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考释——兼论唐朝胡人汉化的问题

文章在考释近年出土的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铭文的基础上,分析穆泰本人及其先人籍贯、家居、任职等情况,推测穆泰家族源自鲜卑,系北魏孝文帝改鲜卑(贵族)姓为汉姓辗转而来。文中对穆泰等人所任职务、任职地点等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多有订正和补充,澄清了若干唐史和民族史学界长期存而不明的问题,并以此揭示鲜卑人汉化的具体过程。就穆泰家族而论,因其多在都城西北诸民族势力活动之地,又以武职为显,其家族汉化较之进入内地核心区之鲜卑人汉化之例显有差别,其特征表现在:在融入儒家文化圈的过程中还保留着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若干因子,在物质层面背后还寄托着本民族的某种精神情怀。     

鲜卑迁徙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时期,其中鲜卑族迁徙的规模之大,路途之遥,影响之巨,是很引人注目的。鲜卑人居住于蒙古草原东北部,他们一批批地向南、向西南迁到黄河流域上下。在东起山东、西至新疆、南到江淮的大片土地上,到处都留下他们的足迹。“五胡”之中,鲜卑族是建立政权最多的一个民族。十六国时期,他们先后建立了代、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和吐谷浑八个政权。正是由于鲜卑族大量内迁和建立政权,他们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也就最为迅速和彻底。到隋唐之后,鲜卑族已经基本     

再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兼谈改革对民族融合规律的启示

北魏孝文帝改革涉及鲜卑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尤其是对鲜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孝文帝欲以“全盘汉化”的措施促使鲜、汉民族早日融为一体。客观地讲,孝文帝改革对北魏历史、对鲜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将北魏的民族融合进程推向了历史的新高潮。但改革措施具有明显的“强制汉化”的特点,鲜、汉民族融合进程中呈现出“捏合”的特征,这不仅不符合民族融合的规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魏的灭亡。     

民族融合的良性发展模式──论南迁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

民族融合是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中的普遍现象,是民族共同体流动、发展、变化的典型特征和客观必然。本文就魏晋南北朝时期南迁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问题展开了系统的探讨,认为民族迁徙、经济转型、语言转换、意识形态的趋同、统治集团内部的民族合流等一系列相关要素,为鲜汉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建立了一个有机的结构体系。南迁拓跋鲜卑与汉族以汉化为基本特征的融合模式代表了民族融合的一种良性发展方向,体现了历史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汉族相互关系中的主导倾向,符合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因而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从酉水流域考古发掘看楚文化与诸民族的关系

本文依据近几年来的考古发掘和文献史料，论述了湘西酉水流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内涵及其诸多民族之关系。在商、周和春秋战国早期的遗址中，它集中反映了当时土著民族“濮”的风俗习惯和独特的文化特点；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它集中反映了既有楚、巴文化遗存，也有土著民族文化遗存。由此，说明在战国以前，酉水流域确实有一支古老的土著民族在那里繁衍生息，并形成了自己民族的“濮”文化。楚国开始经营西南后，使大量巴人进入湘西；形成“濮”与“巴”人杂居的局面，也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巴人的习俗和文化特点。到了战国早期，楚人进入湘西，楚、巴、濮互相不同程度地产生影响，加速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融合。本文对这一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濮”是这地区的土著民族和楚、巴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及楚、巴、濮民族文化融合的新观点。     

从北朝法制建设看中国古代民族间法文化的交流

北朝是以鲜卑民族为主的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其法制建设在中国法制史上承前启后,尤其对封建法制之经典——《唐律》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民族的儒家文明被鲜卑族吸收后成为北朝立法的指导思想,少数民族务实求变的风格又赋予汉民族法制建设积极拓展的动力。从北朝到唐朝的历史经验证明,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各民族法文化的交流融汇共同造就了中华法系文明。     

锡伯族萨满教哲学思想探微

萨满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曾是一种最早形成的广泛的宗教现象，在亚洲、美洲、大洋洲均有分布，尤其是在东北亚地区成为土著民族的普遍信仰，特别是在鲜卑后裔锡伯族中更是将萨满教内容不断地丰富和拓展。其长期沿袭于民间的萨满教活动，蕴涵着许多古朴的哲学思想。本文试图透过锡伯族的萨满教来浅析萨满教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性与相容性。一、萨满教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哲学思想锡伯族是东北亚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土著民族，是古代鲜卑人的后裔。“鲜卑音转为锡伯”，①学术研究中现已形成了“鲜卑学”，o锡伯族的祖居地在嫩江上游的大…     

蒙古、满（女真）及突厥人的围猎术语

蒙古、满（女真）及突厥人的围猎术语●张长利史书载：匈奴“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①；乌桓、鲜卑“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②；突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③；契丹“随水草就畋渔”④；蒙古“自春徂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⑤、“四五岁挟小弓...     

论壮族“汉化”与汉族“壮化”过程中的人地关系因素

“汉化”与“壮化”是壮族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深刻影响到这一现象的,除了文化因素外,亦有明显的地理因素.自宋以来,广西壮族地区所发生的“汉化”与“壮化”现象,背后都有人地关系因素在起作用.     

西北穆斯林民族的伦理文化

西北穆斯林民族的伦理文化马明良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伦理文化。各民族的伦理观念既有共性，如都以其善为善，都以其恶为恶；也有个性，如在这个民族中被认为是善的行为，在那个民族中或许被认为是恶的。西北穆斯林的伦理文化更是独具特色，自成一体，在其整个文化中占有...     

