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岷州后氏家族与大崇教寺

岷州后氏家族为唐代吐蕃军将裔脉,元代即为当地政教望族.明代,后氏为岷州卫世袭土官,位居上层.出身于后氏的班丹札释则因其在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教关系方面的重要贡献而得到明朝廷的礼重,最终获封"法王"尊号,并长期驻锡于京师大隆善寺,荣受朝廷奉养.班丹札释所创大崇教寺,是属于后氏家族的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基于后氏的政教地位,再加上明王朝的扶持,该寺成为明代岷州地区的中心大寺.由于班丹札释的关系,大崇教寺与京师大隆善寺关系密切,大隆善寺实为大崇教寺僧人在京师活动的主要据点,大崇教寺僧人也因此与明朝宫廷之间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关系.但至明末清初,大崇教寺在岷州地区中心大寺的地位逐渐由同为后氏所控制的"下院"即属寺圆觉寺所取代.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部落包家族考述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中有一支著名的吐蕃汉姓部落“包家族”,其来源是吐蕃化的汉姓丁家,最初居地在秦州宁远砦北,后迁徙于熙、河、洮、岷等地,并从此世居此地,其家族成员有宋代的包约、包顺、包诚及金朝的包长寿、包世显等。包家族归附宋、金王朝后,始终效力于宋、金王朝,与宋、金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五代宋金时期甘青藏族部落的分布

吐蕃部落自唐末以来遍布河陇之地,东起陇山之首,西至阳关之西,均有其部落族帐居住。《宋史·吐蕃传》称:“自仪、谓、原、环、庆、镇戎暨于灵、夏皆有之。”这一段话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上述几州军并非吐蕃主要住地,而环、庆、灵、夏、镇戎等地都是吐蕃、党项的杂居之地,吐蕃的主要居地均在上述州军的西面或西南面。《邵氏闻见前录》卷十三载:“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秦、邈川、青唐、洮、岷     

金朝对陇南吐蕃的招抚

金朝时期,在甘肃的河、洮、岷、叠、宕、阶及积石军等地,散布有众多吐蕃部族。金朝对这一地区的吐蕃部族实行招抚政策,鲁黎、葩俄、黎、突门等族首领纷纷率族归附,并对反叛的吐蕃木波部也行招抚予以平息,结什角与庄浪四族的归附,更是金朝招抚政策的体现。陇南吐蕃的归附,有利于这一地区社会的安定与生产的发展。     

明中后期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改道原因探析

明中后期,明王朝限制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过"洮岷道",改"由四川路入".对于此事件,传统史学观点认为多为财政负担过重所致.实际上,朝贡赏赐作为治理藏区成功的一种措施,贡使朝贡的线路由"洮岷道"改为川道,经济因素仅是其中之一,而"洮岷道"安全形势的恶化、茶马制度的危机以及防止蒙藏之间的联合等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村落:民间社会的文化等级——以甘肃洮岷地区青苗会权利类型为例

甘肃洮岷地区青苗会产生于清代初期,是负责洮岷地区湫神①祭祀活动的民间组织.根据会首参选条件的不同,洮岷地区青苗会内部的权利类型可以分为家族共治型、老人治理型、个人能力与经济主导型三种.在洮岷地区的青苗会组织中,神圣与世俗、精英与民间权力并存,权力类型较为多元,民间社会的文化等级性鲜明.     

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

茶马贸易肇于唐,始于宋,盛于明,衰于清.有明一代,茶马贸易贯穿始终.明代茶马贸易主要有西北、西南两路,而河、岷、洮三州则是明西北茶马贸易的行政中心及主要交易中心.明朝的茶马贸易,不仅仅是一项国防政策,同时也是一项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它的顺利进行,不仅保证了明王朝西北边防的安全,同时还极大的促进了内地及河、岷、洮等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及各民族融合的实现     

宋代吐蕃风俗述略

史称为吐蕃的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自称为“博”,“藏族”乃是这个民族的汉语称谓.公元6世纪80年代,崛起西于藏高原,公元7世纪时统一了西藏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帝国,并不断向东扩张发展.吐蕃在唐朝时最为强盛,自9世纪中叶以来,渐趋衰弱,政权土崩瓦解.居住在西藏本土的吐蕃各部分裂成为数众多的割据小国,彼此间干戈不已,内战不休,他们同中原王朝完全处于隔绝状态.而位于西藏本土以东的吐蕃部落,则脱离了吐蕃政权的羁绊,更是“族种分散,不相统一”,“大者数千家,小者数百家”,散处于河、湟、江、岷间.“吐蕃本西羌属”,其族种“百有五十种”,因此居住在“河、秦、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遗种”.而居住在河西“西凉蕃部多是华人子孙”,且早已吐蕃化.宋代吐蕃就是指这一广大地域的吐蕃部族,即今藏语所说的“安多”(今青海和甘南地区)和“康巴”(今四川甘孜及西藏昌都等地区)藏族.     

