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责任归因中的自主性问题

道德责任一直是伦理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传统或经典的道德责任理论将当事人的道德责任奠基于入的自主性概念之上,"自主性"由此成为道德责任问题的核心概念."弗兰克福特式的案例"企图挑战这一经典理论,虽不成功,但却富有意义地引发了"道德运气"在道德责任中的地位问题.然而,"道德运气"最终依然需要借助道德自主性才能成为一个实质性的道德概念.     

康德关于先验方法确立道德原则合理性的确证

康德主张采用先验方法来确立道德原则.他认为,道德原则就是使意志成为善良所必须具备的最终条件--意志由道德规律所决定,善良意志就表现为自觉地选择和主动地服从道德规律的行为即"出于责任"的行为.如果道德规律是先天的,道德原则就必须先天地确立.康德通过道德规律的普遍性阐明道德规律概念及其表现--责任概念具有先天性,以此说明在理性中寻找道德规律的必要性;康德又通过自由概念证明了理性中存在道德规律、通过把伦理学划分为经验部分和先天部分来说明能够先天地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寻找道德规律,以此说明先天地确立道德原则的可能性.康德以先验的方法确立道德原则虽然有局限性,但这种方法使道德可能成为艰难曲折中的人类实现人是目的本身的文化资源.     

伯纳德·威廉姆斯:道德运气及其问题

威廉姆斯基于道德运气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批评:其一,功利主义将人们的道德思维视为一种后果主义的计算,以"福利最大化"原则评价道德,这样一来,人们必然对道德经验产生误解;其二,康德把理性看作人的本性,试图从"理性存在者"的概念推演出整个道德体系,这样必然忽略人的价值异质性。尽管威廉姆斯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批评有可取之处,但道德运气自身却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它不能有效地解决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第二,如果说道德责任能够通过道德情境与道德感知得到合理的解释,那么道德运气是否存在确实值得怀疑。     

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批判哲学基础

"道德形而上学"是康德伦理学体系独具特色的核心观念,它缘起于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代表着康德对形而上学"实践论"而非"知识论"存在范式转换的全新理解.总体上看,"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一个"纯粹实践理性的概念和原理体系",其系统化的理论建设包含两个重要方面:其一,以纯粹理性为伦理道德奠基,确立和阐明道德实践原理的最高原则;其...     

自由意志视角下的道德运气问题——析托马斯·内格尔的道德运气论

威廉斯提出了道德运气的问题后,内格尔把这个问题与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关系结合起来考察,不仅深化了讨论的视野,而且阐述了某些与威廉斯不同的新颖立论。不过,由于他依然坚持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同时对运气概念的理解也存在模糊泛化的缺陷,结果导致他的立论同样存在一些严重的漏洞,一方面主张运气能够改变行为在道德上的是非定性,另一方面认为道德责任如同自由意志的问题一样是无法解决的。其实,从自由意志和道德运气发挥效应的内在机制来看,任何运气无论好坏,都只能影响到行为在道德上是非定性的轻重程度,却不足以改变行为在道德上的是非定性本身,也不足以取消主体对于受到运气影响的行为后果理应承担的道德责任。     

“道德运气”存在吗?——基于一份实验哲学报告的研究

"道德运气"是与道德事件相关的、超出行动者认知和控制的因素。笔者所做的实验报告以"懒惰的约翰"为基础,考察"道德运气"的构成、特征,以及与"道德事件"的相互关系,构造"约翰没有救人"(A)、"约翰没有救人且鲨鱼存在"(B)和"约翰没有救人且鲨鱼存在,但鲨鱼并不吃人"(C)等三种情境,进行总量为218个被试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实证结果在定性的层面肯定"懈怠的责任"之存在,在定量的层面否定原来"责任的大小"与"懈怠的程度"之间线性的关系。对比公众在判断三种情境中约翰所需负责任的大小,可以看出,(1)道德事实总是具体的,不存在"A—A’—A’’……—An’"这样的道德事件序列,只存在"A—B—C—……—N"这样的道德事件序列;(2)"道德运气"并不独立存在,而是以一种"预置"的方式介入道德事件,道德运气与道德事件密不可分。     

论生命科学技术对道德责任的挑战与拓展

生命科学技术在推动伦理学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道德责任难题,即传统的道德责任概念已不能完全解释生命科学技术行为及其后果.这一难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由谁负责"、"为谁负责"、"如何确定行为的责任领域"等道德责任方面.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必须对传统的道德责任概念进行拓展,即由"我"的责任拓展为"我们"的责任,由对"现在"的责任拓展为对"未来"的责任.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发挥道德贲任意识对生命科技行为的规范和制约功能,使生命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同时,团结人类整体力量共同应对生命科学技术带来的不良后果和社会风险.     

