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意义——论意义的意义

意义源于成己与成物过程。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改变世界和改变自己为具体的历史内容,成己与成物首先涉及对世界与人自身的理解。无论是成就自我(成己),抑或成就世界(成物),都以把握真实的存在为前提。从知其实然的层面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被理解或具有可理解性。成就自我(成己)与成就世界(成物)不仅表现为对实然的把握,而且也展开为一个按人的目的和理想变革世界、变革自我的过程。以目的为关注之点,存在的意义也相应地呈现价值的内涵:从成己与成物的目的性之维看,有意义就在于有价值。以理解之维与价值之维为具体内容,意义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在理解这一层面,意义首先与广义符号相联系,并以符号的涵义为其存在形态,而理性原理或理由律则为意义的生成提供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根据;在价值的层面,意义则内在于人化的存在之中,并以观念形态的意义世界和现实形态的意义世界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意义的以上二重内涵在实践的历史展开中相互关联。     

从《新唯识论》量智说的内在困境看熊十力量论之未作

如何把知识论纳入儒学理论体系是关涉到实现儒学的现代转换的重要问题。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力图一方面要彰显性智把握本体之终极真理义;另一方面又要肯定量智认识经验界的价值,但其"量论"之未作使得这一理论构想未能完成。究其原因,一方面作为性智认识本体"资具"意义上的量智并不同于作为认识经验现象的量智;另一方面量智发挥其认识作用所要求的主客二分、心境对待,并不同于习心执境为外、割裂心境一体关系导致的心境对立。量智陷入了性智与习心挟持的困境之中而无法摆脱,其本身成就知识的价值也就得不到彰显。正是这一量智说存在的内在理论困境从根本上制约了熊十力量论的创作。     

"生之谓性"与二程的"复性"之路

中国儒学宋以后的复兴实质是复性,复性多方而二程选择了"生之谓性"."生之谓性"与"性善"的矛盾通过"性中元无"与"生之而有(善恶)"在二程得以沟通,并新解"性善"之"善"为叹美之意.人不能言说"人生而静"的天性本身,但可以通过人的修道或澄治之功对天性施加影响.从天地之大德经絪緼化醇到生之谓性,表现为一种经由"生"之善道而从一般本体到具体人物之性的生成过程,因而天下无性外之物.但天道性命的客观普遍性需要"通之以道"才能实现,这既是指心超越形气的束缚而实现内外、己物一体,也是因为性道一体乃在于人"天德"自足.自足的天德会有污坏,需要敬治以"复旧",回复到"天然完全自足"的"本质"上.     

心学的多重向度及其理论意蕴

王阳明的心学包含多重方面:在形而上之维,心学提出了"意之所在便是物",其中蕴含通过人自身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以形成意义世界的理论取向。这一进路既不同于对超验存在的思辨观照,也有别于对外在世界的抽象构造,其主要特点在于联系人自身的存在以理解现实世界。心学的视域不仅体现于心与物之关系,而且展开于本体与工夫之辩。一方面,本体从本然走向明觉,离不开后天的工夫,另一方面,工夫不能从无开始,其展开过程需要从内在根据出发,后者即表现为本体。和本体与工夫的讨论相联系的,是王阳明对"事"的注重。从总的方面看,王阳明对"事"的理解包含二重性:一方面,他表现出以心说"事"的趋向,另一方面,他又将"事"看作是人的现实活动,并以参与多样之"事"为成就自我的前提。王阳明所理解的自我,不同于封闭的存在,而是承担着社会责任并具有开放性,与之相关,王阳明提出了"万物一体"说,其中包含"仁道高于权利"以及人性平等的观念,后者构成了对正义作扩展性理解的前提。     

