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军阀战争与上海特别市的发端

上海在鸦片战争后被辟为通商口岸 ,因租界的设立而确立起特殊的地位。民国初年 ,上海丰厚的财力资源又成为各路军阀战争的直接动因 ,而 192 3年 10月到 192 5年的江浙军阀战争 ,皖、直、奉三系军阀混战 ,多次出兵 ,给上海地方带来的巨大破坏 ,引发了上海各界城市自治运动的兴起 ,他们谋求通过建立上海特别市 ,达到避免战争的目的 ,实现上海地方自治。经过斗争 ,于 192 7年形成了上海特别市的雏形 ,但由于军阀的本质及全国军阀割据的局面仍然存在 ,上海地方自治效果与其筹备时的初衷相去甚远。     

战争与近代上海闸北城区的变迁

闸北是近代上海20世纪初开始发展起来的一个华界城区.它长期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并在战争的打击下,城区的发展彻底逆转.战争在闸北的密集、频发,与其属于华界、密迩租界的区位特点有关.上海长期存在的华界、租界分立格局,导致战争影响在城市空间中的不平衡分布,从而影响了上海的城市形态.     

民间寺庙与近代上海区域城市化——以闸北太阳庙区域为例

中国传统的民间寺庙在步入近代以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开始参与城市空间的塑造。进入近代上海城市的大批移民往往都有偏爱的民间信仰，使得民间寺庙附近成为区域人群、社会活动、商业分布的集中区域，为城市化提供了必要的人口条件。伴随庙产的丢失以及周边道路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区域城市化的特征日渐完备。在社会活动的基础上形成公众对城市空间的认识和属性感知，促使寺庙名称由点空间最终转化为区域空间的代称。近代上海闸北太阳庙最初发挥传统寺庙对人群的集聚功能，随着以寺庙命名的消防站、公交站点设置、道路规划、资本进入带来的市政建设，最终转化为一个城市区域。     

上海早期股票市场的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中国文化问题

上世纪20年代初期，随着经济发展、拥有治外法权的外国租界的存在以及民族主义幻想与实际的革命经费的需要等综合性因素，在上海出现了中国人开设的早期股票交易所。上海近代股票市场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其投机性质十分明显。上海作为半殖民地和中西文化交汇处的特点决定了其股票市场和民族主义、中外文化、道德伦理冲突纠结在一起的发展特征。     

租界与近代上海房地产

近代上海租界是列强攫取并实施殖民管理的区域。上海租界初期随着人口的高速增加 ,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其中房地产的发展就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许多外国人或富有的华人在其发展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同时 ,这种房地产的发展也对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杭州拱宸桥日租界的几个问题

杭州拱宸桥日租界,是根据中日《马关条约》所设立的一个租界,也是日本在中国设立的租界中区域较小的一个。长期来,对拱宸桥日租界的研究,乏人注意,众多问题并不清楚,最近查阅《杭州府志》等有关史料,据此做点补遗工作,或许能对租界与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起点拾遗补缺的作用。     

近代中国公共租界比较研究

西方列强在近代中国开辟了两个公共租界,即上海公共租界和鼓浪屿公共租界。鼓浪屿公共租界建立之初,在土地章程与管理制度等方面均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蓝本,两个公共租界因而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两个公共租界在租界的拓展、租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租界的作用与地位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甚至是相当大的差异。就两个公共租界进行研究、分析与比较,对进一步了解中国近代租界史,无疑是有益的。     

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运动的困境

联省自治运动是近代中国一场追求国家转型与建设的政治运动,但是这场运动的发生却有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因素.如果说联邦主义理论是知识分子认同与推行联省自治运动的外来学理依据,那么对于地方绅商、地方督抚和后来的地方军阀而言,影响他们认同联省自治运动的则是地方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联邦制理论主要希望通过省自治,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宪政国家,完成国家的统一.而地方主义的着眼点则在于维护地方绅商、地方督抚和地方军阀在省区的既得利益.地方主义既为联省自治运动在中国找到一定落脚点,但又制约着联省自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推动联邦制运动的力量基础不一,最终形成联省自治运动发展的困境     

传统地方自治与近代公立学校的创办——以常州冠英小学为例

兴办近代学校是清末改良维新的重要内容。1905年,常州绅士将富有地方自治精神的冠英义塾改造为冠英公立两等小学堂,并进一步延续由绅士主导的地方自治,共同发起成立吸纳绅、学、商界知名绅士的校董会。在后续的艰难推进中,诸校董百计筹维,解决了兴学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经费问题。冠英小学在招生规模、课程设置、经费数量、官方考核等方面均列常州近代公私学校之冠。校董会也因此完成了创办近代学校的历史使命。冠英之创办过程,充分显示了传统地方自治在区域社会近代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城市化进程中自治权的流失、偏离与调适——以自治（州）县改市及行政区划调整为视角

随着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些自治州、自治县面临着撤（州）县建市和行政区划调整的问题。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和政治架构之中,民族区域自治形式只有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除此之外的其他行政区划单位都不能构成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自治地方撤（州）县建市及区划调整导致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流失、虚化与偏离,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形式制约了民族地区城市化的步伐。在城市化进程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应该创新自治形式,增设＂自治市＂,明确城市民族区的法律地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制度和法制确认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切实保障少数民族行使自治权。     