康德论道德与法的关系

本文从追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源流而引出康德对传统自然法概念的改造,即从"自然法则"转移到"自然法权"(自然权利),使之从一种外在束缚的法规引申为一种内在自由的自身立法(自律),从而归结到道德上来.康德把外在法律视为引向内在道德的一个桥梁,并在其中运用了第三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的原理,使自然法则成为道德法则的一个"模型"(Typus),把传统道德建立于法律之上的模式颠倒为将法律建立于道德之上的模式,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这一革命仍然不彻底.     

康德与孔子道德形而上学比较

康德和孔子是东西方杰出的哲学家，而道德形而上学都是他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两人都是道德自律论者，在个人的层面上反对道德幸福论。当面对德福的“二律背反”时，康德引进了“上帝”等三个公设予以说明和保证，而孔子引进了“天”的概念，恰恰也就形成或代表了中西文化两种不同的超越途径康德所代表的是以“上帝”为解救自我的外在超越(超绝)之路，而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却是天人相贯、自我解救的内在超越途径。     

在认知主义传统内的现代道德整合——论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

康德道德认知主义的经典结论是道德之外没有道德动机,而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却赋予民族-宗教生活传统以道德动机的地位。不过,道德之外的道德动机概念的引入并没有动摇理性的自由认知对道德形成过程的决定作用,并没有破坏道德认知主义的基本原则,相反,感性的道德动机重新被理性的道德认知所整合。因此,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是对康德道德认知主义的修正和深化,而不是对后者的放弃。     

王阳明与康德的道德自律路径探析

王阳明与康德各自以"致良知"和"意志自由"为拱顶石建立起了道德学说,并由此成为中西方传统文化中道德哲学领域难以逾越的丰碑。在康德的道德自律概念中,道德法则作为纯粹理性的一个不容置喙的事实已使自由意志的实在性得到了确证,从而实践理性就在自由的领域之内引导着自我,达到了自由即自律的立法原则。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同样蕴含了道德自律的理念内涵,"良知"作为"心之本体"的基本规定就是"自家底准则",即"良知"自能辨别是非、评判善恶以至于作出祛恶扬善的价值选择。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对功利主义原则的“求助”及其实质论析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通过对"幸福"概念的批判,否定了以获得幸福为目的的功利主义思想确立的道德准则及其确立根据,并强调了基于义务论立场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但诸多伦理学家却认为,康德在论述其道德形而上学过程中是借助了功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他们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义务论立场提出了质疑,并由此为康德所否定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合理性进行辩护。通过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分析,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一种误解。康德尽管并不排斥幸福,但却坚定地反对将幸福作为道德的根据。康德是将道德准则建立在理性存在者的自由意志基础之上的。我们认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是义务论的,是义务论中最具典型性的道德哲学。     

道德普遍性的先验论证与经验确证——哈贝马斯的一个独特视角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采纳了一种明显的道德发展进步观念,这一观念直接取自认知发展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图式.同时,哈贝马斯用自己的交往资质的发展概念来批判改铸科尔伯格的理论,从经验角度证明了其承继于康德的道德普遍主义.如此,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之间便建立起一致性,从而既坚持了道德普遍主义,又避免了形式化的以知识为表征的道德判断流于虚无境地.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本——以德福观为视角

西方伦理学史上对道德形而上学多有论述，并成为康德伦理学的理论资源。以德福观为视角探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需要明确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是纯粹形式的，道德与幸福一致是康德伦理学的理论旨归，而德福一致的至善则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最终完成。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具有一定理想性，但仍具很强的现实意义。     

