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与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基于浙北农村调查的分析

农村日常生活在人际关系、婚恋情感、生活消费、日常闲暇、居住空间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呈现出区隔化状态.仪式性人情中的阶层剥削、婚姻缔结中的阶层位置维系、村庄闲暇中的阶层表征、公共文化参与中的阶层位置展示、生活空间配置中的阶层固化、社会群体意识中的阶层认知是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的实质.农村工业化历程中逐步产生的资本区隔、权力区隔以及两者“结盟”之后生成的阶层流动阻隔之网是日常生活区隔化的缘由.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既是农民阶层分化的表现,又构成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的社会机制.随着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不断固化,阶层流动渠道被阻断,村庄社会秩序将由于“结构紧张”而趋于紊乱.     

富人治村的类型与机制研究

富人治村在目前已是普遍现象,可以分为经营致富型、资源垄断型、项目分肥型、回馈家乡型等四种类型。前三种类型具有典型性,有着不同的具体机制。经营致富型富人治村隐含政治排斥,富人通过塑造“不用家财补贴集体就没有参政资格”的政治氛围,使普通村民丧失被选举为村干部的机会;资源垄断型富人治村依赖派性结盟,富人通过与“混混”势力联合,垄断村庄公共事务,以暴力威胁使村民噤声;项目分肥型富人治村导致精英俘获,富人通过社会关系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项目投入,从而获得村庄公共事务的支配权,使村民被动或主动地远离村务。不同类型的富人治村都产生了负面效果,削弱了村级民主,破坏了民主的外部环境,因此需要反思相关政策措施和话语。     

微观公共领域与中国社区自治实践

微观公共领域与宏观公共领域的分野为公共领域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理论对现实更具解释力。微观公共领域通过强调参与主体互通信息,强调公共责任和有效治理,强调政治教育和培养政府官员、市民的公民道德、政治技巧与政治责任,来解决微观层面的政治争论,以此推动宏观公共领域的发展。微观公共领域的存在使得即使在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基层社区中,广泛的社会大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成为可能;通过微观公共领域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可以制定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决策,并能为国家公权争取某种合法性,进而减少民众对于公共决策的不理解。强调微观公共领域的特征和功能对于指导我国的社区建设,乃至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性探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农村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湖北省长阳县农村调查小结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 农民自发地组织了村民委员会这样一种顺 应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以实施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而村委会建立的基础就是有全体村民参与的基层组织选举。妇女作为农村社会的“半边天”,同样需要充分尊重和行使选举权利,并履行选举义务。同时,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情况也是衡量我国妇女地位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因此,如实了解农村妇女在新时期村民自治中的参与情况及其制约因素,以针对性地采取积极措施,将会有利于提高农村妇女的政治素质,促进妇女参与基层组织建设和村民自治,从而进一步地推动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     

日常的非日常化与非日常的日常化

从文化哲学角度看，日常生活是个体生活实践，是人的本真存在的自在自发的存在方式和对象化形式，是人类存在之“根”。日常生活有四个基本层次：日常生存世界、日常交往世界、日常组织世界和日常观念世界。非日常生活指人的社会生活实践，是人的自为自觉的超越性的存在方式和对象化形式，是人类存在之“叶”。非日常生活也分四个基本层次：非日常生存世界、非日常交往世界、非日常组织世界和非日常观念世界。日常的非日常化即日常生活的自觉化；而非日常的日常化指非日常生活的人道化。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对立统一，即日常的非日常化与非日常的日常化是日常生活批判与重建的目标。日常的非日常化与非日常的日常化在现实文化层面表现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立冲突。     

日常生活转型与公共伦理意识

日常生活转型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必须经历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重建过程”。文章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视域出发,对日常生活转型引发的伦理类型建构尤其是它开启的公共伦理意识之构成性问题试作一初步的探讨。文章认为,剖析日常生活转型的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三维界面可以为我们透视“公共伦理的问题意识”提供向导。从中可以分析出由日常到非日常或由日常到类的日常生活转型境域中人的新型伦理生长：它以公域和私域的明确区分为前提。由于传统日常生活公私不分,因此社会生活缺乏一个真正独立的公共领域,日常生活转型既独立了私人生活也独立了公共生活,因而在现代化（社会进程）、现代性（质态）和现代主义（思想意识）三个层面引发了以公正秩序、公平质态和公义理念为核心的公共伦理意识的出现     

