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建设自由贸易港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国务院最近批复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了"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打好坚实基础"的发展目标。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到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扩大,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虽然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都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建立现代开放型营商环境为目标,但是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自由贸易试验区强调可复制、可推广,着重于"二线渗透",为全国性政策制定探索铺路,而自由贸易港则强调"一线放开",构建货物、服务、资本和人才的汇聚地;自由贸易试验区着重"在岸"业务的开放,自由贸易港则争取"离岸"业务的突破。因此,自由贸易港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全新事物,尤其是在与"一带一路"倡议关系、自由贸易港定位与分类、自由贸易港的法制建设以及自由贸易港的辐射效应等重大问题上,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厘清思路、明确目标,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推进举措。     

青岛，改革开放先行地!——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成立

正8月31日,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挂牌仪式在市级机关会议中心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清宪,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凡利出席并为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挂牌,同时为入驻企业代表颁发营业执照。"自贸试验区最大的优势在于制度创新。"王清宪说,要按照总体方案部署和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主动对标先进,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最佳营商环境,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要推动青岛片区与济南片区、烟     

来了，自贸区 青岛前湾保税港区迎来高水平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正8月底的青岛,炎夏已过,风清气爽。在寓意收获的季节,期待已久的山东自贸试验区终于落地。8月26日,《中国(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印发,意味着中国自贸试验区再度扩容。根据国务院批复的《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山东自贸试验区包括济南、青岛、烟台三个片区,其中青岛片区实施范围52.00平方公里,占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范围的43.3%,其中含青岛前湾保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是否促进了中国民营企业生产率增长?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时代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为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利用2007—2019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中国自贸试验区设立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设立显著促进了中国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影响效应呈动态递增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政策效果因企业高管团队稳定性、企业所处区位而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高管团队较稳定、处于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从自贸试验区设立中获益更明显。从影响机制看，政府职能转变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下降是自贸试验区设立促进民营企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渠道。接下来，我国应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全面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调整，结合我国各地区的区域优势来推动制度创新，强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引领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论中国政府社会治理职能的理性归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一场政府改革,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找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提出了新的要求。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着"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如何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角色定位,真正做到有所作为和有所不为,实现政府社会治理职能的理性归位,是当前中国政府改革中需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加快理念更新,深化体制改革,强化依法行政,全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使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让市场与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     

府际管理理论与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政府合作问题研究

通过政府间合作治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国家战略。作为国家首个省际边界跨省级合作治理试验区的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目前在政府间合作中尚存在法律约束程度较低、缺乏有效的政府合作协调机构以及完善合理的政府间合作机制体系等困境。尝试引入府际管理的基本理论,提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政府合作的新思路,构建一个包含制度(创造区域政府合作的良好环境)、组织(构建区域网络合作治理体系)、协调(建立区域民主协商谈判体系)和奖惩(推行结果导向的绩效管理体系)的区域间政府合作模式。     

国家身份与贸易战略:21世纪的日本自由贸易战略变迁

由核心观念汇聚而成的"国家身份"在宏观层次规范了一国自由贸易战略的基本立场、核心利益和政策取向。当前在安倍晋三政权下,日本在自由贸易战略上主要表现为相互交织的三个国家身份:"核心"、"主导"和"桥梁"。其中,"核心"是前提和基础,"主导"和"桥梁"则分别是其在政策议题和伙伴关系上的突出表现。这一国家身份的成形过程始于2010年前后,在自民党重新执政后不断加速并初具雏形。其背景主要有三个方面:国际贸易政治的风云变幻将日本推到前台;雄心勃勃的自由贸易战略是安倍政府大国志向和长期政权的重要体现;国内经济社会变化的长期积累是日本国家身份跃进的根本基础。在自由贸易战略上的形象革新和实践突破对建构更良性的日本整体国家身份产生了积极作用,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镜鉴。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创新——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改革视域下,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是当前各级政府关注的重难点问题。以治理为契机进行机制创新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手段。经过实证调查总结分析了广州的"番禺经验",解析了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若干机制创新,剖析了流动人口管理与经济协调机制、法律配套机制、部门协调机制创新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探析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与经济发展联动机制、制度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和经验推广机制创新的路径和方式。     

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看广东公众参与途径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国家治理理想状态的必然要求、是民主行政的表现形式、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选择。虽然广东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开创了许多全国第一,充分体现了广东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但仍然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继续加强监督听证的制度创新、将公众参与引向有序体现政治系统民主化、善用互联网提升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时效性并通过公众监督从法律上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     

德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及对广州的启示

德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过程中,在政府机构改革、信息公开、政府采购监督、公共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建立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现代政府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主要是通过参与区域协同治理、社会治理和经济治理实现的。建议广州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核心发展引擎作用,发挥公众在共建共治共享中的主体作用,对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畅通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渠道,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与治理能力。     

身份悖论与印度自由贸易战略的困境

尽管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众多且对象国多元化程度较高,但从货物贸易的关税减免率、服务贸易所涵盖的部门和领域、"新加坡议题"涉及范围等指标而言,其协议的水平普遍较低。这与印度在自由贸易战略上雄心勃勃的国家身份设定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大国情结"、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特殊利益集团牵制、在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上的"弱势地位"和"负面形象"是这一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印度的案例也为其他国家制定名实相副的自由贸易战略身份提供了诸多政策启示。     

