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与启蒙理念之逻辑关联反思

中西方关于"启蒙"的内涵,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西文语境中的"启蒙",其原初涵义为康德所说的"对于自身的反思",是一种"自身/自身"的对话结构;汉语语境中的"启蒙", 沿袭儒家的"教化"理路,由"圣人"向"不知者"传达其"所知",是一种"自身/他者"的对话结构.现代中国文学的启蒙运动表现为"逆向双轨"的模式,但却缺乏鲁迅那种"自审"式的觉醒.文学的新启蒙主义注重带有原创特征的"内发性"资源,呼唤真正具有精神追问的、有思想深度的、风格独特的、不可归类的"创造型"作家与作品.     

美育在当代的困境及其策略选择

当代中国迅速而剧烈的文化发展和历史变革使审美教育领域的矛盾冲突变得异常尖锐和激烈．主要表现在手段与目的、立美与审美、表现与表演的冲突等方面．传统的教化美育和启蒙美育要解决由其自身带来的这种危机和困境已不可能．建立一种与教化美育、启蒙美育相对立的解放美育．已属当务之急。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中的启蒙人类学

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是启蒙时代重要的哲学人类学文献。在其中,赫尔德通过批驳苏斯米希、孔狄亚克和卢梭的语言起源论,阐明了自己建立在"思虑"和"听觉"等关键概念之上的人类自然状态论。基于这种感性的语言起源论,赫尔德判定,人类从原始状态到文明状态的过渡是一种自然的发展,一种"自我教育"的现代观念也能够在此获得人类学上的逻辑奠基。赫尔德的这种学说是一种典型的启蒙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哲学研究必须超越的几个基本哲学观念

生态哲学不是"一般哲学"的具体应用,而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一种新哲学。西方现代发展观和进步观是一种"反自然"的发展观和进步观,人类需要"第二次启蒙"。西方传统人道主义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类需要第二次"人的发现",以"新人道主义"取代传统的旧人道主义。     

教化之普遍必然性意义及其转向:康德、黑格尔、伽达默尔和罗蒂

从词源学的意义上来讲,Bildung概念具有普遍、一般的意义。作为一种教化哲学,康德哲学以寻求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为其目标。黑格尔深受康德影响,他的精神哲学也追求普遍必然性。然而,康德的教化是指向绝对命令的,黑格尔的教化指向绝对精神。在黑格尔那里,主客观精神相互异化,绝对精神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完全统一。正是在主客观精神的相互异化中,绝对精神完成了教化。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他们的教化都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伽达默尔使教化超出了方法论概念所设置的界限。虽然伽达默尔的教化深受黑格尔影响,但实际上,伽达默尔在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基础上,沿着海德格尔开辟的本体诠释路径,使教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在此基础上,罗蒂将哲学划分为系统哲学与教化哲学。在他看来,伽达默尔以前的哲学是系统哲学,真正的教化哲学不必承认真理的存在,也不以追求普遍必然性为目标,"谈话"才是哲学发展的方式。这实际上反映出,自海德格尔以来,在哲学研究对象中"人"主体性地位的提升。     

论教化的三大原理

中国和西方的"教化"思想源远流长,其关注的焦点是人类内在精神的整体生长,它们含义的相通之处就在于,教化是把人从自然的个别性状态提升到普遍状态,同时,教化的结果不是获得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准确的和有可公度性的知识,而是获得一种普遍性的精神素质.所以,"教化"在精神科学中是一个相当关键的概念.任何一种有效的教化都将遵循"人化"与"化人"相统一、对异在物的同化与疏离互成、精神塑造中的情理互渗的三大原理.     

