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文学:在中西比较中阐释

性爱是人类基本的生命体验形式.性爱文明的缔建取决于一个成熟、健全的文化语境与发展机制.中、西性爱文化呈现出不同本色和发展进程:前者基本上是在道德意识形态严格制导下的一种单线延展,后者则是在或对立并举、或抑扬有致、或多元兼蓄的形态中发展."性爱"也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西方的性爱文学创作往往超逸出既定文化的视域、在符合文学创作本质的方式中不断调整、演变并在一种颇具变革性张力的形态中运行.中国性爱文学则基本与性爱文化取同步发展态势,具体呈现出明清之前、明清之际、20世纪初期和末期等三个不同阶段.从共通性层面审视,中、西性爱文学可分为激情之性爱、浪漫之性爱、融汇之性爱、异化之性爱、不伦之性爱等五种叙事类型,文章对此进行了艺术评析和文化阐释.     

东方的"忧郁":川端康成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川端康成及其创作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影响性关系,而川端康成式忧悒或东方化忧郁是理解这种关系的重要构成点.川端康成式忧悒与20世纪中国忧悒类文学的相容性首先体现在审美"虚化"上."虚化"之一是追忆与怀旧叙写,它足以使创作成为对落魄现实的诗意慰藉,并由此而重建生命的意义;之二是情调化抒写,它能将寂寞与忧伤的情致、人性和生命意义的诉求以及文字蕴涵的韵味、妙趣融合一体.其次,相容性的另一表现是"物哀化"叙事.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美学的"物感说"与日本传统艺术的"物哀美"兼容互洽的结晶.在川端康成的作品和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中,"物哀化"创作表达的是传统的诗意或不合时宜的美好在渐行渐远中所透露出的失乐园意味和挽歌风貌.正是在东方语境中,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悒类创作既有川端康成式色调,更有其本土化的生成特性.     

“诗不颤抖”:也论“干校文学”——以牛汉的诗歌为例

以现象学认知方式考量,干校文学不啻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现象,其中牛汉的诗作具备了独特的价值涵义。这种价值涵义首先表现在,牛汉的诗歌吸纳了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品性和诗性气质,在文革的黑暗时代履行了诗歌的文化批判与思想抵抗的责任。其次,领受苦难和生命担当是牛汉诗歌的一体两面的构成要素,即,对苦难的领受是通过生命的担当来完成的,与此相应的则是艺术风格上的悲慨基调。其三,用比较的眼光审视,在干校的特定语境中,牛汉、郭小川、杨绛三者具有创作类型学的意义:牛汉身上彰显的是现代知识分子本色,郭小川则在战士与诗人的选择中逐渐凸显了战士特质,杨绛展露出的是淡泊自重、宠辱不惊的文人风度。     

从实践本体论哲学到个体生存论美学：王国维“感悟诗学”的构建

王国维对旷世命题——“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的求索,借助的是一种存在论哲学(美学)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立足于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直观说,并吸纳了感悟体验等本土资源进行现代性转换和再造,重构了一种具有潜哲学和超美学形态的“感悟诗学”,以参悟生命的诗性哲思解答了存在的意义。王氏对“可信”“可爱”的探求,是从实践本体论哲学走向个体生存论美学的必然结果。     

追寻:中外文学的叙事母题

追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永恒动力,更是一个终极性的文化命题。人类追寻精神通过艺术审美途径被转译为中外文学中一个基本的母题模式。“流浪汉小说”是其最浅易、最显明的母题表述图式。大多数流浪汉小说的文本都呈现出两重结构:一是直接对应现实生存的表层结构,一是隐含人生哲理和诗意概括、寄寓着追寻母题的深层结构。(精神)家园叙事是追寻母题的形而上层面或哲学意味上的表达形态,具体表现为:其一是对个体存在的认同性焦虑进行自我确证的过程性追寻,现代人的根本性焦虑是无家可归感,文学中的追寻可以将个体性的价值选择、精神追求与特定的精神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体系相联系,并在其中被确认而得到心灵的慰籍。其二是持有既定的人生取向和明确的精神目标、旨在重建或心造一个理想“家园”的追寻,这种追寻中的“家园”被赋予了诸多形而上的意味,且与“诗意地栖居”等话语概念相关联,描述了人类带着乡愁寻找精神家园的漫长旅程。     

"江湖文化"与2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侠文化价值观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之三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江湖”是侠文化的具有特指意味的价值范畴 ,平民乌托邦色彩、“狂欢”与“救赎”是“江湖”的基本主题内涵。一方面是“江湖”乌托邦的文化题旨给 2 0世纪小说提供了具有充分的世俗关怀精神的叙事资源和富有象征意味的艺术创造空间 ,另一方面 2 0世纪小说创作对“江湖”乌托邦的文化题旨的审美阐发可以转述为 :侠文化中有关“江湖”乌托邦的话语表述和文学创作的虚构性质 (乌托邦式文类特征 )在相同的或乌托邦化的语境中的有效融合。     

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象征化

象征性思维是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一种特定的艺术表现形态。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象征"话语与存在主义现象学的精神契合,为其积蓄了文化资源并提供了创作生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又是一种由于文学语境的变迁、新的文化质素的出现激发起的艺术创造意识和诗性诉求方式。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象征性创作呈现出两种审美途径:其一是借用本雅明的话即"废墟美学"上的象征化创作或"忧郁的象征",其中感性化抒写、神秘的意念、感伤意识、唯美情调和象征诗艺发挥着综合互补的作用;其二是追求象征性表达的智性哲思层面的"苦闷的象征",它具有象征主旨知性化的本色,因而是一种深邃的理性、精妙的悟解、渊深的蕴涵在象征化思维逻辑下的审美营造。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从生命哲学到生命诗学——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本土化论之三

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提出,学界已有一定共识.当存在主义从西方语境中被抽取出来放置于中国"现代性"语境后,它已在被重构的基础上获得本土化身份.它由文化理念上反社会性的生命哲学转化为艺术哲学上以和谐为准则的生命诗学,这是存在主义文学本土化的一个明显趋势.中国式存在主义的生命诗学的创作思路,分为"艺术生命化"和"生命艺术化"两个方向.生命艺术化,主要以儒家生命哲学观为主体,化合了柏格森的"生命创化说"、尼采的"酒神精神"所驱动的生命意志论等,它以鲁迅及其创作为代表.艺术生命化,基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并融合道家的心物俱冥、物我统一等东方生命哲学观,它以何其芳、贾平凹等创作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