“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

社会弱者并不必然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弱势地位,有时甚至拥有优势。在评述和借鉴农民维权抗争,特别是体现为“弱者的武器”的日常抵抗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农民底层政治的自主性作为分析农民的维权抗争的基点,同时将关注焦点放在农民维权抗争的日常事件上,从而发现了农民的另一种底层抗争的政治机制——“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本研究论述了弱者所具有的隐性力量及以弱者身份作为武器进行抗争的作为,即回答了“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的问题,从而对学界以往对弱者的传统认识提出了修正。本文最后指出,“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的抗争机制的研究对于社会管理与发展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出现可喜局面，但是非制度性参与增多、家族势力活动频繁、农民文化水平低、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意识薄弱等问题影响着农民政治参与建设。因此，必须从经济、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着手保证农民切身利益的实现。     

从交往方式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条重要的途径是全面实现交往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建设农村物质文明必须实现农民经济交往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建设农村政治文明必须实现农民政治交往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必须实现农民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而全面实现农村交往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其根本内容和基本方法是扩大交往量、优化交往质,从而提高交往力,增强发展力。     

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辽宁大古村调查为例

当前,中国农民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农民的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观念转变上。本体性价值是指人生存的根本性意义;社会性价值是指人与人交往中的行为意义。与全国其他村庄一样,由于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冲击,辽宁省大古村农民的慎终追远、传宗接代等传统的本体性价值观已经被动摇,但"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道义观也受到"气人有、笑人无"等负面社会价值观的严峻挑战。随着农村社会流动的进一步增加,村庄的负面因素很可能破坏村庄的团结,致使村庄共同体解体,以至村庄呈现原子化状态。当然,农民价值观的失落也与政策失误,如丧葬政策的失误有关。因此,当下中国新农村建设要特别关注农民的精神生活,加强农民价值观建设;同时也要重视农村公共空间建设等问题,为搞好乡村治理提供正确的政策支持。     

村庄民主、村干部角色及其行为模式

对于中国乡村精英角色及其行为模式的讨论,一直是社会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尤其是在民主制度引入农村地区后,村干部的角色定位是否有所变化？在日常的治理过程中,其行为模式与角色定位是如何实现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需要以深入的个案调查为基础,而且也离不开严谨的实证分析。本文试图以6省的数据,来定量化地考察村庄民主对于村干部行为模式与角色定位的影响。实证模型结果显示,村庄民主的实行,可以促使村干部在日常治理过程中减少对于国家任务的关注,而增加对于社区事务的关注,从而使其角色定位更倾向于社区利益代言人。     

平等参与条件下女性的政治潜能:来自民主恳谈会的检验

女性参与公共决策的潜能如何?在平等的民主参与过程中,女性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知情是否不及男性?她们在参与政策审议中对决策意图与相关知识的理解是否不如男性?民主协商过程中,她们对原初偏好的反思与转移情况如何?通过温岭市泽国镇民主恳谈会的"控制性试验",将参与恳谈的两性代表的平等权利视为一种"还原的地位",根据恳谈会前后的问卷调查结果,通过与男性的比较,就上述问题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当女性与男性获得同等的政治参与条件时,无论是判断公共事务、选择公共政策、还是理解认同公共利益偏好,女性的能力并不低于男性,其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潜能与男性处于相当水平.     