我的祖先 我的盘锦

鲜卑族是继匈奴后在内蒙古高原上崛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早在西周以后，鲜卑一词就在《史记》、《汉书》、《战国策》、《楚词》、《国语》等古籍中有所记载，并频频入史。在两晋南北朝时，鲜卑开始建立国家政权，其中有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后燕、南燕、西燕，秃发氏建立了南凉，拓跋氏建立了北魏。入主中原的鲜卑人采取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的政策，不但使鲜卑特色文化得到传承，也使中华民族文化得到大发展。     

东汉末年至曹魏初年鲜卑兴起的原因分析

东汉末年,由于政治越来越黑暗、国力不断衰弱,当时处于漠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迁离蒙古高原,还有部分迁入到汉族人居住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鲜卑民族占据了匈奴故地,为鲜卑部落联盟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加之当时鲜卑人民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交往,将中原文化和手工业制作工艺带入到鲜卑居住地,有效地推动了鲜卑社会的快速发展.鲜卑民族长期以来的军事掠夺也使其获取了一定的财力和人力,这些都为鲜卑成为蒙古草原上的新霸主提供了先决的条件.     

《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多重视角看室韦起源问题》读文札记

在《隋书·室韦传》中记载有五部室韦,这是室韦人的主体。在五部室韦中,南室韦就是北朝时期的乌洛侯—室韦。而在呼伦贝尔草原的早期鲜卑文化与外贝加尔东部的布尔霍图伊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发展了室韦文化。室韦文化之间存在的共性说明不同部的室韦人群有一定的种族和文化联系。对北方通古斯人的民族特征进行研究,认为室韦人群有共同的族称,即"室韦",并且各部有独属于自己的团体名称。到唐代时期,突厥、回鹘的衰亡,导致室韦主体人群朝呼伦贝尔草原的西部以及嫩江流域的下游地区进行扩散,这一时期也是室韦人群的鼎盛发展时期。从历史学、考古学以及民族学的角度对室韦起源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推进对室韦族群的深入研究。     

元代“撒尔特兀勒”与“回回”关系考

元代是西北各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形成时期。从不同民族语言可以窥知“撒尔特兀勒”一词与“回回”民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     

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

青海近年来出土了若干例吐蕃时期墓葬的木棺板画,已有学者对此作过初步研究,但观点颇存歧义。文章联系汉藏文献以及中原和北方民族的相关考古材料再作探讨,提出这批木棺板画所反映的不是一般所谓“社会生活场景”,而是流行于吐蕃本土的苯教丧葬仪轨影响到吐蕃所征服和占领地区的直观反映;墓葬主人的族源应为北方鲜卑系统的吐谷浑人,但其在受到吐蕃文化影响的同时,还受到来自中原与西域文化的影响,反映了青海吐蕃文化的多元因素。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

南朝史书提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字”时,或称“佛狸”,或称“狸伐”,或称“佛狸伐”,隋代魏澹《魏史》,也说他“字佛釐”。其实这正是拓跋焘的鲜卑本名,这一本名的全称是“佛狸伐”,对应的鲜卑语词应当是bribag,这个结构与魏晋时期鲜卑诸部的称号传统完全一致。bri是古代北族(既有显然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鲜卑、突厥,也有可能不属于阿尔泰语系的乌孙,还有语言属性尚不明朗的匈奴)常用的称号,如乌孙之拊离,突厥之附离,匈奴之符离,鲜卑之附力。在充分华夏化了的拓跋鲜卑的历史记录上,已经找不到其民族起源传说中狼的因素。凭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鲜卑“本名”佛狸伐,我们可以了解,拓跋集团的核心部族也曾经以狼为官号。由此可知,和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一样,狼在拓跋鲜卑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曾经也是相当重要的。     

试论鲜卑族的迁徒及其社会进步

试论鲜卑族的迁徒及其社会进步何天明在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的历史中，鲜卑族的地位不容忽视。按照最早驻牧的地区，史学界基本趋向于鲜卑族有两大分支：一是驻牧于大兴安岭南段“鲜卑山”以山名族者；一是源于大兴安岭北段“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其后出现的各支鲜卑势力多...     

关于室韦的来源

室韦的来源目前仍是北方民族史研究的难点问题。本文首先结合文献记载对室韦来源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评述，认为各说多有与史料相悖处，缺乏说服力；其次从拓跋鲜卑的迁徒和室韦的见载于史，室韦与鲜卑的译名根据相同，室韦与早期拓跋鲜卑地域相同，室韦的语言与鲜卑相通，室韦有特征性的风俗与拓跋鲜卑相同，文献记载把室韦看作是鲜卑后裔等层面论证室韦应属东胡系部族，是拓跋鲜卑后裔的一支     

“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

“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的氏族部落组织早已析解，宗族部族组织已经形成，由同姓、异姓，甚至不同民族的宗族、家族、家庭形成了部族或地区性的行政组织，都已发展到家族一宗族奴隶制阶段。这与形成周公、孔子思想的夏商周的家族一宗族奴隶制相比，在本质上是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汉化，既是其自身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其内部结构机制发展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如饥似渴地吸取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汉族文化，是因为孔子的思想和伦理观念，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宗旨，是他们处理好宗族内部及其与外部的关系，依靠宗族统治部族国家的思想武器，也是他们发展壮大走向中原的法宝。     

略论十六国时期南凉文化

中国历史上十六国时期 ,由鲜卑秃发部建立了南凉国 ,其中心在今青海东部农业地区。本文将南凉国在其整个立国期间的文化作了探讨分析 ,充分肯定了秃发部大力吸收先进的汉文化来发展自己文化 ,并在青海历史上留下深刻影响的功绩。同时说明鲜卑秃发部逐渐融合于中华民族过程中 ,写下生动篇章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