论“Bildung”在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地位

Bildung即教化概念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通过对教化的概念分析,可知教化的一般本质就在于使人类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以及伽达默尔将教化区分为实践的教化与理论的教化。教化概念其实可以看作是《真理与方法》乃至伽达默尔的整个解释学的开端。     

从尼采的"治疗哲学"到罗蒂的"教化哲学"--20世纪西方哲学观念的嬗变及其意义

尼采认为,哲学作为文化医生,是健康向上的生命力的产物,它在精神上最接近于艺术,即只是对世界进行拟人化叙述的隐喻,哲学不应该把科学神化,把知识神化.罗蒂把他的新哲学文化称为"教化哲学",是一种"无镜的哲学".这样一种"教化哲学"在实质上是同尼采的"治疗哲学"相通的.罗蒂和尼采一样把哲学视为一种隐喻,并反对把哲学当作科学的实证主义倾向.这是一种反柏拉图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的哲学观.从尼采到罗蒂的20世纪哲学观念的嬗变表明,哲学正从观念世界走进生活世界.     

生命的身心一体及其通达之途——心理的“正念疗法”的哲学启示

源自亚洲古老的正念禅修的心理的"正念疗法"在今天的隆重推出,既是人类心理治疗领域的一场根本变革,又为我们自身生命的哲学思考提供了难得的理论启示。它不仅使我们对自身生命的把握从唯心主义一统回归于身心一体,不仅使我们重新认识到生命意向的"意"作为身心之桥梁的中枢性地位,还使我们在其之于"意"的训练的强调中,再次发现了为今天西方生命哲学所忽略的生命之"修行"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同时,由于把身心一体更多理解为一种个体式的身心一体,其又导致了"正念疗法"之于心理的"社会治疗"方面的罔视和缺失。因此,这意味着,一种更为健全的人类心理治疗理论的确立,除了有赖于禅宗禅修精神的深入发掘外,还必须把那种在礼乐教化名下的儒家互主体式的"修身"思想同样纳入自己的理论视域。     

麦金太尔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比较

麦金太尔将马克思"实践哲学"作为启蒙思想的直接继承者,而自身则沿袭着启蒙批判的历史传统,企图回到"个体目的论"与"生活目的论"相统一的古典实践哲学传统,这一理论路径根本不同于马克思从"生活世界"向"实践主体"生成的实践哲学.而二者截然不同的理论气质,可区分为后现代的历史主义的"道德理解"和(反)现代的"生存实践"存在.     

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几点反思

“启蒙辩证法”构成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核心内容,尽管有其深刻与独到之处,但他们把对理性的局限性的批判变成了对理性的绝对批判。对启蒙的批判早在启蒙时代即已开始,哈曼与雅各比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的怀疑所显出来的思想深度并不亚于“启蒙辩证法”; 启蒙理性并不完全等于神话,它还具有“综合—分析”的方法论优势,这种优势导致霍布斯与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主义;启蒙理性也并不必然导致工具理性,对工具理性背后的科学主义、资本主义工商逻辑的批判如果依托一个混沌不明的价值立场,将无法预言与建构未来。     

新启蒙主义思潮的演进轨迹

文革结束后,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被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重新拾起.20世纪80年代初的启蒙主义与国家意识形态有合谋的倾向,因此,一些学者倾向于把1984年后的启蒙主义称为新启蒙主义.加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潜在性格.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启蒙主义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走向了分化,但是启蒙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和自我反恩的文化立场和话语方式,仍然具有存在的理由.     

何种理性:论对启蒙理性的两次定义

文章从启蒙时期的主要思想家入手,阐释了启蒙初期以休谟、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对于"理性"的相关理解,并通过分析后来的哲学家如伏尔秦、黑格尔等人对这一核心概念的接受与改造,试图以前后的对比,指出这段思想史内部所发生的概念的扭曲及其所造成的对于人类社会的实质性影响。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浪漫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初期)并未客观地接受启蒙初期以康德为代表的对于"启蒙"的内涵与目的的理解,而是以其各自的时代精神追求着被其"重构"了的"启蒙"的理想,同时,在二者之间,又有颇多的理论承继的关系。最终,"启蒙"成为一种表面性的"行动",而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     

