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形成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本文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对回族的形成进行了分析,提出回族的形成过程是基于共享的“既定资赋”,即以Ummah为民族文化范式,在汉文化的宏观语境下,在与不同族群交往、对比以及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互动和重构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民族。     

传播学视域中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想象——以文本《回族民间故事选》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出发,围绕文本《回族民间故事选》,梳理回族民间故事传播形式由口口相传到文本传播的转变,探讨文本作为有效的媒介之于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作用。重点从民族归属感、民族态度、民族社会参与以及民族的文化实践活动四个方面来具体分析民族认同的最高形态是国家认同。     

回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西安地区部分高校的调查

研究采用对西安地区部分高校386名回族大学生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回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的状况,探讨了回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回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状况较好,他们对本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有着较高的认同,本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中华民族认同高于本民族认同;人口学背景变量并不是民族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家庭教育、学校环境、同辈群体是影响回族大学生本民族认同的主要因素;学校环境、同辈群体、国家政策是影响回族大学生中华民族认同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好地发展回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的政策建议。     

建构家族意识 拯救民族认同——刍议南方回族谱牒中的文化认同

本文试图从回族家谱具体内容来探讨南方回族在历史上对民族文化认同的重构。指出南方回族谱牒是特定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克服认同危机而所作的积极应对的手段,是回族社会内部进行自觉文化认同重构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南方回族在宗教认同淡化前提下文化认同重构的一种转换和替代。这种历史实践隐含着南方回族发展的一个历史特点,即家族意识的构建和延续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南方回族的民族认同。     

回族家谱的三个维度:族源、族规与人伦——以云南昭通回族谱牒为例

本文以云南昭通回族为例,从族源、族规、人伦三个维度出发,对回族家谱进行解读。文章认为,族源、族规、人伦是回族家谱的核心要素,是确定家族边界的基本尺度,更是回族家族共同体认同的标志。从族谱中,我们领悟到家族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这三者之间的同构关系。     

试论回族文化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良性互动

回族文化是站在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相互吸纳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在这一独特的文化背景下 ,建构起了自己将世俗文化与神圣信仰文化有机结合的亚文化体系 ,其神圣性与世俗性相应产生了一系列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对诸如回族的形成 ,回族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气质的塑造 ,对回族道德建设 ,以及回族文化在与多种文化和文明融合对话的互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态势 ,都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探讨和研究回族文化的“二重性” ,对于更深地理解回族文化 ,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试论宁夏回族面对的族际关系的多样性和应对性

回族因在中国的广泛分布而决定了与其他的广泛接触,在接触过程中有许多因素会对民族关系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对宁夏回族发展过程中与国家政权、汉族文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接触以及民族内部不同区域、不同教派群体相处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和谐相处的建议和对策--包括提高民族素质、增强公民意识;树立待人如己,互相尊重的文化态度;坚持理性信仰、求同存异的精神等.     

边境线上的认同与国家在场——以西双版纳勐腊县的田野调查为例

本文通过对中国南疆西双版纳勐腊县的田野调查,试图了解当下云南边境地区国家在场面临的困境以及这一困境对其自身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影响.通过分析困境产生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从而推演出这一地区少数民族基于自身血缘和地缘关系所形成的认同场域,与国家实体边界所界定的在边境空间应具有的认同场域难以吻合,并且边境线之于边民的政治性意义与边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亦难以统合.边境线在强调维系国家认同的同时,割裂了民族认同的维系,从而出现非法跨境以及国家的暂时退场.     

碑刻文献所见回族历史上的国家认同

碑刻文献是体现回族社会思想意识的重要载体。文章通过三类有代表性的碑刻文献,对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进行梳理,以实例举证的方式从认同国家政治制度、遵从与恪守国家法律、认同国家发展道路三个重要维度来考量回族根深蒂固的国家认同,由此展现自古以来回族的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传统,及其对新时代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实意义。     

乡村维吾尔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研究——基于新疆莎车县T乡的实地调查

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的研究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观点各不相同。本研究基于对南疆莎车县维吾尔族村落的实地调查,细致梳理了当地村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现状,以及他们对两者关系的认知,最终得出结论:当地人的国家意识受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国家的宣传和教育,另一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国家政策。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基本框架下,无论是宣传教育,还是落实国家政策,都充分考虑到当地人的民族身份。当地人在接受这些政策措施的过程中会增强自身的民族认同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弱化国家认同。因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具体措施本身就体现了国家意志,所以当地人民族认同感的加强,实际上是对国家认同增强的体现。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于人们对于自身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上,二者并不冲突。     

