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融与“永明体”创立之关系

永明诗人的共同努力,造就了永明文学的辉煌。但是由于南齐史料的残缺以及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使得学者们在研究永明体的过程中,将焦点主要集中在沈约、周颙、谢朓等人,而对另外一些作家缺乏应有的关注,王融就是其中之一。根据《诗品序》和相关史书的文献记载,在分析王融诗作声韵规律的基础之上,结合王融本人的文学和声韵学修养及其生活环境,可以说明王融在永明体创立过程中所起到的首倡作用。     

论永明时期的赋学批评

永明时期，是赋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江淹复中有变的辞赋观与其拟古而不泥于古的创作倾向完全一致；谢月兆所谓的“欲申之赋颂，得尽体物之旨”，则体现了陆机“赋体物而浏亮”这一说法的深远影响；而沈约的声律说及其对“文体三变”的总结，则集中体现了永明时代的文学观念。     

齐梁宫体诗与《维摩诘经》

宫体诗产生于齐永明时期,永明体诗人更为讲究格律的艳诗就是宫体诗,以王融、谢朓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维摩诘经》是齐梁时期传布最为广泛的佛经之一,对齐梁宫体诗的发展繁荣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谢朓、沈约永明体山水诗的语言魅力

永明体作为齐代诗史重要阶段的突出标志,它平易自然的语言风格为诗歌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谢朓、沈约作为永明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学习南朝乐府,运用多种修辞手段并对语言进行构建,集中体现了永明山水诗的语言魅力。     

吴均在五言诗形式上的探索及其成就

本文通过对吴均、谢、王融、沈约、何逊等诗人的诗歌从声韵这一角度作定量分析和比较,认为吴均在古诗向律诗的过渡阶段中,起过不可忽略的积极推动作用,其贡献主要有两点：一、吴均主要创作五言八句、正言十句和五言四句,使新体诗从体式上趋于定型化;二、较永明诗人,吴均进一步加强了对偶意识,并初步探究出了对偶在诗中的最佳位置。     

永明体的产生与佛经转读关系新探

汉语“四声”中国本有,非自印度输入。在南朝沈约等人发现“四声”之前,汉语早已形成了自己成熟的语音系统。周颗、王融、沈约等人从这个语音系统中发现并总结出“四声”、“八病”,从而产生了永明体诗歌。魏晋南朝时期,佛经传入中土时梵音并没有随之大规模传入。即使有一部分传入,因为梵汉两种语言的语音适应对方极为困难,故只有极少部分人掌握;亦因为掌握的困难而难以产生重大影响,如导致汉语“四声”产生这样的重大事件。佛经转读与永明体的产生二者之间是平行关系,佛经转读对永明体的产生影响甚微。     

论南齐诗人王融骈文的撰作风貌

南齐武帝永明年间,王融等人提出声律论,此理论不仅对诗歌创作造成深刻的影响,而且还延续到骈赋、骈文的创作中,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骈文形式要素走向定型。从创作技巧上来看,永明以后的骈文对形式特征的讲究更加严格,对偶更工整精致,用典更繁密贴切,词藻更华美,声律更严密。骈文发展到王融时,已经初步体现出成熟期骈文的显著特征。     

论永明声律说的本质和起源

一南朝时代是我国古诗体裁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在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首先把诗歌声律问题提到了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并明确指出,诗人在创作中应注意利用汉语声韵调的合理搭配来构成诗歌的旋律美。这一主张在当时得到了一些文人的支持,于是,南朝文坛上就形成了一个以沈约为中心的新流派,世称“永明体”。这一派的创作理论和实践为唐代格律诗的繁荣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然而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众所周知的“四声八病”这一说法却不象是沈约本人提出来的,而很可能是唐代以后的人们对永明体所做的主观解释。我们如果用“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之类的标准去衡量沈约本人的作品,也不难发现其中有大量自违其例的     

论永明体的格律诗地位

诗,永明体可简称永体,诞于南朝齐齐武帝永明年 间(483～494)。是时,汉字四声平、上、去、入首创,随后以沈约、谢月兆、王融为代表的诗人群,将平声作格律平(—),上、去、入三声作格律仄(｜),平仄声节(单声或双声的)交错便构成平仄声律句,而率先用于五言诗的创作,那时 世呼“永明体”。逮至初唐高宗朝(650～684)作为科举考试试题的近体诗兴起,便称永体为 古体,近体为“律诗”,至今1300余年矣!后人皆信不疑。然而这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本文 从永体与近体的详细比较中得出,近体实际上是永体分类中的一类,是经初唐严格化了的“ 粘式”永体诗。结论：永体是近体的母体,永体与近体、词体、曲体应同属格律诗,约1300 年的诗体结论当予以反转。     

“一代辞宗”沈约与南朝诗歌的声律追求

今人论及中国诗歌史上的南朝"永明体"以及此后的近体诗,无不提及沈约和"四声八病"说。其实,四声是汉语发音时本身就存在的,在沈约之前已经被发现,沈约的贡献是将其运用于诗歌创作;而"八病"并非沈约所提,它与永明体也没有关系,后人将"八病"的创始归于沈约,是基于他是诗歌声律论奠基者的一种附会。沈约作为齐、梁文坛的领袖人物之一,勤于著述,长于理论,被誉为"一代辞宗",极大地影响了南朝诗风,这是他被公认为"四声八病"说首倡者的重要原因。从南朝起,讲求声律逐渐成为诗人的自觉追求,这也是音韵研究和乐律演变对古典诗歌发展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     