启蒙与我们自身——一种历史本体论的福柯构思

康德启蒙观无疑成为福柯晚期的重要哲学主题，也是他从现代性探索转向古希腊罗马思想讨论的一个理论契机。在康德的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福柯发现了“现在本体论”并对其加以丰富发展，进而提出“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努力建立“启蒙”与“我们自身”的内在关系。康德启蒙观具有奇特的“笛卡尔踪迹”，或者说，是笛卡尔哲学——旨在正确引导理性、寻找真理——的继续；启蒙的历史本体论明确指向“我们自身”，旨在认识其本质，“我们自身”这一概念在对启蒙的沉思中成为福柯考古学与系谱学的批判主题；启蒙的希望就是我们自身的希望，也意味着自由、独立、理性与现实。作为三维结构主体（知识主体、权力主体与伦理主体），我们自身处于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就是其存在方式的生成过程，也是其历史本体论的构思过程。     

大众传媒与中国启蒙文化：建构与解构

启蒙,作为中国近现代崛起的文化范式,实质是一种文化传播行为与过程,它的发展与大众传媒的进化息息相关.大众传媒与中国启蒙运动的关系经历了建构时代与解构时代的更迭.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行,大众媒介在对启蒙形成强大冲击的同时,也提供了难得的良机,它将迎来一个传媒英雄协同思想大师为主体、多向传播、多元共融的温和的启蒙新纪元     

论18世纪启蒙理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启蒙理性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创了新的思想道路;它赋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尤其是启蒙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批判力量,这既是它运用于各思想领域的批判武器,更是启蒙理性内在的动力.如此,卢梭、赫尔德、康德等都是对启蒙运动的真正"自我征服".正是这种自我批判能力拓展了启蒙思想家的视野,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真正价值所在.虽然启蒙理性主义早已成为消失了的历史背影,但那一时代所蕴涵的"独创力量",则至今令人着迷,也许这就是我们不断地回到启蒙时代的原因.     

理性缺位的总体性批判——论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评

哈贝马斯用“总体化”批判来概括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理性进行的反思,将其视作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极端化。总体化批判本应完成对启蒙的启蒙,但不幸的是,总体化批判不仅摧毁了批判的理性基础,使批判陷入尼采式虚无主义,而且将启蒙反思变成反启蒙,使其在自我指涉的反思中迷失方向。对于哈贝马斯的批评,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其缘由在于,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使用相同的概念,如“理性”、“启蒙”、“现代性”等,但却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而研究者出发点的差异又无意识地扩大了理解上的歧见,使得共识更难达成。     

道家文化与二十世纪国民性改造思潮

启蒙主义及其文学是把道家文化放在国民性改造的启蒙语境中来理解的 ,并按照启蒙的价值取向和时代要求来阐释道家文化。对待道家文化有三种方式 :选择性认识或误读 ;发掘它与现代文化的会通点并发挥其文化建设潜能 ;批判和否定道家文化。尽管对待道家文化的态度和方式不同 ,但目标却是一致的 :国民性改造和人的现代化。     

萧萐父先生的早期启蒙说——以《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为中心

萧萐父先生早期启蒙说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否曾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这一问题逻辑地蕴涵了四个层次的追问:第一,什么是"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第二,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第三,如果有,它"是什么"?第四,"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或"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萧先生的启蒙论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而他的回答对于我们思考"文化现代化"问题仍具有启示意义。     

朝鲜开化思想诠论——以稳健开化派为主的探索

朝鲜开化思想,是旨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资本主义改革思想,也是以反对腐败无能的封建主义、实现近代化为目的的近代启蒙思想的雏形。在改革的范围和速度以及是否要与国内外政治势力相结合的问题上,开化思想又分为激进开化思想和稳健开化思想。稳健开化思想以近代东道西器论为基本思想,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力主对内实现富国强兵,且对外实行均势外交,引进近代的文物制度,使落后的封建朝鲜逐渐发展成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实现近代朝鲜的民族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