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下的图像--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

因为有了文化上的优势心态,中国现代作家可以立于高点,"凝视"南洋,有选择性地"聚焦"南洋,他们笔下的南洋图像则正是经过他们"凝视"下"聚焦"而产生的必然结果.质言之,是中国现代作家强烈的文化优越心态构筑了足以让他们"凝视"南洋的平台,立于这高高的平台之上,中国现代作家必然会戴着中国文化的滤色镜,从主观的角度"选择性聚焦"南洋社会,书写自己笔下的南洋,从而营构出自己心目中的南洋图像.     

现代南洋游记的浪漫书写及其生成原因

本文以中国现代南洋游记类作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南洋浪漫书写风格的生成原因.透过书写视角、游踪路径、地方感与书写之间的分析,揭示中国现代南洋游记的书写,始终贯穿了中国与南洋的地方经验,中国作为游记者过去的痕迹在南洋书写中或隐或现,结构了对南洋的地方感.而这种连续不断的结构书写,不仅创造了知识,而且创造了人们想描写的那种现实,故而,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南洋图像,用怡然诗意之笔书写对南洋美好梦想和单纯向往,有意无意遮蔽和淡化了南游的艰辛和苦难.     

故乡的两极:现代女性作家的乡土想像

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的乡土想像是在现代性语境中展开的.在启蒙视野的观照下,乡村负载了荒凉、凋弊的文化意像,而对童年乡村的记忆又隐含了女性作家对现代家园的期许和重建.现代女性作家的乡土小说沿着两个不同内涵展开了对故乡的想像和构建,以不同的方式书写着现代性的正题和反题.     

别现代:在与思想史的对话中进入历史

作为一种原创于中国的理论,别现代已然打开了研究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切口,成为一种与现代性有关的思想。为了更好地嵌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肌理之中,别现代有必要进入思想史,并主动与那些讨论不同时段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或启蒙问题的理论话语构成对话。因此,别现代理论更应该寻找属于自己的真正时期。一方面,它可以作为现代性发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理论表述,描画出一个真实的"别现代中国";但另一方面,作为当前一种具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中国理论,它更应该是面向现实并指向未来的,并介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理论,以推动一个可欲的"别现代中国"的生成。     

中国现代作家的都市文化心理谱系——从通俗小说家到“新感觉派”作家

中国现代作家的城市意识幽微复杂,它既关乎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又折射华夏子民的城市文化心理。对通俗小说作家、左翼作家、早期海派作家、＂新感觉派＂作家关于民国上海的多元叙述进行话语分析,考察中国现代作家的都市文化心理谱系,可以透视中国人审视和接受现代都市的精神脉络及其文化意蕴。     

启蒙话语视域下的中国近代教育制度考量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思潮相互交错,使不同时代的思想者产生异质的认识逻辑。以启蒙为导向的现代性追求自20世纪初期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中曾产生过强烈而持久的激励作用,并被转化为革命的动力。启蒙话语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启蒙话语视域下的中国近现代教育是一种现代与传统、交融语境中教育主题的独特书写。     

民国佛教文学对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的意义

正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上,现代的概念一向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的。一个是通常意义上的时间角度,指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30多年的历史。①一个是思想发展史观上的意义角度,指的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各个领域内所建构起来的现代性或现代性质素。作为一种历史观念,这种现代性意义的时间划分方法和思维方式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在这种现代性文学史观的视域中,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是从清末民初开始,在     

女性意识的觉醒与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的崛起

五四运动以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从男性本位文化中崛起。中国近现代女性作家对社会生活以及女性本身进行初步的探索和书写,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留下辉煌篇章。     

当代文学城市书写范式的嬗变

五四新文学作家奠定了关于现代市镇和乡土文学现实主义书写的基本叙述模式。虽然乡土文学现实主义书写一直是更占主流地位的文学样式,但是,无论现代时期还是在当代,城市书写、城市文学一直都没有消失、甚至是越来越重要的题材选择和文学样式。五四作家没有完成的文学表现现代化的都市生活的任务,经由茅盾、巴金、老舍和诸位海派作家来续写和完成。"十七年"文学的城市叙述,承继着百年来城市现代性形象的谱系,也表现出极其强烈的现代性诉求,只是表达主要限定在"公共性"和工业化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维度得以复苏,80年代中叶开始的先锋派文学、其后的新写实小说等,都可以见到城市书写的质素。近年来,海内外关于"文学城市"或文学"城市想象"研究,也一度成为热点,甚至已经总结出上海、深圳、广州等为书写对象的"新城市文学"的症候。新世纪海外华文作家以写作来完成他们的中国想象,无论是历史中国想象,还是现实中国想象,都可以见出其在城市文学书写方面所抵达的层面、所呈示和开启的维度。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新民的塑形与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书写的一个显著标志,新民的塑形通过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先后经历了召唤新青年、想像革命者、再造新农民的话语转换与历史变迁.由于“新民”概念命题深受晚清以降不断革命的时代语境的影响规约,现代中国文学对于新民的意识形态表达,一方面明显表现出五四知识精英与左翼政治精英文化心理与艺术旨趣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坐实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模式的客观存在与后世影响.这种将父子冲突叙事当作思想或政治启蒙话语的表现形式,从而参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想像,深刻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重内容轻形式、重教化轻审美的典型特征与叙事困境.     