世界体系和民族关系:解读现代民族问题的一个视角

民族之间的交往行为在其所处的历史体系中发生 ,并从这个体系获得本质内涵。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现代世界体系对现代民族关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由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法律制度所决定的各民族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文化权利 ,是现代民族关系的本质。建立在排斥性认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制度及政策实践与现代国家多民族社会构成之间的矛盾 ,是现代国家内部各种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理论和实践渊薮。改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 ,必须从改造民族国家观念制度、重建政治共同体认同标准入手 ,其本身就是改造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内容     

青海回族"花儿"的爱情观赏析

作为口承语言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花儿”是青海各个地区的回族人民共同创造、共同享用的一种精神、生活文化 ,也是他们喜怒哀乐、爱情观、审美价值观等的真情表白。它具有深厚的艺术性 ,广泛的群众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青海回族“花儿”的描述 ,对他们的爱情观作一粗浅的表述 ,以期为今后的“花儿”研究奉献微薄的力量     

政治多元化与港澳台族群的和平跨居--全球化背景下的华南经济圈研究之三

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族群的政治认同因此具有层次性。香港、澳门回归前后,当地族群的国家认同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他们国籍选择上,国籍选定成为港澳居民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要标志。尽管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族属认同的边界有所相同,但在国家整体利益高于族群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三者的关系又比较紧密。在香港、澳门《基本法》及“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原则下,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趋于合一。海峡两岸目前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在国家的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前提下,两岸的政治对话应该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国家认同”。在“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框架内,台湾族群可以与港澳地区在相似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也可以与大陆人民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港澳台三地之间的族群“和平跨居”,“跨越”的是“国家认同”(中国)下的不同行政地域边界;港澳台与大陆之间的“和平跨居”,“跨越”的是不同的行政地域边界和社会制度边界;而港澳台地区国内族群与国外族群的“和平跨居”,“跨越”的则是不同的国家疆界。港澳台地区的族群的“和平跨居”,将在全球经济交往和族群关系互动中得以实现。     

“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视阈下和谐民族关系实现途径探讨

本文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视阈,论述了和谐民族关系的必要性与实现途径,要旨在于说明：古往今来,我国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始终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当前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关键所在;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不仅是对中华各民族关系之历史与现状的精辟的理论概括和真实写照,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做好民族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亦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群体遗传的DNA线索看东乡族族源问题

DNA分析技术的发展为进行民族识别和分析民族起源、迁徙、流动、融合提供了新手段。本文在国内外首次应用D13S317基因座第 11号等位基因频率指标 ,计算了东乡族群体遗传动态数据。结果发现 ,东乡族和回族遗传距离很近 ,且东乡族中具有白种人血缘混杂。结合其他有关资料 ,我们认为东乡族的起源与元代蒙古军带来的中亚工匠、签军有关 ,亦与当地蒙古族、回族、藏族人群的融合有关。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民族研究提供群体遗传方面的线索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关系和谐的实证研究——基于云南藏区的问卷调查

本文以问卷调查采集的数据为依据,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云南藏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落实情况与民族关系作了相关考察。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现程度与民族关系的和谐呈显著正相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相悖,国家认同高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寓于国家认同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当代中国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并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升华。     

中国古代和亲与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

各民族经济相互依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具有各民族经济互补、经济互动与共同繁荣等意涵。和亲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形式,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各民族经济互补是和亲的内在动力,双方都希望通过和亲建立稳定的经济联系,满足经济需求。历代和亲活动加强了朝贡与互市贸易,推动了不同民族的物品流通和人员流动,形成了经济交流网络,畅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互动。历代和亲有助于各民族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有助于各区域共同发展,有助于中华民族物质财富的总体提升。各民族以和亲促发展的历程,为多民族中国地区间、民族间的相互协作提供了历史经验,为各民族形成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贡献了智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从族群认同走向民族认同——20世纪中后期广西的民族识别研究之三

本文认为,族群是偏重于文化特征的概念,民族是偏重于政治的概念。广西历史上就已经形成了12个各自具有共同历史来源、文化上各具特点并内部认同的族群,经过民族识别,这些族群被确定为民族,使他们从族群认同走向民族认同。但是,这种民族认同是建立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之上的。     

文明对话与族际和谐

我国的国情与西欧单一民族国家不同,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有着多元文化的国家,各民族既认同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又保留着各自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形成了在认同中容多样、在多样中求认同的格局。这就要求在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以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穆斯林文化独具特色,个性鲜明,更需要与各民族文化特别是华夏文化交流与沟通,从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境界,为实现建立现代化强国的共同目标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