论道德管理

道德管理概念的恰当界定,有赖于对"道德"与"管理"两个概念的本质涵义的正确把握。道德管理是通过对组织资源和组织成员的工作进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制定组织希望达到的道德目标,并尽可能以好的效果和高的效率实现组织道德目标的过程。无论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还是追求企业利益,客观上都要求企业认真对待道德问题。而企业道德与管理息息相关,因此,对企业而言,道德管理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可以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四个方面构建企业道德管理的框架体系,其内容包括:企业道德层次定位,选择企业道德管理策略,制订企业伦理规范,进行决策的伦理分析;设置必要的部门和岗位,在人员招聘和任用时注重道德素质的考察,开展伦理培训;管理者以身作则,开展道德测评,实行伦理控制等。     

周敦颐道德形上学之建构——兼与康德道德形上学比较

周敦颐与康德都有建构道德形上学的学术致思及其努力。但是由于各自学术致思的路径及所依持的学术资源特别是文化传统不同,周敦颐建立起了自己的"道德的形上学",康德却由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出发走向了"道德神学"。或者说周敦颐建构起了一个"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而康德建构起来的其实是一个以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来保障绝对命令之普遍必然性的道德信仰论。周敦颐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是其"独契道妙"和深体《中庸》以"诚"言天道、人道,《周易》合天地论大化之真几奥义有机结合的学理确证。并通过诚之源、诚之立、诚之正、诚之用和诚之位五位一体的论证实现其精神建构。周敦颐以诚为本道德本体论的建构有着"破千年之晦塞,发义理之奥蕴",和为儒家德性主义伦理学提供道德形上学基础以及光大孔孟儒学的深远意义。     

同情与意志形而上学——叔本华关于道德基础的思想

叔本华对康德关于道德基础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性考察,认为康德摧毁了道德的神学基础,但康德为道德提供的基础却是一个"软垫"。在叔本华看来,同情是道德的经验基础,但道德更需要一个形上基础。叔本华以身体为中介,以生命意志为本体,为道德架构了一个意志形而上学基础。     

激进意志论与道德责任的基础——与苏德超商榷

近来,以聂敏里、黄裕生为代表的激进意志论者,和以苏德超为代表的无意志论者之间,就意志概念的合法性产生了一场争论。前者认为,意志概念是说明道德责任基础的必要条件;后者则对此进行否认,指出了激进意志论面临的一系列困难——缺乏经验证据、导致无穷后退、陷入神秘主义等,并给出一个"无意志"的道德责任理论。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激进意志论可以妥善地应对这些批评;另一方面,由于"无意志"的道德责任理论无法妥善地处理应受性问题,且缺乏由意志所代表的"发动"概念,因而最终无法妥善地为道德责任奠基。     

主体自由:康德道德法则的价值底蕴

康德将人视作最高目的,将自由归王为人的本质存在状态,不仅秉承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且还在明确区分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的前提下,进一步将人的价值尊严牢固树立在实践理性原则的基础之上.康德认为.在自然界中,"全部现象都以自然律为基础",即自然法则作为一种必然的外在律令使人始终处于一种受支配的非自由状态;而在实践领域,人却可以自觉遵循理性自身的法则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获致普遍的道德意义,最终实现人的本质自由存在.如果说自然法则体现的是以"是"为系词的叙述方式,那么道德法则却是以"应该"联结起来的定言命令.康德一方面强调人的理性存在,倡导理性自觉和自律,凸显人的自由本质,另一方面又对人的理性存在的有限性保持高度的关注,要求对个人任性予以强制约束和他律.正是由于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这种辨证理解,使得康德的权利哲学在以普遍的道德法则为前提,强调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和权利自由实现的外在强制性时,不仅没有损减人的自由尊严,反而更加深刻地确证了人的目的主体性.     

儒家道德本源论辨析

虽然古代儒家没有明确提出道德规范等概念,但是义概念体现了与道德规范等概念较为接近的内涵和观念,义的本源便是古代儒家道德原理与道德规范的本源。古代儒家关于道德的本源理论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传统,即以孟子为代表的性本论传统和以荀子为代表的教化论传统。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传统在宋明时期得到了统一,并形成了新型的儒家道德本源论。这一本源论的理论框架是体用论,理学家将存在分为体用,认为德性是体,教化是用。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说,道德本源于德性;从形而下的经验来说,教化则是道德的本源。德性与教化分别构成了儒家道德的本源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