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诗潮”内在流变的逻辑结构

中国的新诗创作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经历了新诗潮、后新诗潮、新诗潮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新诗潮以“今天派”为核心,其后劲为“现代史诗派”及新传统主义诗群与东海诗群;后新诗潮是新诗潮的延展与深化;新诗潮后是对新诗潮的游离,其主要队伍是“生活流派”、“他们派”与“非非派”。就广义的新诗潮看,最旺健的力量乃在后新诗潮中。     

闻一多新诗“诗质”论和“诗形”论的矛盾性

闻一多的新诗“时代精神论”和“新诗无边界论”的“诗质”论直指新诗本性,使新诗与旧诗相区别。是至今仍极有价值的论说。闻一多的“三美”论有相当强的“复古”意味,“音乐美”违背了白话内在的韵律特点,“绘画关”重走新诗初创期弱化诗质文白夹杂的老路,“建筑美”背离了新诗自由的天性。闻一多“三美”的“诗形”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建构,且与他的“诗质”论相冲突,这种欠缺和冲突,也恰恰反映了闻一多对新诗文体的深刻认知。     

建构的先锋：重审俞平伯新诗理论

与“五四”同时代人的流于“破坏”相比,俞平伯在新诗初创期一开始便表现出较强的独立精神,其新诗理论更多体现出建构性的指向:对初创期新诗音韵的打量;先觉于“白话”与“诗”的断裂;寻求新诗精神和艺术两面的革新,倡导新诗的无为效用;尝试新诗的做法理论等等。这些探索无疑展示了俞平伯作为“先锋诗人”之外的另面侧影。     

试论"新诗"概念的发生

“新诗”概念是研究早期新诗的一个关节点。这个概念的发生、确立,构成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新诗”概念的来源显得相当复杂,既有纵向的来自晚清“诗界革命”的某种继承,也受到美国新诗运动等外来影响。作为“新诗”发明者的胡适,是这个概念的大力推行者。     

台湾新诗六十年的历程及其特殊贡献

台湾新诗从来就是一座重镇，在中国新诗乃至世界华文新诗地图上均占据有重要地位。它在参与建构祖国新诗中，做出了下列特殊的历史贡献：丰富了中国当代新诗表现生活的空间；在“文革”期间，台湾新诗更是填补了中国当代新诗的大片空白；在表现中西文化冲突、“台湾结”与“中国结”的对峙方面，有自己的特殊经验。     

诗体之争与诗体重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热点话题论争综述

诗体是诗的文体规范。在人类诗歌史上,诗歌形成了两种诗体——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下产生的,百年新诗历史正是新诗诗体的格律化与自由化多对抗、少和解的历史。新诗是否应该重视诗体建设？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格律体还是自由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研究者。在2009年8月的“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派的新诗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诗体之争”,出现了多种观点：新诗应该建立定型诗体,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新诗应该无诗体;新诗应该是格律诗,新诗是自由诗,新诗应该偏向格律诗,新诗应该偏向自由诗;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重音乐形式,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向视觉形式;诗体建设是伪话题,诗体建设是当务之急……透过学者们的争论,不仅可以了解新诗研究及创作的现状,特别是新诗研究界的热点话题;而且可以弄清新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     

论宁波籍诗家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观

宁波籍的袁可嘉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家的代表,他在系列文章中阐述了“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和具体策略,其中针对新诗感伤诗风提出的反抒情,针对新诗“意义明晰”阅读惯性所倡导的“晦涩”,针对“单纯”式诗思模式提出新诗的综合性特质,都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些理论在后来的新诗发展中仍得到明晰的回响。     

论“新诗”命名的合法性

“新诗”的命名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既接受了晚清维新派诗人“诗界革命”的启示,也从西方文学资源中汲取话语活力。“新诗”的命名暗含如下逻辑预设:“新诗”是“进步”的、充满希望的;而“旧诗”是腐朽的,死气沉沉的。在“新诗”的命名过程中,“旧诗”也相应地得到命名。这种命名行为获取一定话语空间之后,是更为展开的关于“新诗”观念的演绎。对“新”的价值的刻意强调,是这种演绎的核心内容。     

体制化想象的质询与诗性的有无--论《"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的研究角度与方法

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以“新诗集”为“事件核”重返新诗发生的现场,以新颖的文学社会学角度和方法,从新诗研究主导性范式难以关注的层面,质询那业已形成的新诗体制化想象,不仅重新开放了新诗研究的问题空间,也更新了社会学的方法.然而,这种社会学研究中的学术诗性也有讨论的必要.     