凸显政治维度的“成人之学”——“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生观论析

安乐哲所提出的"儒家角色伦理学"是一套凸显政治维度的"成人之学",其理论核心在于肯定人生中的"关系"并对之进行哲学阐释。"儒家角色伦理学"认为,世界是以"气"为根本范畴,贯通本性与活动、个体与关系的"关系集合体";人在多种境域中扮演不同社会角色,是"角色伦理"之人;人性基于一种特定的初始状态,在现实中成长、交往而逐渐形成。安乐哲的这种阐释从中西比较视野开拓了儒家人生观研究新的理论维度,对于理解儒家思想的关系性特征具有启发意义。"儒家角色伦理学"从政治哲学反推至人性论的做法凸显了儒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侧面,但其与儒家人生观的历史全貌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存在论、根据律与体用论的形而上学

存在论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对存在者整体固定了的解释,试图从最高的和最普遍的根据去把握存在者,这种把握决定了何物能够作为世内存在者显现,即从“存在”（是,being）决定了何物之实存（exist）。这种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把握只是存在之理解的一条路径,因而只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可能。在中国哲学中,物并未基于“相—是”得到把握,“用”成为中国哲学对物之同一的把握方式,从而也就是作为根据的物之“如何”。从“用”把握到的存在者之规定性,即物之“体”,而这种把握在指向物的同时,更指向了对存在者之整体及其根据的把握,因而通过体用论展开的对物之“如何”的追问表明自身为以“天德”或者“天理”为根据展开的形而上学体系。体用论的形而上学不仅是一种建构性的体系,更是一种可能的对物之理解和把握的方式。     

“道”在心外还是心内——唐君毅关于荀子“心”与“道”的思想述论

唐君毅认为,荀子那里"心"可表述为"统类心",不仅具有认知功能,同时也是一意志行为的心。"道"是"统类之道",但首先是"心之道",循此心之"道"才能达至"统类之道",因此,不可视"道"在心外。然而,若就"统类之道"的核心——"礼义"来说,"道"与"心"的内外关系仍不明确。较合理的解说是区分"道"的双重意义,作为具体规范的"道"(礼)是外在于心的,有待心去认知;而作为"礼之理"的"道",则不可说在心外。但仍需指出的是,作为"礼之理"的"道",虽不可说在心外,可也完全不同于孟子意义下的"仁义内在"或"礼义内在"。     

马克思的物的概念

如果从存在论或一般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价值观两个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的物的概念作出考察,可以发现马克思存在论中的物的概念肯定意义大于否定意义,而作为价值观的物的概念则有着强烈的否定涵义。这主要同他的以人为本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崇高价值理想,并从之出发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物统治人现象有关。马克思的物的概念在当代社会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体究践履”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课题.历代哲学家对知行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争论不休.宋代以后,理学家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更是盛况空前.程朱把知看作独立于心之外的客观精神本体,把行看作人对客观精神本体的体验,提出“先知后行”的命题.“陆九渊将知从主观之外拉回主观之内,认为心即理,知就在人心中.不过,同程朱一样,他也认为知在先,行在后.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的知行观自然不同于程朱,然而也不同于陆九渊.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较之陆九渊更为彻底,不仅认为心即理,而且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他认为,陆九渊的知先后行论,将知与行划分为认识的两个阶段,有滑向心外有物、心外有理的危险.他认为,所谓知,就是人生而具有的良知;所谓行,就是去恶正心,回复良知.二者密不可分,即知即行,即行即知.二者是统一的,统一于良知本体,不存在知先行后或先行后知的问题,不可将知与行割裂.为此,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题:     

从受“役”到“心斋”之“忘”——庄子论人如何存在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是有限的生命个体,势必要经历生老病死.但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在于人能从有限的生命中体验无限的意蕴.庄子就试图以"悟道"来实现从有限到无限的超越,他肯定人有绝对自由的存在层面,批判了现实中受物役、功利役和观念役的无超越性的假我的人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使有限固化.因此,庄子指出以"心斋"之"忘"追求"道"为路径,才能实现真正人的复归.     

