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以京兆韦氏为中心的考察

关于中古士族的演变轨迹,毛汉光先生通过对地望不在两京一带的十姓十三家士族的著房著支籍贯变迁的统计提出了"士族的中央化",但对于地望在两京一带的士族来讲,因为向两京的迁徙并不能完全通过籍贯的变迁体现出来,也就不能用"中央化"这一说法笼统地加以概括。通过以京兆韦氏为中心的考察,可以发现,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尽管不能在籍贯上体现出来,但部分成员的家族重心已经逐渐转移至洛阳,而家族重心依旧在关中的入京成员的生活重心也逐渐转移至京城。关中士族在向两京迁徙的过程中,与地望不在两京一带的士族一样最终都逐渐脱离乡里,成为以京城为主要生活空间的纯粹官僚,所不同的是进程的快慢和时间的早晚。所以,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尽管没有以"中央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最终也没有避免随着唐王朝的灭亡而一蹶不振的命运。     

兰陵萧氏早期之世系及其门第之兴起考论

《南齐书》、《梁书》所载兰陵萧氏早期谱系不尽可信,主要是齐、梁间为提升其家族门第而伪造。兰陵萧氏在东晋南迁后,属于“北人次等士族”,表现出尚武的特征,被高门士族鄙视为寒门。刘宋兴起,由于其家族与刘氏皇族联姻,地位不断上升,齐、梁建国,其家族精英迅速士大夫化,其门第有所改变,隋唐时期,萧氏成为江左侨姓士族的代表。     

中古郡望的成立与崩溃——以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为中心

郡望建构和谱系塑造是中古士族门第成立的重要条件.郡望和士族互为唇齿,相辅相成.中古太原王氏的郡望和谱系的构成具有典型性特征.六朝时期士族郡望和谱系的边界极为森严,隋唐帝国统一,在国家主义复苏和政府权威重建的历史背景下,太原王氏的郡望呈现从高贵化走向世俗化的趋势:诸色人等均可将先世攀附至毫无血统关系的同姓名流,也可随意伪冒著名郡望.中古时期真伪相参的谱系塑造,见证中古门第郡望从界限森严到普遍滥用的演变过程,也是国家与社会力量角逐消长的鲜活反映.     

魏晋南北朝法政体制述论

中国封建法政体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重大发展。中央审判机关廷尉扩大为大理寺,尚书官逐渐向隋唐时期的刑部演变,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机关,其司法监督功用不断强化,审判职能亦明显加强。皇帝掌握着最高的司法审判权,对司法审判活动的干涉和控制较前更加频繁和强化。中央机关基本上各有专司,但又都参与司法实践,这标志着法政体制逐渐走上司法行政与审判分离而又彼此牵制的道路,为隋唐法政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隋唐的门阀之争与关陇集团

隋唐时期的门阀之争,主要是关陇集团与山东土族的政治斗争。这个斗争,从北周末年尉尺迥起兵反对杨坚代周开始,直到唐初武则天的改周称制时为止,前后经过一个多世纪。在这长期复杂的门阀斗争的过程中,是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江南、代北士族势力的进一步衰落与瓦解,也是关陇集团为代表的隋唐王朝相继建立和发展。隋唐的门阀斗争,从其社会、经     

汉魏六朝时期人物别传综论

别传是汉魏六朝时期流行的一种人物传记，以显明的特．或区别于当时的纪传体史著中的人物传记。别传以汉魏六朝时期的名士为主要摸过对象，并随着名士之风的流行逐渐发展起来，汉末两晋时达到了高潮。两晋时期，随着名士与高门士族的结合，别传成为专门授述士族人物的人物传记c南北朝时期，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刘传也很快衰落了。     

中古河东薛氏与文学概述

河东薛氏是中古时期重要的世家大族,随着家族性质由武力强宗向士族的转变,其家族成员大都具备了较深的文化修养,显现出鲜明的士族特征.特别是隋唐时期,河东薛氏还涌现出不少重要的文学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其中某些成员对于仕途偃蹇的咏叹带有鲜明的"家族烙印".     

北齐政权选官制度辨析

九品中正制为曹魏政权的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进入两晋南北朝时期已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北齐政权对原有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进行了调整改革,采取举荐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这种改革是因为东魏北齐统治区域由于文化发达,士族阶层以外的人们也以习读儒家经典为荣,进而要求仕进,并且一部分人已进入统治核心;同时,士族在北齐政权统治核心中的势力逐渐削弱。北齐选官制度的变革,不仅为废除九品中正制奠定了基础,也开了隋唐科举制度之先河。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婚姻观及其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士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特殊的地位，为了维护门第的庄严性和血统的纯洁性，这一时期的士族婚姻板重门第。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合理性的婚姻观念和准则，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病，危害到门阀士族自身的发展，并加速其衰落。     

《颜氏家训》中南北朝士族风俗文化现象探析

《颜氏家训》一书记载了大量萧梁、北齐时期士族阶层的风俗事象,其风俗演变的特征有着显著的南北差异:南方士风呈现女性化、病态化,弥漫着阴柔、迂诞浮华之风;北方则尚武之风盛行,士风雄健豪放。中原士族部分地接受了鲜卑族的文化及习俗,鲜卑化倾向已成为中原风俗演变的主流。此外,南北士族在语言、称谓、婚姻、嫡庶、游艺等方面的习俗也有诸多差异。南北朝时期,尤其在江南,玄学、佛教、道教兴盛,儒学地位日益削弱,引起士族阶层在宗教、信仰、祭祀等方面的习俗发生了巨大变化。南北士族的生活特征和精神面貌不同,反映了南北士族的发展不同步,当南朝士族走向衰亡之际,北朝士族却显示出了较强的生命力。     

