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湖南诗歌创作态势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独立不倚的湖南诗人们坚守创作，涌现出一批批甘于与寂寞为伴的人们。尤为突出的当属湖南诗坛的常青树彭燕郊，其以深刻的现代性和民间性，不断实现自我突破，被誉为文学上的“彭燕郊现象”；其次，站在城市与农村边缘线上的“新乡土”诗群以田园牧歌式的抒写传达对乡土、家园的诗性，以及“6＋0”诗歌从“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表达对现实的思考与探索；“新湘语”诗群立意在日常生活的地方性写作之上。湖南诗人们于不事声张的耕耘中实现着低调的华丽。     

“诗不颤抖”:也论“干校文学”——以牛汉的诗歌为例

以现象学认知方式考量,干校文学不啻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现象,其中牛汉的诗作具备了独特的价值涵义。这种价值涵义首先表现在,牛汉的诗歌吸纳了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品性和诗性气质,在文革的黑暗时代履行了诗歌的文化批判与思想抵抗的责任。其次,领受苦难和生命担当是牛汉诗歌的一体两面的构成要素,即,对苦难的领受是通过生命的担当来完成的,与此相应的则是艺术风格上的悲慨基调。其三,用比较的眼光审视,在干校的特定语境中,牛汉、郭小川、杨绛三者具有创作类型学的意义:牛汉身上彰显的是现代知识分子本色,郭小川则在战士与诗人的选择中逐渐凸显了战士特质,杨绛展露出的是淡泊自重、宠辱不惊的文人风度。     

“新理想主义”文学的现代性观照

上世纪90年代,"新理想主义"文学以反抗市场经济时代的世俗主义、功利主义的姿态出现在文坛."新理想主义"文学借鉴了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艺的思想资源,但其本身却是一种浪漫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因为我国当代文化语境具有一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种因素相混合的特点,我国当代的文化语境还不具备现代主义文艺发展和繁荣的充分现实条件,但是却可以采取横向移植的方式借用西方的文化资源."新理想主义"文学表达的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     

大清相国清几许 ——论《大清相国》的叙事策略及现实意义

长篇小说《大清相国》是"官场小说第一人"王跃文迄今为止创作的唯一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官场仍旧是其主要的叙事场所,它再现了三百多年前清朝波谲云诡的官场风云,塑造了以陈廷敬为代表的满清宦海大臣群像.小说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贯穿始终,在对真实历史事件进行合理想象和虚构的基础上完成历史叙事建构,叙事语言的戏剧化倾向以及官场"完人"形象的塑造,使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本世界.同时,"等、忍、稳、狠、隐"的五字诀是主角陈廷敬驰骋官场多年所遵守的为官之道和处世秘诀,不仅为古代官场系列小说增添了新的审美品格,于当代职场也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     

论后现代主义元小说的形式技巧表演

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要文类,元小说发扬了后现代主义文化不确定性的特征,通过极端的形式探索和语言游戏,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叙事技巧的表演,它也为后来的小说创作开拓了一种新的方向。     

“历史”的变革与“主体”的浮现——“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再认识

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历史叙事在新时期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历史”本身的虚构性和文本性特征使得作家无意于再建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放弃了对历史客观真实性的追求,从而在文本中渲染了一种非理性主义色彩;同时,作家注重自我对历史的认识和体验,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关注个体的命运和价值,表征了一种经验理性的反思倾向。     

大地·历史·民族——从“北方”意象看王家新诗歌的本土特征

20世纪90年代,消费文化兴起,对精英文学产生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王家新等一批现代主义诗人继续坚持他们的精神探索.王家新的诗歌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但也表现出中国本土生活的经验和特征.     

冯至与里尔克：存在主义视域中的重释

冯至与里尔克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如果从存在主义视域来考量会获得新的思路和启示。首先,里尔克试图在“存在”的世界通过“事物诗”的创造,赋予艺术永恒的品质;而冯至的《十四行集》中“事物”不仅作为艺术创造的起点,更被视为可以通过语言的命名而具有向人显示存在意义的能力。其次,《十四行集》与里尔克诗歌的对应性关系还体现在对诗歌表现方式、诗歌功能的共识上。更应看到,存在主义哲思固然让冯至脱离了浅层的诗意缠绕而走向了生命存在的深度,而传统的审美文化也使《十四行集》摆脱里尔克诗歌的玄奥与抽象,为冯至的存在主义的诗歌理念提供了本土化的可能性。     

鲁迅名作《伤逝》中的叙述者研究

叙述者是叙事文本的重要特征,它与叙事视角一起构成了叙述.在小说《伤逝》中,鲁迅用一个缺席叙述者的身份,代表了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和价值判断,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同时,鲁迅创造性的采用了叙事者的话语干预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与情感倾向.《伤逝》中叙述者的独特运用体现了鲁迅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革新和开拓.     

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追寻的艰难之旅

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以来，就对“现代性”孜孜以求，艰难寻觅。它既产生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优秀作家、作品，也促使了中国文学走出国门，与世界文学进行了多方的融合、交流和接轨。但从整体表现上，它还很难与世界文学比肩，同中国古典文学的成熟相比，也显得幼稚。中国新文学的路还很长，它只有走现代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