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国家与民族形象意识及其重大价值

国家与民族形象意识是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坚持国家与民族的特色,增强综合实力,进行正确的形象定位,是邓小平构思的国家与民族形象之基本要素.全面地塑造务实创新的形象、改革开放的形象、安定团结的形象、和平力量的形象以及国民"四有"新人的形象是邓小平设计的国家与民族形象之主要内容.邓小平的国家与民族形象意识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     

国家形象的共情传播及其引发机制

共情传播与国家形象关系密切,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凝聚民心,激发民众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同时,共情传播也为破解国家形象存在的困境与障碍提供了情感支撑.但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共情极化、共情超限、"反共情"都会影响国家形象的传播与构建.社交媒体发展,为破解两者矛盾带来渠道和技术支持.通过共情融入国家形象传播平台建设、精准共情营造有利于国家形象的舆论环境、共情议题提升国家形象议程设置能力三个途径提升国家形象与共情传播的有机结合,塑造文明大国形象.     

主体、机制、绩效:国家形象塑造的治理维度

国家形象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反映,而且是衡量国家治理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从国家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来审视国家形象的塑造,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治理结构中的主体是国家形象的"生产者";治理机制是国家形象的载体;治理绩效是国家形象的直接表征.深入把握治理之维国家形象的塑造逻辑,既有助于国家形象研究的深化,也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进.     

论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与现实构建

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展示窗口和平台,是国家的无形资产.中国的国家形象经历了古代的辉光闪耀、近代的没落—抗争交织、现代的振奋重构之上升—沉沦—回升的历史变迁过程.当前中国国家形象则呈现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敢当责任与和平、发展、合作的特征.中国应吸取构建国家形象的教训,客观地评价与分析当前的国家形象;同时通过开展公共外交,提升文化软实力,深化社会改革和抢占国际话语权等途径,以期更好地构建中国国家形象.     

西方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转变及其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逐步增强,中国国家形象变的越来越重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形象的传播、塑造与国际主流媒体(主要指西方媒体)的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媒体如何报道.国内专家对国家形象的概念有诸多阐释,其核心是国家形象的三个层次内涵:一是国家客观形象,即一个以国家综合国力为内在支撑的实然状态;二是国家虚拟形象,即国际新闻媒体报道中的国家形象;三是公众认知形象,即国家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通过媒介传播所获得的对国家各种活动及其成果的看法和认定.西方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对中国报道视角的变换,从长期轻视、俯视、粗略、宏观的视角转变为平视和微观的视角.西方主流媒体的具体案例展现了对中国国家形象报道视角变化的过程,其根本缘由是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塑造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要学会用立体多维的传媒手段构建中国形象,尤其要重视网络对于中国形象塑造的作用;其次,我们要尝试建立全球性媒体,建构自身的话语权;第三,我们必须与西方国家的传媒人士、学者等意见领袖加强交流;第四,我们要学会用理性客观的态度看待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不公不实报道.     

国家形象研究的理论范式探析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内部及外部公众对该国的整体认知和评价,国家形象优劣不仅会影响国内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而且影响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形象研究有三种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范式、自由主义范式和建构主义范式.研究者所遵循的理论范式不同,对国家形象的认知也会有差别.     

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标题语言看国家形象塑造

媒体语言不仅是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与国家形象塑造也有着密切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标题通过词汇、句类、语义三方面策略塑造了一个奋进、团结、光明、崭新、具有亲和力的新中国形象.媒体语言的运用关乎国家形象建构,为更好地传播中国国家形象,媒体语言在塑造国家形象时要与时俱进.     

国家形象的概念隐喻塑造研究

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依托语言的表达,而概念隐喻可以在形象建构中发挥特殊功效.作为思维构建的重要手段,概念隐喻在表达简洁、形象突显、认知创新、语言鲜活等四个方面对形象塑造发挥作用;国家形象具有民族性、稳定性、两面性、多维性和变化性等五个方面的主要特点.国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语言的表述和建构,概念隐喻也是其重要建构手段.通过整理和分析所收集的涉及指称国家名称的大量新闻报道的语料发现,当前在国家形象的新闻报道话语建构中,概念隐喻在认知层面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动物化和人格化、固化性和临时性、民族性以及意识形态性.     

