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激起文化领域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的高涨,避难西南一隅的现代新儒家藉此而揭橥"文化抗战"之帜,复兴儒家道统思想,致力于儒家道统之接续与重构。钱穆、冯友兰、贺麟、张东荪、张君劢、牟宗三上承周孔、外取西学,分立学统、政统,融构现代道统论体系。分立是指改变传统道统论体系之道、学、政三位一体的架构,分立学统、政统,并使之相对于道统而独立、并行。融构是指融汇西学之优长,而重构现代儒家道统体系。融汇中西是重建现代儒家道统论的重要理论环节。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具有内圣弱而外王强之理论特色,有着深层的理论和社会原因。     

张之洞为官之道简析

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张之洞以"儒臣"身份著称于世。面对鸦片战争后时局的变化,他形成了一套从其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以经世致用为理念,辅以其为官哲学,以卫国护道救民为宗旨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中体西用"的主张,并充分应用于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可谓"立德、立言、立功"的典范。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湘军集团与晚清政治思潮

湘军集团主导了晚清政治思潮,主要表现在:晚清社会的变局观、洋务思潮、西学之引介以及早期维新思想。     

王韬哲学思想新论

王韬是晚清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巨擘,中国传统观念向现代思想转变的津粱,反思现代性的前驱。作为其改良思想和中西文化思想之理论基础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道一观”、“尚智论”和“一我论”,由之反映出王韬的思想并未根本超逸中国传统的范围,但较其前辈更进一步打开了自两宋以降闭合的传统思想格局,接纳了更多的近代西方思想,由此启导了他的后辈。     

张之洞洋务思想浅探

张之洞是从“清流派”中分化出来的洋务派“新贵”,是洋务运动后期最著名的实践家和理论家。本文试图通过对其洋务思想的历史考察,并结合与同时代人的思想比较,探析张之洞洋务思想的形成、成因、特点与性质;重评《劝学篇》;最后,再以张氏的洋务道路为例,说明儒家思想与近代化之间的关系。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论晚清学术与湖南学术思想之流变

嘉道之际,晚清中国遭逢重大转变,湖南亦然。处于这一转变之机的晚清学术,其自身的嬗变与社会转型都要求新的学术流派的出现。于是在嘉道之际,学术界出现了汉宋调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经世致用之学等新的学术思潮。而湖湘士子尊奉程朱理学,包容众家之长,注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对湖湘学术传统的变迁则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张之洞晋省实践及其洋务思想的形成

张之洞是晚清政治舞台上洋务派的重要人物。他在山西任职二年有余,兴办洋务,狠抓实业,发展新式军事工业,编练新军,开发交通,改革数千年的旧教育体系,客观上推进了山西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本文拟以张之洞的晋省实践及其转变原因为切入视角,来分析阐述其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     

张之洞的《劝学篇》与晚清新政

张之洞是"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资深政治家。他的一生与晚清政局的演变息息相关,在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施以自身的影响。尤其是在庚子国难之后,他试图通过推行新政,力促变局,以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重要的是,张之洞撰写于"戊戌变法"之际的《劝学篇》,却是其新政实践的理论纲领,以《劝学篇》为视角考察张之洞与晚清新政的内在关联,从中可见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变化。     

晚清外交官刘瑞芬的洋务活动述评

刘瑞芬是晚清一名尽瘁国事的外交官.他致力于经世致用,主张“自强”、“求富”.在国内做地方官员期间,开明进取,积极筹划和参与洋务活动,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以工商立国,发展商务.出使泰西时,更积极支持国内洋务事业,以期改变清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他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致力于为国家求富求强的洋务活动,竭力提升中国的外交地位,维护国家的权益,推动晚清从传统走向近代.     

1990年以来张之洞研究述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之洞研究逐步走向繁荣。伴随着历史学研究理论的变革,学术界对张之洞的评价也在发生着变化。本文从"张之洞与‘中体西用’论"、"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张之洞与晚清政治"等三个方面,对近十多年来张之洞研究予以叙述和评论。以期这个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论《四库总目》文学批评的经世价值取向

明末清初 ,宋明理学已经发展到极端 ,于是清初文人倡导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以救理学空疏浮泛之弊 ,经世思想成为一时社会思潮的主流。《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无论是功用价值论、创作主客体论还是艺术风格论都由此而带上浓郁的经世色彩     

正统、道统、治统——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

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是在反思批判传统儒家的正统论、道统论的基础上来思考这一问题的。王船山认为"正统"至少要包含两个原则:汉族自己统治中国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以道得天下和治天下而不能"舍君天下之道而论一姓之兴亡"。王船山对"道统"作出了祛魅的解释,认为道统的继任者不应局限于韩愈、朱熹等大儒所例举的圣人,任何自觉践履儒家伦理道德、维护和存续中华文化的人都是道统的继任者;道统具有"孤行而无待"的相对独立性,具有超越时空的"亘天垂地而不可亡"的超越性,体现了王船山对于儒者之统历久弥新的坚定信念、存续中华文化的崇高历史责任感、挺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使命感。王船山反传统儒家正统论和道统论的思想分别对于辛亥时期的革命家和现代新儒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盛宣怀实业思想的形成及演变原因探析

盛宣怀是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巨大的官僚实业家,其实业思想的产生及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父亲的影响及洋务思潮的兴起推动了他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李鸿章的青睐及官督商办企业的实践使其官督商办思想得以形成。晚清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及民族危机日趋加深的现实促成其实业商办思想达到成熟。     

辟佛与融佛 ——韩愈儒释观新论

面对“末学驰骋、儒学式微”的现实,在应对佛教挑战问题上,中晚唐儒士满怀复兴儒学的自觉意识,或标榜道统,力主辟佛,或主张“统合儒释,宣涤疑滞”。两者表异实同,都服务于同一时代主题——复兴儒学。韩愈对待佛教的态度是表辟而实融,表面上标举道统,力辟佛教,而在思想层面,又融合佛教义理,丰满儒家心性理论。辟佛层面虽是老调重弹,但又有标新立异之处——立道统;融佛层面,提供了新的范式来丰富儒家心性论的内涵。     

法者不必尽同——关于张之洞与《张之洞传》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李鸿章之后最重要的洋务派官僚。他办洋务、抗击外国侵略、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张之洞传》一书对传主一生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述 ,稳妥精当的评析     

张之洞督鄂与新式教育

张之洞督鄂期间,因洋务所需而办新式教育,成果斐然：（1）以师范学堂为主带动其它门类教育发展,形成规模效应。（2）新式学堂培养了大量新型知识分子,对辛亥革命的爆发起到客观推动作用。（3）湖北新式教育对中国新式学制的形成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其新式教育思想具有急功近利、尚实尚精等显著的时代特征。其新式教育实践本质上体现了“中体西用”的大旨。     

晚清“湖北译书局”的译介活动

“湖北译书局”是晚清洋务重臣张之洞在湖北所设,以译介西书、启发民智、救亡图存为己任.文章以“湖北译书局”译介活动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开展“译书局”译介活动研究的理论与实际应用价值,指出国内研究的现状和趋势以及现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以期推进译书局译介活动研究,还原晚清湖北区域翻译历史活动的全貌,为我国地方翻译断代史学研究奠定基础.     

曾国藩与“桐城中兴”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