他者的理解:《庄子》的思考——从濠梁之辩说起

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沟通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在对人之“在”的沉思中,庄子对此作了多方面考察,后者首先体现于濠梁之辩。濠梁之辩在理论上既涉及他人之心是否可知,也关联着“如何可能知”与“以何种方式知”有无区分或二者能否等同。惠施作为对话的一方对前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但其推论的过程又包含着内在的悖论;庄子对鱼之乐的可知性予以了确认,后者同时蕴涵着对他人之心是否可知这一问题的肯定回应。不过,在论证以上立场的过程中,庄子又将“如何可能知”的问题转换为“以何种方式知”,从而在逻辑上犯有转换论题的错误。当然,知“鱼”之乐所隐喻的知他人之心,同时又涉及社会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解、沟通过程。从后一角度看,肯定他人之心的可知性,无疑为确认交往过程中人与人相互理解、沟通的可能性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广而言之,人存在于世,总是难以避免与他人的共处,而在共处或“群于人”的过程中,则不能不发生彼此之间的交往及相互理解,庄子着重分析了存在境域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影响。通过共处、交往过程中的对话而达到相互理解,以存在方式及存在形态的转换为其指向。就人自身之“在”而言,存在形态既涉及外在的生活境域,也关乎内在的精神世界,庄子对后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体道与成人——《庄子》视域中的真人与真知

《庄子》区分了体道之知与极物之知:后者限于经验领域,前者则指向形上的智慧;通过二者之分,《庄子》彰显了道的智慧对人之“在”的意义。体道之知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具体地展开为“真知”与“真人”之辩;真知在融入于意识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化为人的具体存在,人的存在境域又在不同的层面上构成了面向对象、敞开世界的本体论前提。以如何得道为指向,《庄子》一方面提出了坐忘与心斋之说,由此强调了解构、消除、净化既成精神世界对于把握道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以神遇”的直觉方式。对《庄子》而言,以道为内容的“真知”不同于经验层面的知识:经验之知所指向的是外部对象,“真知”则旨在提升人自身的存在形态(广义的成人),后者蕴含着认识与涵养、认识方式与存在方式的交融。     

孔孟仁说异同论

孔孟仁说在言说与论证方式上有诸多不同。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基础性概念,孔子以孝为仁的基础,以仁为成己的标志,以圣为成物之极致,孔子之仁本质上是一种行动的理论,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而孟子以天为其思想体系的基础性概念,将孔子生生不息的生命之天转换成道德化、概念化的义理之天,将孔子关乎尊敬父兄之仁改造成一种普遍绝对的道德情感或本能,并以天作为仁的形上学源头,使仁由"欲"的成果变为"思"的对象,从而把人与仁由孔子处所呈现的生命及其实现的实践关系转换成为心与性的修养关系。孔子以人为本,从道德情感(亲情)言仁,孟子以天为本,从道德理性(心性)言仁,分辨孔孟仁说的不同,对我们重振儒学的努力具有理论意义,对于我们的生活具有实际意义。     

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关于"人"的概念的语用语义分析

把"人是什么"变换为"'人'是什么",澄清"人"的概念的不同用法及其意义,有助于避开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及其困境.从不同角度或以不同标准去理解人,必然导致"人"的概念规定的多样性.某一时代的思想家通常只能以自己所处时代的人作为现实原型来刻画和建构"人"的概念.与实然之"人"的概念不同,应然之"人"的概念并不是经由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抽象概括,而是经由从描述到规范、从现实到理想的提升建构而形成的."人"的概念的二重化是一种潜在的方法论模式.人文社会科学中那些最常见的关于"人"的概念规定,与其说是对于实然之人或本然之人的客观描述,还不如说是关于应然之人的某种理想建构.人道主义主要依据本然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本然之"人"的抽象假定导出人的应然状态,而马克思主义则主要依据必然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实然之人的真实存在出发,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依据,来设定和论证人自身发展的应然目标.     

“情气为性”与“郭店儒家简”之情感论

郭店儒家简的人性论既非孟子以道德心立论的性善论,也非春秋典籍中"生之谓性"意义上的自然人性论,而是以情感和血气为内涵的情气人性论.郭店儒家简通过肯定人类"情气"之相同性而肯定人类具有共同人性,通过分析人人所具之真诚情感而肯定人类具有善良之情感"美情",而因有此"美情"之存在,遂使道德教育与人性之完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郭店儒简人性论实为春秋自然人性论到孟子性善论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也是理解孔子到孟子情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具有重大价值.     