西北农村妇女政治地位的现状考察与出路选择——以甘肃省中川村为例

农村妇女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村民自治的实践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在西北农村,"农业女性化"已成为西北农业生产最大的特色,妇女的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妇女的政治地位却与之大相径庭,不仅不利于农村妇女自身的解放和发展,而且也影响了村治民主化进程,影响到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建.改革开放以来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经济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在"男女不平等"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受政治文化生态的影响和制约,妇女的政治地位却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而且也与自己的家庭地位和经济地位不相符合.在农村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政治精英大部分都足男性,妇女的作用微不足道.为此,笔者持选择西北农村的一个典型农业村庄甘肃省临洮县YXJ镇中川村作为个案村对妇女的政治意识、政治参与和政治权益的法律和制度保障进行考察,发现西北农村妇女的政治地位呈现出政治参与与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息息相关、妇女在村治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化状态、妇女参与村务管理出现年龄断层等特点.为此,需要全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努力,全面、深度探求提高西北农村妇女政治地位的出路.     

派性村庄政治下的农民上访研究

派性村庄内的农民上访行动兼具个体意志与派性意志的双重特征。农民上访的个体意志使得个体的上访行动具备维护自身利益的内涵,而派性意志使得上访行动具备明显的政治斗争意图。在派性村庄政治下,农民上访变成了派性斗争的工具,国家权力则在上访行动中变成了派性斗争倚重的工具。通过农民上访和国家权力的干预,村庄派性之间的权力格局被重新塑造,同时国家权力也通过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塑造及上访活动的回应获得了合法性和权威性。村庄内的派性政治衍生了上访事件,同时也构建了上访事件的再生产机制。     

村庄善治：一种新型民主合作体制的建立

目前,我国村庄治理中面临着“两委矛盾”、村委与村民矛盾以及乡村矛盾的多重困境,从而使村庄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其主要原因是村庄治理中的体制不合理、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传统政治文化惯性与村民的公民意识欠缺。因此,发展草根组织,使村庄向理性公民社会靠拢,从而建立一种以草根组织为纽带的草根组织、村“两委”以及乡镇政权组织的民主合作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村治困境的解决,以期实现村庄善治。     

基于公民参与网络的公共精神重建的研究

公共精神是民主社会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美德,是一个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素质。长期以来我国是一个公共空间比较狭窄,公共精神比较缺乏的社会。公共精神的缺失将会影响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也会影响公民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形成。构建公民参与网络,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是当前社会治理的关键问题之一。     

试论社会发展与妇女参政

女性政治参与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民主政治组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从妇女参政的历史走向还是从社会与妇女参政的互为发展来看,推进中国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实效性,有利于促进女性的全面发展。     

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政治信任的培育

政治信任是中西方国家及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政治信任的生成同政治参与的程度、政治参与制度化以及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协商民主意味着公民平等地参与政治过程,在实质性的程序和制度框架制约下,秉持理性、包容和相互尊重的公民精神,通过公共协商实现偏好的转变,达成共识,从而赋予立法、决策合法性。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乐观地认为,协商民主能够增强民众对政策的认同和对政府的信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协商民主自身的局限,它对政治信任的生成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结社组织的角色与功能:公民与国家的中介

在国家本位的观点下,国家对于个别公民或团体的特殊需要反应迟钝或力不从心会造就公民的消极与被动;这拉开了政治权力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缺少其他社会组织关系的同时,也会造成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疏远。作为一个中介性的机制,结社组织提供了个人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国家决策的渠道。人们既可以在结社团体中找到情感上的认同,也通过这些团体传达、争取其个人的权益;而且个人在结社活动的过程中,通过参与和学习,能够培养其作为公民的公共精神。通过结社组织,个人发挥了他的自主性,学习到民主生活的基本品德,而社会则同时获得了内在的凝聚力,不至于因为私人利益的竞争而分裂。     

协商式民意调查: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设计

协商式民意调查是调和政治平等与协商、落实协商民主理念的最基本的一种制度设计.依照严格的程序,协商式民意调查不但有助于民意的探究和改善公共决策的品质,而且通过公开协商的环节,普通公民也会逐渐提升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养成参与的美德、提高参与的能力和厘清对政策的认识.作为一种有效的公民参与形式,协商式民意调查对中国扩大公共参与、拓宽民意渠道和完善民主决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