广东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与经验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30年来广东敢闯敢试,创造了体制机制先发优势,发挥了排头兵作用,一跃成为全国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广东改革开放的试验区作用与全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推开,广东的改革开放探索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与党的理论创新息息相关。广东改革开放经历了先行一步探索、全面展开、增创新优势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等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有着不同的任务、深度和特点。     

1980年代广东文化产业的先行路径

作为先行先试的排头兵,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率先进行突破。1980年代,广东开启文化"市场"之门,演艺娱乐和文化消费多向拓展,新闻出版业紧贴时代变革、探索经营规律,广播影视业推陈出新、激荡发展潮声,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浸润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由于经济高速增长、思想观念深刻裂变、传播载体多元变革、文化市场快速发育,广东文化产业蔚然兴起并初具规模,在很多领域抢占了先机。     

农村治理如何从传统化向现代化演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到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当前,我国农村治理依旧处于传统化的模式,其表现在于:在管制理念作用下,政府治理处于被动状态,干预、越位、错位的现象层出不穷。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的治理现代化要求,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改革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对"三农"问题的治理提出具体要求,其演变的要点在于:从"政府导向"走向"政府负责"、从"分配调整"走向"减弱控制"、从"碎片化治理"走向"整体性治理"。本文认为,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创新、扩大协同治理的参与主体,协同治理力量向基层下沉、注重城乡整体性治理,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等,以此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欧美大都市区治理:从传统区域主义走向新区域主义

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如何有效治理大都市区的政府碎片化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此过程中,传统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是两种重要的治理思潮,并在政府跨界治理决策和政府体制改革创新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文章探讨了传统区域主义思想的内涵,新区域主义的起因、主要特征及其治理实践响应、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认为尽管新区域主义受到一定的青睐,其发展前途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中国在具体的治理模式选择中,既要充分吸收借鉴西方大都市区治理理论的精髓,又要注重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改造,构建多样多层跨界治理模式。     

美国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政策趋向及我国应对策略

通过分析拜登总统的党派属性及其在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本文认为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政策趋向将呈现出四点特征:第一,更注重美国高科技发展,除加大高新科技的研发投入外,还会通过"构建国家知识产权规则联盟"和"有选择松动技术出口管制"来捍卫高科技产业利益。我国在顶尖科技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将承受更大压力。第二,积极缔结《美英自由贸易协定》推动"美式模板"演进升级,打造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黄金标准,其中的金融科技沙盒创新计划和新兴技术行业标准设定会给中国带来压力。第三,将借助《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之壳重返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引领者地位,我国在亚太的数字贸易治理影响力将受到抑制。第四,务实推进WTO数字贸易谈判,弥合与欧盟在数字服务税、跨境隐私保护等问题上的间隙,"数字贸易治理地缘政治竞争"和"数字产品及服务对华准入"会成为中美对抗焦点。据此,本文提出四点对策建议:提升我国在顶级技术上的自主研发能力;积极开展数字贸易治理合作和制度协调,部分理性对接"美式模板";理性深入开放国内数字服务市场;强化我国在亚太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影响力。     

政府创新研究：基于国外文献的评述

作为政府改革和治理的重要内容,目前的政府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创新的内涵特点和类型、政府创新的动力和形成机制、政府创新实践等几个方面,但仍存在规范性研究欠缺、研究路径差异大、跨学科研究较少、全球化研究视野不足以及研究主题有所欠缺等问题。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规范性研究和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通过运用跨学科方法和多角度的思维打破不同研究路径之间的区隔,并加强对全球性政府创新行为、政府创新可持续性及其相关利益主体等方面的研究。     

贸易摩擦下的国家利益博弈: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修订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是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又一个被美国要求修订的重要协议。从协议修订的内容上看,"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改动并没有像"美墨加协定"那么大。这也反映了美国要求修订"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真正动机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贸易赤字,也有美国国内政治博弈和转嫁国内经济风险、缓解社会矛盾等更深层次原因。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修订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的基本国策下,采取单边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的总体态势,对已经与美国签署或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贸易协定带来不好的先例。面对美国的经贸单边主义政策,中国也应积极探索中美贸易摩擦的解法,在通过战略经济对话稳定中美关系的同时,也要继续推动自主开放与经济改革。     

设立自贸试验区改善城市碳排放了吗？

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设立自贸试验区是否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目前仍未得到学术界关注。文章基于2008—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系统研究了设立自贸试验区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以期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的回归结果显示，设立自贸试验区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等渠道显著降低碳排放，对于沿海自贸试验区以及第三批次自贸试验区而言，这种碳减排效应更为明显；此外，设立自贸试验区产生的碳减排效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设立自贸试验区增加了临近城市的碳排放。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评价自贸试验区政策效果的研究维度，同时也为我国推动贸易、投资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提供了经验依据和政策参考。     

从"合作治理"到"层级治理" ——基于公共服务链建设的一项分析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并存的格局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本意是要打破"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促进社会组织的凝聚、协作及均衡发展.本文以D枢纽型社会组织运营的公共服务链为例,探讨合作治理的意义及困境.研究发现,政府购买服务固然为以购买服务平台为枢纽、以"公共服务链"为载体的合作治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有力的保障,也应和了创新社会治理的需要与选择.但由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资源与权力不对称,合作治理的局面极易被打破,致使合作治理走向"层级治理",从而阻碍公共服务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恢复重建各主体有效对接、优势互补、功能互嵌的公共服务链,实现真正意义的合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