论日本对中国清末地方自治的影响

地方自治,是欧美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参与政权而提出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一经传到中国,就成了近代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当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股地方自治思潮.地方自治思潮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也是进步、民主思想潮流之一.地方自治改革,是清末社会改革中的重要内容.清王朝"预备立宪"中的地方自治,是在中国近代民主潮流高涨中出现的.其出现固然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戌戊以来中国民主思想潮流的涌动及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折射.而日本对清末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践,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清末民初奉天东部地区城市化启动因素探析

本文以奉天东部地区为研究主体,从土地开发、近代交通运输系统的完善与近代市场体系的初步构建三个层面探析区域城市化启动因素即土地开发利于资源开采、为城市化启动提供空间物质载体;近代便捷顺畅的交通运输系统益于人口流动、商品流通与信息文化传递,为城市化开启的基本条件;近代市场网络的形成便于区际、国际贸易的发展,为城市化启动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揭示近代中国东北城市演变规律,为当今中国城市化建设提供借鉴。     

论中华民国初期东北地区朝鲜族社会的自治运动——以延边地区为中心

1913年,延边地区成立了朝鲜族自治团体——垦民会。然而,垦民会所倡导的民主共和制与新文化教育却招致了奉行"中华"思想的儒林派的强烈抵制。为此,儒林派相继建立了农务契、孔教会延吉支会等团体,与垦民会针锋相对。1914年初,垦民会和农务契被地方当局强制解散,朝鲜族社会中的新旧势力代表联合设立了奖业会,试图排解朝鲜族社会所面临的危机。之后,他们将活动区域扩展至整个东北,其交涉对象也由地方政府上延到中央政府,并谋求设立"东省韩族生计会",以促进东北地区朝鲜族自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城市化与乡村聚落的空间过程——开埠后上海东北部地区聚落变迁

通过对1843—1949年上海市闸北、虹口、杨浦三区,即上海东北部地区聚落的时空变化过程进行个案研究,作者指出由于受到上海开埠后租界地区城市化以及新交通线路形成的影响,上海东北部地区的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呈现出以租界城市建成区为中心的圈层构造:南部地带由自然村落、集市——市区演化;中部地带经历了自然村落数量迅速增长,之后再由村落、集市——城乡过渡带——市区转变;外围地带则表现为自然村落增多以及部分地区演化为城乡过渡带。简言之,上海地区的聚落空间结构在开埠后经历了由传统的以商业市镇为节点的网络结构,向以城市建成区为中心的圈层结构转化的历史过程。     

杭州拱宸桥日租界对杭州的影响

日本在杭州设立租界,是浙江和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了解日租界设立以后的情况,以及它给近代杭州社会带来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认清租界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取得了杭州这一通商口岸,1896年9月27日,又取得了杭州拱宸桥建立租界的非法权益,并在次年的5月13日,将日租界变为日本人专管的租界。     

上海租界与晚清西学输入

租界是近代中国被西方殖民者强制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由外来“客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划定的居留和经商特区。上海租界在旧中国的租界中设立最早,规模最大,形态最完备;而曾经在晚清社会卷起巨大波澜的西学,几乎与租界兴起同步,被输入到上海,并且伴随着界区的扩展,上海逐渐成为西方学术文化传播的中心,成为无缘涉足海外的中国人接触西学,了解西方文明的最大窗口。     

论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

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是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阶梯,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水平的一项政治成就。但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在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民主政治环境差、资产阶级政治地位不高以及国民教育普及率极低的落后国家,地方自治运动的发展水平是不会太高的。代议选举水平、地方行政管理水平、国民参政意识水准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四方面构成了资产阶级地方自治的评价体系。     

论近代中外交往中的上海通事群体

上海通事作为近代中外交往的一个重要介体,在当年上海的对外商贸、文化等交流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开埠后商贸的蓬勃发展和租界的形成给这些通事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把上海通事置于近代中外交往的历史背景下,探讨这些通事的演变过程和社会地位,以揭示近代中外交往的独特性和历史关联性。     

上海开埠是宁波帮近代化的机遇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贸易重心由广州转移上海，国内外商品云集上海；外资银行在上海纷纷设立；外资轮船公司和近代企业在上海设立，这些都为宁波帮由旧式商帮向近代化转变提供了条件，并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世博会与上海城市文化空间

本文认为开埠后,上海逐渐形成了三个城市文化空间。一个是开埠以前形成的以老城厢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空间;一个是开埠后发展起来的以外滩、南京路、淮海路、衡山路和北四川路为代表的近代上海文化空间;第三是以闸北、普陀一带为代表的民族工业生产的文化空间。租界时代的上海,文化空间沿着苏州河扩展,形成上海文化空间的第一次跨越。经过近20年的飞速发展,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书写上海城市发展的第二次跨越。前者跨越苏州河,后者跨越黄浦江,并实现由经济跨越向文化跨越的转换。世博会是一次重大的文化上的链接,上海文化空间的转移与定位将形成一个沿着滨江带的持续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