试论明代广西土司的置、废、改流及其历史特色

有明一代,中央王朝为了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加强直接统治,使各地土官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他们在承袭元代土司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土司制度。为了钳制广西的少数民族,明王朝运用“抚”、“剿”两手,采取以流官辅佐土官,并废一些土府、州、县,在一些土府、州、县改土归流,甚至增设或复设一些土州、县、长官司、巡检司等多种手段,“相机而行,随宜而处”(于谦《议相机抚捕蛮夷疏》,见《粤西文载》卷.5),千方百计不失时机地进行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的各种尝试,以实现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的“宏图”。虽然元、明、清、民国时期,土司制度在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均有实施,但由于时间上,地域上的差别,政治、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各地在具体实施、产生的影响与作     

关于明朝成化年间“洮岷寺僧诡名冒贡”问题探讨

贡赐制度是明王朝统治河洮岷和西北藏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在明前期为加快藏区归附中央王朝、尽快统一全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到成化年间,“寺僧诡名冒贡”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在当时已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其根源是明王朝历经百年治理河洮岷及西北藏区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     

金代女真教育制度

金代女真教育在汉化与加强民族自立意识思想指导下,在远承唐,近袭辽、宋的发展中,形成与汉族教育制度并行的女真教育制度。该制度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制度、私学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内容。女真教育制度的建立,起到开创民族教育之先河的作用。对元、清等朝民族教育制度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宋辽西夏金民族互动过程述论

中国民族团结的发展在经历了隋唐的第二次大整合之后,在宋辽西夏金元时又进入第二次大冲突时期。     

麻黄综合研究 Ⅰ麻黄史料考证

本文对我国麻黄的名称、植物及其医药研究史料进行考证。同时，把麻黄研究历史分为前后汉时期、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元金时期、明清时期、旧中国时期和新中国时期。     

新疆民俗文化的发展、演变及其性别意识符号的表达

如同历史一样,新疆各民族的民俗文化也经历着时间的洗礼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变化、发展着,秦汉,魏晋隋唐,元明清时期的新疆民俗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和特点,在这些变化中,民俗事项本身体现出了鲜明的性别意识,在物质民俗与精神民俗中,男性与女性的表现是不同的。     

华北地区龙王庙配祀神祇考略

华北地区龙王庙中的配祀神大体可分为两部分 ,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民间信仰中最为庞大的布雨集团。在中国 ,雨神信仰十分悠久 ,但现存于龙王庙中的神灵偶像多取法于宋、明 ,则与宋、明以来华北地区旱情加剧的现实有关。     

宋元时期泉州的阿拉伯人

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非常繁荣,吸引来众多的外国商人,其中阿拉伯人占了大多数,从而形成了阿拉伯人的聚居区——蕃坊。阿拉伯商人在海外贸易中举足轻重,曾控制泉州的对外贸易。宋朝政府为了管理外商,设置了蕃长。元时蕃长又称＂亦思巴奚＂。蕃长和亦思巴奚,波斯语称为沙班达尔,其渊源可追溯到古代波斯人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元末,泉州的...     

炳灵寺石窟四臂观音造像试探

元明时期藏传佛教传入炳灵寺后,大部分窟龛壁画被重绘成藏传佛教内容。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四臂观音像出现的频率很高。四臂观音是观音化现的以代表六字真言的密宗观音之一,在藏传佛教中地位极高,这种最常见的密宗造像对我国观音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明时期会同馆差异初论

会同馆始设于辽、金时期,是为了适应中央政权与周边民族及四邻邦国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而设立的中央客馆。此后,元明两朝均设有会同馆。本文在吸收学界同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从隶属关系、政治规格及职能权限等方面对元明会同馆作一些比较性研究,以冀从另一个侧面剖析元明时期的民族政策和对外经济文化政策。     

元明两朝治藏政策及其特点

元朝和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元明两代中央政府的治理下,当时的西藏社会取得了重大发展,可以说两朝对西藏都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元朝和明朝的治藏政策既有共同的一面又各具特色,文章仅从"独尊一派"和"多封众建"来分析元明两朝治藏政策的特点.     

论契丹人在蒙元时代的影响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数百年的封建割据。在蒙古攻金、西征、灭宋的战争中,契丹人军队成为一支精锐劲旅。许多杰出的契丹将领,或则“参预机谋,出入战阵;”为蒙古统一全国做出了贡献。“以儒冶国”他们“勤劳于国,诚节如一,”对元朝的文治也发挥了深远影响。契丹虽然已经消亡,早已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但研究其发展历史,还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