论文学话语对当代中国对外国家形象的构建

政治话语与文学话语具有密切关系.文学话语在当前构建中国国家形象中具有独特优势:可以将国家理性形象转换为直观感性形象;整体形象转换为具体细节形象;将固定形象转换为想象延伸形象.为此,必须利用文学话语积极应对国外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必须复活中国历史上展示国家形象的文学资源;要将政府官方输出与民间文学渗透相融合.     

莫言《蛙》与国家形象构建问题

《蛙》以新中国的计划生育为创作题材,通过塑造乡村女医生形象,书写了中国农村60多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从国家形象的接受主体看,国家形象分为对内形象与对外形象,《蛙》从现实生存与人性伦理的角度,在时代与伦理这一矛盾张力中重新审视中华民族为了生存而做出的牺牲,启迪国民进行人性层面的思考,对生命的价值进行反思,实现了国家形象的对内功能.以作者的现代性思考与忏悔意识所体现的文学超越性为载体,为世界展示中国人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断奋争的民族形象,实现了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实现了国家形象的域外传播功能.因而可以说《蛙》是国家形象的对内功能与域外传播功能相统一的成功实践.     

国家形象视阈下的我国外宣翻译研究

外宣翻译是一国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窗口,对提升国家软实力意义重大。目前我国外宣翻译错误较多,影响了外国受众对我国国情的认知和理解,影响了对外交流和传播效果,还不同程度地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形象。坚持外宣翻译原则,重视国际话语权,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并大力培养外宣翻译人才,以及将系统的外宣翻译研究纳入国家语言发展战略是十分必要的。     

理论与实践:国家传播学发展的新气象——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针对国家传播的理论建构、全球化时代的“一带一路”发展以及国家传播研究等诸多议题,近百位专家学者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中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就国家政治传播与国家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建构与国家对外传播、网络媒体空间中的国家传播、“一带一路”建设视野中的国家传播研究、国家传播研究的话语学视角、国家传播研究的修辞学范式等6个维度进行了深入全面的交流和探讨;研讨认为,国家传播的伦理秩序、研究主体呈现多重新向度,应逐渐尝试去西方化,重视不同范式之间的更替和累积性的理论建构;尤其在全球治理框架下“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问题,需要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及媒介机构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跨区域问题解决方面进行深度沟通,还应利用“话语转向”的建构主义安全化理论来面对国家/国际安全的重大挑战,为中国叙事全球化架桥铺路。     

新媒体国家形象研究:和谐话语分析

国家形象短片是自塑本国国家意识形态，构建国家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相对于传统的传媒途径，新媒体国家形象片是以互联网、手机媒体等数字媒体为传播途径。近些年，新媒体国家形象片层出不穷，由解读中国工作室出版的《中国五年》自网络平台上推出，就引起海内外阅众巨大反响。文章拟在生态语言学视域下，以国家形象构建的自塑载体——《中国五年》为研究语料，进行和谐话语分析研究，以期通过实例分析，尝试构建一种可行的生态话语分析模式。研究发现:(一)《中国五年》植根于中国现实语境，为国际友人传递信息真实的中国故事，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和谐；同时予以本国国人希望，促进国内生活、政治生态和谐。语篇话语是生态有益性话语。(二)新媒体具有极强的现实渗透力，以新媒体传递国家形象机遇与挑战并存。新媒体阅众广泛，构建语篇话语应考量多元认知方式，提供可被接收的信息，如以“龙舟-帆船”双重隐喻选择表达“未来”的意义潜势等。以此望为新媒体途径国家形象自塑和国家“软实力”推介提供一种新的探索视角。      

全球中国形象研究的知识版图——基于SSCI期刊论文（1998-2015）的文本挖掘

国际国内对中国形象的研究逐年增多,特别在2008 年以后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 地区方面,来源于中国、美国、东南亚邻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中国形象研究相对较多. 学科方面,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相关研究较多,各学科研究侧重点不同,多学科交叉趋势日益显著. 主题方面,词频分析和文本挖掘表明,中国形象研究可归纳为五大研究主题,即形象传播、国家形象与公共外交、目的地形象与旅游管理、企业形象与国际化、城市形象与规划治理. 理论方面,主要包括刻板印象、框架理论、议程设置、他者理论、品牌理论、认知理论、危机管理理论等. 方法方面,国际中国形象研究以量化为主,调查和内容分析等方法较为盛行. 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研究过于微观与琐碎,理论化程度不足,学科之间的关联性亦有待加强.     