论唐近体律诗对永明体的改进

相比而言,齐梁永明之前,诗歌的创作主要是“外部研究”,注重诗歌内容,强调诗、乐、舞的二维或三维的统一;自永明后转向“内部研究”,注重诗歌形式,诗歌回归自我,关注文本、语言形式本身。唐近体格律诗对永明体的改进主要表现在对偶和声律上:1、声律规则的二元化;2、联与联之间的“黏”;3、不拘泥于大小韵;4、取消傍纽、正纽之界限。     

南齐文运转关与谢朓诗风新变 --兼论大小谢诗风的因革嬗变

南齐永明体新诗，对刘宋元嘉体的革故鼎新，体现了诗歌内部特征的发展和 变化。其理论倡导者沈约的“三易”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代表诗人谢朓清丽高华的 诗风，则标志着当时最典范的创作实绩，他平易浅近的语言风格，昭示了一代“杰才”的显 明个性。察析其具体而微的努力以求的个性特征，辨析其与大谢富丽精工、滞重生涩的狠 重强悍的风格之区别，则具有迥然不同的风貌，从而发现由古体诗到新体诗，逐渐演 进的清晰轨迹，同时更显示出永明诗风的“新变”特性。     

刘孝绰与永明文学研究

刘孝绰的成长过程中 ,深受永明文学濡染 ,其诗歌创作以五言诗为主 ,并且讲求声律和谐 ,在风格上积极追摹谢月兆。他的永明文学素养集中体现于咏物诗 ,并成为贯穿他一生创作的影响因素。     

永明体

永明体是流行于南朝时期的一种新的诗体，因其最早形成于齐永明（齐武帝萧赜年号，483-493）年间，故名。关于永明体的产生，萧子显《南齐书·陆厥传》有较明确的记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跳、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颥，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人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因王士禛语试论任昉诗歌

南朝人有言"沈诗任笔",则知诗歌创作并非任防所长.然而在<分甘余话>中,王士稹却给予任防诗歌高度的评价,以为优于沈约,抵牾显生.任防博物广知,作诗动辄用典,他的诗歌呈现出渊雅的风格特征,与以沈约为代表标榜"三易"说的永明新体诗人大相径庭,而这显然也正是作诗重材力的王士稹激赏任昉的主要原因.尽管钟嵘等批评家指责任防诗格不高,但他与王融等作诗以事义表学问的方法,却得到相当一部分士人的认同及效仿,在当时文坛形成了以学问为诗的一派.任防诗歌今存虽少,然而以学问为诗的倾向迹状显在,仍可借以察知当时这一派诗人创作的大致情况.     

论沈约陆厥的声律之争与沈氏家族文化的关系

南齐永明末年 ,吴郡陆厥与吴兴沈约对昔人有无宫商声律之用的论争 ,反映了双方对儒家传统五声与永明四声体系的不同看法。沈约四声论的产生 ,与对民间通俗文化的吸收密不可分。沈约对于俗文化的喜好 ,显露出他的文化观念中所带有的吴姓新贵的烙印。一般认为 ,吴兴沈氏家学以儒家为主 ,事实上 ,六朝沈氏家学始于老庄玄学 ,终于以玄兼儒。由军功起家的吴姓新贵沈氏文化的尚俗 ,有别于陆氏等吴姓旧族文化的崇雅。通过分析沈约对吴歌西曲等俗文化的复杂心态 ,可以揭示出四声理论的产生与沈氏家族文化背景的关系     

忧生之嗟与惧死之叹——析沈约的伤友诗九首

在六朝作家当中，沈约是难得的终老于官的一个，但他的一生始终处于死亡的忧惧和包围之中。其《伤王融》等九首颇得“清怨”之长，既是沈约为僚友之死而唱，也是为自己即将踏上那条漫漫而又寂寂的黄泉之路而提前唱响的一曲曲哀伤的挽歌。     

南齐帝王与永明文学

南朝文学从元嘉到永明,是一个大的转关,其间南齐帝王的文化政策及个人的文学习尚,都对永明文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南齐除竟陵王萧子良之外的高帝、武帝、萧嶷和萧长懋对永明文学发展有颇重要的贡献,由高帝的崇尚雅正、武帝对《西曲歌》在南朝影响的扩大、萧嶷的处世风范以及萧长懋对前代文人文集的组织编定,他们各自在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共同促成了永明文学的繁荣,使永明文人能够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从事文学活动,“永明体”也因之而产生。     

论模拟与永明文学新变

永明时期，拟旧题乐府、拟古诗因创作程式化、游戏化以及古乐系统的坠失而陷入了困境，而拟赋古题之作和拟制新题乐府通过因题赋义和模拟民歌找到了新变路径，并形成了新的审美理想。以江淹和沈约为代表两派文人，因模拟对象和方法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体选择和理论路线之争，从而导致了他们文学史地位的戏剧性变化，这也折射了齐代文学在模拟中蜕变的新变趋势。     

应制诗对五言诗律化的影响——以平仄和句数为观照中心

"永明体"诗人沈约、谢和王融五言应制诗中,有合律联的诗歌总数占其五言诗总数的半数以上,尽管其合律联数与总联数相较比例较小,但他们为五言诗的律化开了一个好头.梁时庾肩吾合律联诗歌数量及合律联总数两项都大大超过"永明体"诗人.初唐从上官仪、杜审言到"沈宋",所有的五言应制诗都有合平仄律的联,合律联的比例也在逐渐递升,而有"失粘""失对"现象的不合律诗数在不断下降,这表明诗歌律化程度的加强.从"永明体"诗人到"沈宋",五言四韵诗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其中应制诗中四韵诗的比例要高于普通五言诗中四韵句式的比例,这表明应制诗在四韵句式凝定为五律正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