦不懈的努力,费孝通先生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其重要著作《生育制度》在我国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本文仅就《生育制度》体现的功能主义理论与方法,谈几点粗浅的体会。一、《生育制度》在费孝通学术生涯中的地位费孝通曾多次提到当年的抱负:要“一探社会的究竟”①,立志写社会学研究的三部曲,一是讲人们怎样在社会体系里共同生活,二是讲人们怎样通过新陈代谢使社会体系维系和延续,三是讲社会体系本身怎样通过人们的创新而不断变     

“社会研究”的魅力——以费孝通为中心

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虽为输自欧美的舶来品,但从晚清民国时期开始,在如何消解西方社会学、读懂中国社会的问题上,包括费孝通在内的多位社会学家大力提倡社会学本土化。费孝通从"差序格局"、宗教、皇权与绅权等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做出富有新意的解读。他关于"小城镇"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有别于欧美城市化进程的独特的道路。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大师级学者的谱系,这一谱系对于任何一位后来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笔无价的宝贵财富。通过对费老"发现中国"之旅的考察,我们从中可以寻找并深刻地体悟到"社会研究"独有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