藏族宗教绘画艺术浅议

藏族宗教绘画是藏民族绘画艺术研究中重要的内容,研究所涉及范围很广。主要从藏族宗教绘画的创作模式和形象塑造的特征,来论述藏族宗教绘画艺术。试图从绘画艺术研究的基础领域来诠释藏族独特的民族宗教绘画的风采。     

国家形象外交初探——以2000-2008年美国国家形象外交为例分析

国家形象与外交具有相关性。国家形象外交的兴起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家形象作用的凸显。不同的外交主体和外交对象的组合可以产生三种不同的国家形象外交形式：官方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三者发挥不同作用,共同塑造着国家的形象。文章以2000—2008年美国的形象外交为例分析了这三种外交形式的作用机制。     

国家形象构成体系及其建模之研究

"国家形象类地球圈层结构生态体系模型"以地球圈层构造模型为类比,以"源像"和"化像"为次级形象体系,以"硬形象"和"软形象""我象"和"他象"为再次级形象体系,呈现了一个融整体观、动态平衡观、辩证观和建构观为一体的国家形象生态体系。基于国家形象研究的跨学科特性和碎片化不足,遵循自内到外、由主体到客体的基本建构逻辑,建构的是一个三级形象体系结构,以期形成更加系统辩证的国家形象观。     

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及其应对之策

国家形象其实是“自塑”与“他塑”相博弈的结果,取决于自塑力与他塑力各自作用的方向与力量的大小。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中国力图“自塑”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特点的“和平发展、充满活力、勇于担当”的国家形象。然而,由于西方国家掌握着全球话语霸权与媒介权力,并对中国进行不断抹黑,中国被西方媒体、政客、学者不断 “他塑”成一个“威胁、崩溃、邪恶” 的刻板印象。抹黑中国极大地损害和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使本真的中国遭遇遮蔽与扭曲,给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制造了重重阻力和障碍。要摆脱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就必须解构西方国家抹黑中国、“他塑”中国所形成的负面形象,积极、主动地构建抵御抹黑中国的“防火墙”,不断增强国家形象的“自塑”能力。     

新媒体语境下国家形象传播路径转变及成效

随着互联网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传媒产业和传受关系格局均已发生变化,如何调适和改进单调性路径的传播模式成为国家形象传播面临的问题。从传播主体结构框架的适应性转变、传播形态方式的针对性改进、传播中介桥梁的精准性借用等作为层面,对新媒体语境下的国家形象传播路径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作为国家传播主体的官方机构应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的超强联接能量,为国家形象传播提供平台,吸引非政府组织和广大民众参与,并承担正向的积极引导职责;国家形象传播方式应将精英文本与表述转化为大众文本与符号,利用易读有趣的绘画、影视等低语境符号传播,吸引不同国家、阶层、文化人群对国家整体形象产生认同,这是提高国家形象传播成效的优选策略;国家形象传播还需要依据不同社交网络的属性特征,有技巧地植入国内外的各种新媒体社群圈层,加大有质量的利我形象信息植入数量,并利用网络中介团体等的实地经历来让国外民众切身感悟中国风貌,鼓励支持民间组织或个人利用新媒体技术创造与国外民众共同生活的虚拟体验活动,增加相互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促进国家形象传播的认同成效和国家形象的良好塑造。     

海外华文传媒与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

从国际关系理论出发,分析了国家形象在国家利益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然而在西方媒体中,中国的国家形象多属负面,此一现实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指出,海外华文传媒能够发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积极作用,中国应继续重视海外华文传媒的运用,使之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