新世纪长篇小说“乡绅”书写的文化征候

"乡绅"阶层作为乡土中国独特而复杂的存在,由于书写的视域与文化语境的差异,文学中的"乡绅"呈现多元的样态。新世纪长篇小说对"乡绅"的书写,虽然有道德圣者、民族大义的殉道者、乡村重建的"卡里斯玛"、启蒙失效的"乡村他者"等多种类型,但全然为正面形象。这体现了作家为破解新世纪中国乡村困境,而向传统探掘资源与途径的思考;也通过这些正面"乡绅"形象,直观地展示了丰富而复杂的乡村生态。正因如此,"乡绅"书写呈现极度理想化与神圣化的倾向。同时一味呼唤前现代社会"乡绅"文化的回归,在价值取向上,有现代性缺失之憾。     

文化的颠覆与救赎——试论《白鹿原》的文化内涵

革命话语的转换使得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又一次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本文从文化与历史演变关系介入,揭示出《白鹿原》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反省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所遭受的毁灭性的打击,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文化颠覆和精神虚无的状态;另一方面,揭示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构的文化救赎过程中,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性话语存在的深刻矛盾,并指出小说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启示我们找寻真正的实体性的历史意识,重新开始“讲述”关于“我们民族命运”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空间表征

20世纪30年代文学受制于当时中国的京海社会结构和时代动荡,一方面以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反现代性的浪漫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等视角,绘写同一时空中国乡村世界的不同政治与文化、文学与审美的地理空间,塑造了不同的乡村和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对北京与上海代表的都市中国,从政治、革命、性别和文化视域,揭示和形塑都市中国的文化地理空间及其色调,使摩登的上海与古都北京既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的不同内涵,又使不同政治与审美立场的作家笔下的同一都市,具有复杂多态的空间意义及其表征符号。文学叙事中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其实呈现和蕴含非同一性的多个中国的形象及价值空间特征。     

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20世纪80年代至今,现代性理论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也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革命-政治性叙事话语向现代性-文化叙事话语的转型。在这一转换中,“十七年文学”以及作为其渊源的30年代左翼文学,却被许多研究者认为不具备现代性而受到冷落和摈弃。实际上,中国的现代进程,具有独特的中国现代性的品格,在相当长时段里,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中心的。相应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命题,是对现代民族共同体和未来中国的独立强大的热烈想象,以及热切认同和赞颂。这一特性与世俗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多重因素。     

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与游移

中国现代性是在对传统性社会和古典性文化的超越与对西方现代性的参照中逐渐展开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知识界对现代性的体认或中国现代性构想的形成经历了多个不同模式的转换游移,从而使得中国现代性具有了不同于西方的鲜明的"历史具体性".这就说明,中国现代性构想在其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始终不是"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的,体现了百余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发展的转型特色.     

乡土叙述的"冲突"美学与道德难度

中国作为后发性现代化国家,文学的乡土叙述内涵着生存命脉与文化命脉的双重纠葛.在生存命脉视角中,作家产生的是对乡土与传统的怨恨,乡土叙述构建起的是现代性的"发展"道德神话;在文化命脉层面,作家难舍传统文化"家园"情意纠结,据此展开对现代和城市文明的怀恨式批判.由于缺乏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超越性价值体系作为审视的基本视域,中国作家的乡土书写普遍存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道德互否"现象,被动地陷入"两极作战"的道德窘境.当下中国作家的乡土写作,需要在认识论上突破现有误区,不能纠缠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冲突"思维构架中,而要在更高的价值视点下审察乡土的现实命题,同时要正确处理经验事实与文学事实的差异性关系.     

地域书写与文化精神

地域书写一直是中国新文学的优秀传统.自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这一领域逐渐以其特有的文化魅力,聚集了众多作家耕耘,并产生了许多经典之作.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文学实践为地域书写提供了典范;新时期以来,寻根文学作家则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地域文化,在拓展地域书写方面功不可没.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各地以展示地域特色为主题的作品纷纷涌现.     

“寻根”作家的认同焦虑与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作为一种后发植入型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在“寻根”作家那里表现为一种认同焦虑。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大幅渗透,他们试图寻找“传统”作为立身根基,但对“传统”的发现却又必须借助现代性知识的透镜。以民族志的形式回归“本土”“传统”是其显在的叙事鹄的,借助现代艺术手法走向‘世界”却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悖论,恰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叙：事表征,也是“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中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民国文论的体系书写

重写文学史的视域凸显了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开掘民国资源的文化向度,民国社会和文化机制所建构的新型空间及学人的现代性体验,绘制了民国时期文论体系的话语风貌。现代传媒的蓬勃发展,为学人的文学想象提供了更加宏阔的公共空间,促使民国文论展现出认同文化传统和吸纳异质文化的多向的现代性体验。新旧并存的文论书写形态彰显民国文论开放兼容的文化特质,勤劬的民国学人勾勒了一幅充满历史张力的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