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人口红利及其兑现途径

本文介绍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形成过程,并通过对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人口负担系数变化的分析,说明人口转变使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通过分析我国自进入人口红利期以来的人口红利兑现状况,提出要最大化地兑现余下不多的人口红利,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需要实现就业充分、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山东省人口红利的过程判断及其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初始时间与速度的不同步，后者先于前者发生。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本文根据人口类型划分标准对山东省及其区域人口红利进行了过程判断，并通过计算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即劳动贡献率来显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后提出了充分实现山东省人口红利的途径。     

人口红利与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研究

中国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工业部门流动,从而促成了中国人口红利在沿海地区的集中释放。本文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考察了人口红利对我国东部产业升级的影响,弥补了以往只关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不足。本文研究发现:二元经济转化中形成的人口红利有利于东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客观上促进了东部地区资本在要素禀赋中的比重,促进了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但是大量的劳动力迁入也延缓了东部地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延缓了市场促进产业升级的动力。     

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红利开发与经济发展

本文分析人口加速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红利影响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将人口红利的具体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使用2001—201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计量估计显示,劳动力数量结构与人均产出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劳动力的数量结构仍是人均产出提高的重要动力,中部地区作用最为显著,而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经济转型。通过劳动力的跨部门、跨区域转移、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进一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持续开发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产业承接与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以成都城乡统筹试验区为背景

随着西部经济发展及中部地区的崛起。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参与人口红利再分配成为必然。鉴于此。有必要及时调整农村就业政策，将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作为一项主要的就业政策，以促进产业转移的顺利进行和人口红利的高效再分配。     

中国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及其经济效应

人口红利代表的是人口转变过程中能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优势的人口年龄结构,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在空间上的转移,会相应形成一种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由于中国长期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便产生了不同的区域经济效应。文章结合人口红利相关理论,对人口红利空间流动及其经济效应进行梳理与分析,并通过对人口红利在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做出的经济增长贡献及其变化差异进行实证研究,证明在人口红利式微的背景之下,存在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流动推迟了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关闭得更晚,实现了人口红利的空间补偿,最大化地提升了人口红利的综合经济效率。而东部地区人口质量红利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进程较中西部地区也依然处于领先水平。与此同时,文章也关注到东部地区吸收的人口红利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则是一种人口红利的流失,使得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受到挤兑,扩大了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基于这一现实状况,秉持着效率和公平兼具的发展观念,文章认为应通过强化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跨区域补偿机制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

西方印度因人口红利将超越中国说,无限夸大老龄化问题,将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最终变成了人口红利。文章评论这一思潮依据的若干西方研究,分析得出中国经济增长27%由人口红利贡献的国内研究存在严重瑕疵。分析指出,因未富先老中国老龄化效应必远弱于西方。迄今西方老龄化与增生失业而非劳动力短缺相伴随,这是经济转型期我国应真正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文章认为从多方面看,随经济规模扩大,我国人口问题滞后效应明显进入充分展现期,人口政策如转向鼓励增加人口,将会是一次重大失误。     

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从人口红利的视角对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从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专业设置、就业理念等不同层面揭示出产生就业难与用工荒的影响因素,提出社会层面要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国家层面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学校层面进行专业调整、学生方面则要进行观念调整等多种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可有效解决就业难与用工荒的问题,而且还可因制度变革获得内涵式人口红利,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     

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文献述评及思考

本文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将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而第二种观点持相反意见,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我国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从不同视角认识这些争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刘易斯转折点,应对日益严峻的民工荒现象,更好地利用和兑现人口红利以及做好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准备,实现我国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协调转型。     

刘易斯拐点时代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研究

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市民化遏阻的制度壁垒下,我国正在步入刘易斯拐点阶段。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的获取越来越难,人工成本持续攀升,对经济发展速度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渐失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倒逼效应。劳动力供给特别是农村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缺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技能和意愿,离农、去农现象严重。因此,尽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全局有着重大意义。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基于边际生产力的实证检验

论文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东部省份作为二元经济理论中工业部门的代表，在运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资本存量估计的基础上，应用边际生产力分析法，对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工业部门2010年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较2000有显著提高，推断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超越刘易斯拐点，这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除影响经济增长和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外，还会影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因此，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出生率和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是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瓶颈的必要举措。     

云南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收获研究

该文首先分析了云南人口机会窗口的特征和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潜在机遇,第二部分指出由于劳动就业压力、资本市场不健全和老龄化问题突出等阻碍着我们获取人口红利,最后对收获人口红利的支撑体系进行了简要探讨。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援引国际经验,把人口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源泉,或人口红利;论证了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由此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     

从“人口红利”消逝的预警谈我国的人口政策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存在着对经济发展极为有利的“人口红利”时期。本文从分析我国“人口红利”消逝的预警入手，分析了我国人口结构面临迅速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并追溯了计划生育这一影响我国人口结构的政策原因，认为对传统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为目的的人口政策的调整应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