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和士族升降——以淮南三叛中的太原士族群为中心

中古各阶段的士族并非全然相同,既有世代传承,也有升降浮沉.阶层流动的趋势随着政局的急剧变化而日益加剧,士族内部的升降途径呈现戏剧性.社会动荡、权力争衡乃至集团斗争中士族的政治动向,决定该家族在新建王朝中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亡魏成晋过程中曹马集团的对抗,士族群体出现三种政治分野:叛曹亲马的家族如太原孙氏、晋阳王氏;亲曹反马的家族如祁县王氏、太原令狐氏;在曹马之间徘徊观望的如太原郭氏.太原郭氏的政治态度由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再到叛曹亲马,具有典型性.魏晋时期太原士族的变迁实态,代表朝代更替之际阶层流动的普遍特征.     

西晋士族的婚姻网络与交游活动——以太原士族为中心的考察

汉魏时期就为士族大姓的太原王氏宗族在西晋时期达到巅峰,由地方大姓上升为全国性的巨姓强宗,其中婚姻交结和士族间交游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形成了典型的交游网络。从太原士族这个缩影也可以洞察西晋时期整个士族阶层的发展动向:婚姻是士族交往的主要方式,士族的通婚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产生微妙而深远的变化,婚姻选择层面突破了同郡同州的地域限制,甚至扩展到皇族,显示出士族通过通婚实现权力伸张的政治诉求和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利益追求。西晋时期士族的交游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网络化趋势;同郡士人点题扶持、评论之风不减汉末清议;同郡甚至同宗士族之间不只相互合作,同时相互斗争;士人交游活动的范围扩大,甚至打破了民族限制,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     

论唐宋时期的乡贡取士

乡贡取士是科举取士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一种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才的制度,它与西周时的乡举里选、汉代的察举制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宋代的乡贡取士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由一种类型逐渐演变为一种层次;这种发展不仅改变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结构构成,使其出现平民化特征,而且直接影响了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素质。     

唐代渤海国高氏与中原望族的关系新证

唐代的渤海国 ,是唐代羁縻州中的一员。该国中的高氏是继王室之后的第一大姓 ,其族人有不少在唐朝政府做官。为了维持自身的利益和发展 ,高氏族人采取了与中原望族联姻的做法 ,以寻求发展。其结果是加强了民族间的团结和了解 ,促进了大唐帝国的繁荣与昌盛     

一篇有价值的合肥地方史文献——唐代陈鸿《庐州同食馆记》笺说

陈鸿是中唐时期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士大夫和作家。其《庐州同食馆记》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合肥地方史文献。首先,它提供了一组合肥的地方史知识,如唐朝时合肥的城池、庐州的“郡道”以及“郡米”的漕运情况,尤其是关于“同食馆”的记载非常珍贵;其次,它反映了中唐社会藩镇跋扈、作乱及其对合肥的重大影响。     

唐宋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的演变

唐宋两代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有两方面主要差别 :一是唐代州县拥有更大权力 ,二是宋代在中央与州县之间设有路级政府机构 ,它曾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铸钱管理。这些机构虽历经变化与反复 ,但在大部分时间里 ,宋代兼管铸钱的路级机构不只一个 ,甚至在某些具体环节上 ,也有一个以上的路级机构兼管。这种变化与宋代钱监生产规模扩大 ,以及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是分不开的。     

唐政府贬降官员的几个原则

唐代有很多官员受到贬谪处罚，但官员受贬过程纷繁复杂。文章通过对官员受贬依据、受贬地点及官品下降幅度等方面的考察，认为唐政府依照一定的惯例，即依法贬官、补阙外任、品阶相近、重罪重贬等原则来贬谪官员。这些原则也是理解唐代官制的重要环节。     

敦煌张氏归义军及西汉金山国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探究

收复瓜沙后建立的张氏归义军地方政权奉唐为正朔,不断与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相抗衡。第二代实际统治者张淮深为巩固权力,曾对唐朝廷的封赏充满期待。至第三代张承奉时,于唐朝灭亡的特殊情势下,建立了西汉金山国政权。该政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僭越性,但一定意义上又与中原王朝根脉相连,是中原王朝在河西地区力量的延续和汉族文化传统的传承载体。     

唐代对外交往中的译官

译官是唐王朝对外交往中设置的通晓“蕃语”的翻译人员。在中央,参与涉外事务的中书省和鸿胪寺设有译语人员;在地方,缘边州府由于执行对外交涉,行使对外权利,因而也有专门的翻译人员。在楚州地区,中央王朝还设有新罗译语,为入唐的新罗人和日本人提供翻译和接待等事宜;除了语言翻译以外,译官也参与导引宾客和接待使节的礼仪事务;有时还衔纳王命,出使外国,了解蕃情,并招引周边四夷入唐通好,在唐代的对外交往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州邸到进奏院:唐代长安城政治格局的变化

唐代长安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是唐朝政治信息的发源地和集散地。所有来京的地方官员都想获取带有保密性的政令信息,而中央朝廷却要确保政令信息不外泄,从而构成了地方势力和中央权威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对于长安城的政治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安史之乱将唐代社会分割成了两个不同阶段,唐前期中央保持着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唐后期中央式微,中央对地方控制效力大大减弱。这种中央和地方力量的互为消长情况,从长安城政治机构布局和官员活动空间的变化中得以体现,带有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性质的州邸和进奏院就是反映这一矛盾变化的一个绝好代表。两者在长安城中地理位置的不同以及它们在所有权、使用情况等方面的差异,不仅能够反映出长安城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是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