闻一多与新诗的“标准化”

适度的艺术形式的“标准化”要求 ,应是新诗进一步的、具有“突围”意义的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闻一多可以说是致力于新诗“标准化”探索的第一人。他有着高度自觉的新诗文体观念 ;他的形式实验注重“充实的内容”和“天然的整齐的轮廓”的有机统一 ;他的关于新诗艺术形式的一些构想 ,直至今日仍然是“最先进的考虑”。     

试论“创造”诗派的新诗绘画美(续二)

“创造”诗派是一个兼具现代主义特色的浪漫主义诗歌流派。属于后期创造社的几位“创造”诗派青年诗人 ,有着更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他们的艺术活动 ,更大规模地综合了不同门类的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交叉影响 ,在新诗绘画美的表现与追求上 ,显示了更为鲜明突出的艺术个性。 2 0世纪 2 0年代中期创造社“革命化”以后 ,“创造”诗派的新诗绘画美又呈现了新的艺术风貌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新"与"旧"的纠缠——早期新诗合法性再认识

“新诗”外部空间合法性的争取,首先要面对的是古典诗歌传统投下的巨大阴影。胡适等人意识到,必须采取一种决绝的方式,才能为初生的“新诗”争得一席立足之地。这种决绝方式的具体体现,就是一方面断然宣布“旧诗”“死刑”,剥夺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分别从创作实践和观念演绎两个向度,大力张扬“新诗”之“新”。而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派的声音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及现代诗学的开端

新诗哲学精神的理想愈来愈倾向于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追求宇宙真理。这与传统诗学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人间表达区别开来,表现了新诗现代性的最核心要素。在理论上,王国维最先提出这一诗歌理想,以为诗歌与哲学一样,目的是求真理——天下万世之真理。这是现代诗学发生的最核心标志。王国维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李震先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但《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根本的要素。     

冯至与里尔克：存在主义视域中的重释

冯至与里尔克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如果从存在主义视域来考量会获得新的思路和启示。首先,里尔克试图在“存在”的世界通过“事物诗”的创造,赋予艺术永恒的品质;而冯至的《十四行集》中“事物”不仅作为艺术创造的起点,更被视为可以通过语言的命名而具有向人显示存在意义的能力。其次,《十四行集》与里尔克诗歌的对应性关系还体现在对诗歌表现方式、诗歌功能的共识上。更应看到,存在主义哲思固然让冯至脱离了浅层的诗意缠绕而走向了生命存在的深度,而传统的审美文化也使《十四行集》摆脱里尔克诗歌的玄奥与抽象,为冯至的存在主义的诗歌理念提供了本土化的可能性。     

试论屈赋在表现自然美上的创获

屈原的“楚辞”在表现自然美上的突出地位在于其既继承前人,又自铸伟辞,开启后世,成为由《诗经》到魏晋而下兴起的山水诗发展中极重要一环,在表现自然美方面,屈赋在语言形式、意象开拓及情景契合上均有可喜的创获。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

古人早有白话诗,唐宋词及元曲已不乏白话诗,明清歌谣已多白话诗、自由诗,学堂乐歌的歌词有的已是新诗,19世纪下半叶以来译诗已有白话诗,南社诗人已有白话诗、自由诗。胡适的历史功绩仅仅在于打出了"白话诗"的旗帜,他拿不出白话诗的典范之作。五四时期如果不是由胡适来作"鞋样上总还是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的《尝试集》,而是直接从中国历代白话诗歌的创作及翻译中,精选一部《中国白话诗集》,集中展示一批成熟的、不乏经典意味的白话诗佳作,那对于现代新诗的启迪和示范作用一定会好得多,对于迅速奠定新诗的地位,昭示新诗的方向,一定会有效得多,中国新诗也会因此少走许多弯路。     

庞德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发起人埃兹拉·庞德的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庞德为中国新诗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诗歌创作又对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与左翼诗人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