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三支柱——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

继中欧高级别经贸对话和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之后,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被视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三支柱。本文通过回顾中欧关系历史,描述中欧关系面临的现实困境,分析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的形成背景,并从文化外交的视角对欧中教育交流的传统和中国对欧人文对话交流的使命进行分析。     

新世纪中国崛起与外交转型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和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幻,中国外交在外交战略、外交理念和外交途径等多个层面实现了成功转型,如制定了全方位、立体结构的外交大战略,提出＂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并付诸实践,积极拓展多边外交活动,不断提升经济外交的意识和质量等。但是同时,在发展变革中遇到的国内和国际压力也给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变革带来诸多困境和难题,突出表现在国内发展、稳定和民族认同问题,国家自身定位的困境以及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困境等方面,这些都成为今后中国外交必须认真、慎重应对之课题。     

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理念探究

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理念是指导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思想,是中国和平外交理念在公共外交领域的体现。与中国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发展战略相适应,中国公共外交理念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后指导民间外交的＂和平共处＂理念发展到改革开放后＂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再发展到进入新世纪以来指导＂全面公共外交＂的＂和谐世界＂理念。在嬗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传统＂和合＂思想为核心的秉承＂以人为本＂、倡导＂和谐共赢＂的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理念。     

“人本理念”与中国外交实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来,中国外交理念发生深刻变化,其标志之一就是＂人本理念＂的兴起。中国外交政策表现可以分为国内层面的外交＂为民＂、＂惠民＂政策与国际层面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关怀的展现。＂人本理念＂的兴起对中国外交的具体实践影响深远,尤其是对外交议程的设置、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中国与国际制度间关系的重新定位都带来一定挑战。中国相关外交外事机制与机构在应对外交理念转型及其所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使自身不断得以成长与完善。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理解韩国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韩国外交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间的痛苦选择中,一方面,为韩民族的统一进程魂牵梦绕,另一方面又纠缠于朝鲜核问题和美韩冷战联盟,难以走出朝鲜半岛的冷战体制阴影。卢武铉总统2005年3月提出韩国要扮演“地区平衡者”的角色,是试图走出“理想—现实”外交困境的重大尝试,可惜遭到韩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舆论的打压,不得已在改弦易辙。因此,“地区平衡者”不是韩国外交的恰当定位,而怕是过于理想化了。本文从目前的韩美关系、韩中关系、韩日关系和南北关系各方面分析韩国外交的理想与现实矛盾,认为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韩国外交其实是韩国社会在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理想与现实两股力量角力的结果。     

欧盟CFSP的制度性缺失及其对华政策评估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CFSP)支柱存在着诸如结构失衡、决策效率低下、运作机制失调、政策工具缺乏、依托杠杆不力等制度性缺陷 ,“一个声音的欧洲”目标远未达到。就对华关系而言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欧盟的共同对华政策一方面为中欧关系提供了契机 ,推动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上述缺失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也是复杂的。欧盟共同对华政策框架内各领域的不同约束力和“双轨制”特征增加了中国对欧决策的难度 ,“正 负外溢效应”都可能出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中欧关系的重心仍然是中国与欧盟成员国间的双边关系     

美国与俄罗斯在中国的竞争型公共外交——基于两国驻华使馆新浪微博的分析

21世纪以来,学界积极倡导强调对话与合作的"新公共外交",但竞争型公共外交依然是各国处理彼此关系的常用手段。本文运用关键词检索、内容分析和情感极性分析的方法,剖析美国与俄罗斯驻华使馆在中国的"微博公共外交",探讨两国在中国公共外交的竞争策略、其背后的外交政策博弈并评估两国公共外交竞争的效果。美、俄两国的公共外交竞争策略不同,一方借助自我呈现提升自我形象,另一方以对方为靶标避免负面责难,这种差异反映了两国外交政策的主轴及其因应时势需要所发生的变化。就其竞争效果而言,两国公共外交并不总能获得预期效果。两国都需充分重视目标国受众长期形成的、植根于文化的政治信念体系。     

科尔的“德国政策”与“统一外交”析评

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统一,虽然是由诸多历史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但联邦总理科尔无疑扮演了一个＂引导者＂的角色。这位＂富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在其执政后审时度势,制定了比较务实的德国政策;他还充分借助了日益缓和的国际局势,积极地开展多边外交,在缓和东西方敌对局势的同时,稳步发展两德关系,增进民族认同感。他尤其能够牢牢抓住民主德国开放＂柏林墙＂这一＂历史机遇＂,凭借联邦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果断地对民主德国开展统一攻势,以及对四大国尤其是前苏联灵活地推行统一外交,最终促成了德国的再次统一。     

反强制性外交机理浅探

反强制性外交是因应强制性外交而产生的一种方略,其目的是通过采取各种措施,阻止、转移或消除强制性外交带来的风险。研究反强制性外交的基本内涵、形成原因、主要策略和实施功效,不仅可以纠正这一领域过度分析强制国的偏差,而且还可以更清晰地展示受制国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全面认识这种动态关系的特征。     

论毛泽东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外交中必然包含意识形态因素,关键是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外交中的比重是否符合理性的标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各国外交的实践也都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外交的三个时期,意识形态的地位并不相同,这是与各个时期的客观环境,以及毛泽东为领导的第一代领导人的认知有很大关系的.毛泽东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地位不同的原因很多,包括国内制度因素、国际环境的原因,以及毛泽东个人性格等方面.对毛泽东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是否理想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从不同的时期,依据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比重是否能正确地反映国家的根本利益来判断.     