中国哲学中的理性观念

在中国哲学中,体现于"思"的理性,首先与"心"相关。心之"思"既展开为具体的活动,又以理、道等为内容。从思维的趋向看,中国哲学视域中的理性,更多地呈现辩证的性质。与之相关,在这种理性形态中,认知意义上对事(物)与理的把握以及评价意义上对价值的判断和确认,构成了彼此相关的两个方面。与赋予认识意义上的理性(心之"思")以认知和评价双重内容一致,中国哲学对实践过程中的合理性(rationality)也作了广义的理解,使之同时包含"情"与"理"二重涵义。以上二重趋向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中国哲学对广义理性的理解。进入近代以后,传统哲学对理性的理解依然得到某种延续。在这方面,梁漱溟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对"理性"的诠释,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性观念在近代的回响。     

普遍性与具体心：论董仲舒的人学观

心、性概念皆是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董仲舒的人性论分为广义人性论和狭义人性论：狭义人性论认为只有中民之性才是性,它是对人的普遍本质的理解;广义人性论认为情也是性。这样,从广义人性论来看,人性是善恶混杂的、未成的气质之物,它是生存之本。同时,从具体存在的角度来看,生存之本是心。心不仅有善心、仁心,而且也有否心、坏心,心也是善恶混杂的气质之物。心性二者同作为生存之本,所指相近,性是普遍性存在,心是具体存在。但是在早期儒家那里,二者皆含气质,各自性质并不纯粹,相互之间区别并不鲜明。性本论突出了生存的普遍性特征,心本论突出生存的具体性特征。具体性存在表现为人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行为方式便是教化。教化即感应,教化不仅表现为具体人心的活动,也离不开普遍本性为条件。由人心所引发的教化与天然的普遍人性相结合才能成人。人性论表现了董仲舒对人的普遍存在的认知,而人心论更偏重于具体存在。     

儒学"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精神

儒学生态伦理思想的"民胞物与"精神把天、地、人、自然万物联结成一个"家族"命运共同体,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和谐的生态伦理关系.其中,"乾称父,坤称母",人之"性"在天地万物中具有能动的引领作用,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团结同胞,爱护万物.张载从天地万物一体的角度阐发"民胞物与"的仁爱思想,"仁"的基本语境从人性的"恻隐之心"拓展至"性"与"天道"和合,"性即天道也","大其心"容载万物,视百姓为我的兄弟姐妹,万物为我的朋友伙伴."民胞物与"为不同文明之间形成平等、友善、和谐的交往关系、营建地球美好生态环境,提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伦理智慧.     

“以人为本”的价值新诠

"以人为本"在本质上是一个价值观的命题,它是时代灵魂和精髓在价值观上的集中反映。人之贵就在于他是创造价值的价值,因而是最大的价值和最高的价值。人的发展和物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悖反现象,为了促进物的发展和文明的进化,人自身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被贬低为非人,这在私有制社会表现为一种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或物化。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关键是要正确认识人本之"人"、人本之"本"以及处理好"人本"和"物本"之间的关系,使文明的不断演化与人的全面发展得以协调共进。     

人伦之“分”与人的存在方式——先秦儒家人性理论新解

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分"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其核心之义为等级意义上的"区分、辨别",此种意义上的"分"本质上为人伦之"分"."分"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贯穿于儒家人性理论中,先秦儒家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实际上是立足于"分"而展开的.这种思考包含着三个相互关联的思想:其一,"分"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本源,儒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分"对于人的存在的本源性意义;其二,"分"是人的社会生存方式之解释,儒家认为,只有"分"才能恰当地解释人的生存方式,也才能将人与动物真正区分开来;其三,"分"是人的自然欲求之安顿.对人伦之"分"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先秦儒家人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