主客异位下的礼仪困境——光绪辛丑年中西外交中的礼仪争论

光绪辛丑年间中西外交中的礼仪争论,既是乾隆以来相关争论的延续,又反映了随着实力地位的转变以及主客实际身份的互换,中西在外交礼仪的制定以及实行过程中主导地位的转移。时人面对既不能决裂、又不能屈从的礼仪困境,种种调整和选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礼仪与国家体制的紧密关系。     

论中美开展联络外交的意义

中美两国的关系从敌对冲突到正常化之间,有一个既非敌对又非正常化的阶段,本文称之为“联络外交”阶段。双方开展这种“联络外交”的重要意义在于: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开展没有外交关系的外交,是对外交方式的重大创造;抑制苏联扩张,有利于形成美、苏、中大三角格局;为中关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特点及意义

在长期从事和领导中日外交的实践活动中,周恩来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以官带民＂等具有民间外交特色的方针,开创了新型的外交范式,形成和确立了具有独到韵味而又不乏普遍意义的民间外交思想。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具有坚定的政治性、深刻的人民性和多阶层广泛性等特点。民间外交这一外交模式对今天正确处理中日两国关系、构建和谐世界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法国当前新的外交战略和政策

希拉克就任法国总统两年来，为了适应世界格局转换时期的新形势，在外交战略和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在重返北约、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主动协调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关系、加速重返亚洲、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积极参与和干预第三世界事务等方面，展示了一种崭新的、务实的外交战略，预示着法国外交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     

“我们愿意从缅甸开始,来解决我们同邻国的边界问题”——中缅谈判与双边边界的划定(上)

中缅两国之间2186公里长的共同边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睦邻政策为基础,通过＂互谅互让＂的友好协商和外交谈判,正式划定、勘定的第一条明晰的双边陆地边界线。长期悬而未决的中缅边界问题一朝得解,不仅彻底清除了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障碍,而且为新中国政府循此路径,全面、彻底地解决与周边邻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双边陆地边界问题,树立了一个“率先垂范”的成功样板。     

生态外交研究的理论新视角——基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角度

生态外交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学术界虽然有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角度阐述生态外交的思想,但是还鲜有学者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深刻内涵来指导中国生态外交的战略构建。面对传统发展观背景下的生态危机和人类发展困境,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从方法论和理论思想的高度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生态危机与人类发展困境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孟荀王霸思想研究——兼评中美外交战略

王霸之说是先秦诸子在诸侯争霸背景下提出的政治概念,其中以孟荀的王霸思想对后世的借鉴意义之巨大、影响之深远著称;中国和美国分别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无论是在历史文化根源还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别,因此也造就了两国奉行不同的外交战略和价值观。将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到孟荀王霸思想的分析与研究中,兼评中国＂王道＂外交战略与美国＂霸道＂外交战略,是总结当今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现实启示的重要途径。     

析台港新中国国际地位与外交前景研估的偏颇

台港地区长期以来对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外交前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会愈以减弱,外交前景暗淡无光;一种则认为中国大陆将成为新的“世界超级大国”,甚至有“中国威胁论”的奇谈怪调。两者都颇有辨析之必要:一方面,50多年来,新中国已经成为对世界政治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国际声望日隆,外交舞台日益开阔;另一方面,不管是从文化渊源、对外政策抑或是国家实力上看,中国都不会致力于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亦难以成为“超级大国”,“中国威胁论”大可休矣。     

探索外交理论的中国路径

构建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是中国学界的一个奋斗目标。自从近代以来,面对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中国学界就寻求建立独立的外交理论体系,并先后受到欧洲、苏联、美国等外交理论的深刻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中国外交理论界与欧美同行进行了日益频繁和深入的交流,外交理论研究在中国发展迅速,并形成了传统派、特色派和非传统等流派。然而,在开展国际外交理论交流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本土化和学术自主性不强的问题,面对欧美丰富的外交理论成果,中国外交理论一直被笼罩在西方外交理论的阴影之中,在西方外交理论的框架中,中国外交研究长期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两张皮"问题,在理论上无法解释中国外交的行为规律。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探寻外交理论的中国路径,将各方外交理论与中国外交实际结合起来,努力推进外交理论的本土化和自主化,是今后中国外交学发展的方向。     

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统一——邓小平务实的外交方略初探

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 ,是邓小平外交方略的重要内容。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邓小平审时度势 ,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提出既要维护国家主权 ,又要灵活务实地处理与别国的关系 ,不要树敌过多。邓小平这一外交方略为我国赢得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外交局面 ,对于今天处理国际关系 ,仍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