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社会反晋弃晋心态论

西晋末年,社会酿成或欲代晋,或大杀晋官,或择胡为主,或欲割据江东,或欲偏霸边州,或归隐不仕等反晋弃晋心态。其因主要有:西晋开国皇帝人格卑劣,立国不正,缺少凝固人心的资本;政府存在一批人格卑劣之高官,缺乏社会广泛认同。皇族内斗、胡人乱华和浓烈的亡国思潮,也为这种心态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反晋弃晋社会心态加速了西晋的灭亡,并影响了东晋政权的稳定。     

叔孙通“起朝仪”的礼乐之制与皇帝制度的重塑

布衣将相的汉初帝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这一乱象令高帝“患之”。探究高帝之“患”，一方面在于其时君臣尊卑的无序，另一方面则是由布衣集团逐鹿而来的西汉政权传统合法性的缺失。叔孙通以“起朝仪”为核心的礼乐之制，不仅重正皇帝名号与君尊臣卑的政治统治秩序，且让凭“力”而胜的西汉政权在“礼乐”这一神圣传统中获得合法性论证，并由此建立起与暴秦相区隔的统治传统，这对于汉初社会的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太祖太宗与宋初廉政

赵宋王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人心望治.最高统治者(太祖、太宗)围绕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稳定社会、发展生产、缓和阶级矛盾的战略方针和具体措施,颇具特色.然而,以往在研究这些政策措施时,多把焦点集中到收兵权、削藩镇、倡文治、揽财权,以及休养生息等方面,较少注意到宋初更革吏治、推行廉政措施在稳定和巩固政权中所起的作用.本文拟就此问题略叙浅见,求正于读者.     

危机与重构：董仲舒对西汉王权合法性的建构

西汉政权自建立起就一直存在着关于王权合法性问题的争论,所采取的一系列论证措施也没有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相反却导致了地方异姓诸侯与同姓诸侯的先后叛乱,产生了合法性的危机。董仲舒融合了儒家、法家和阴阳家等有关王权合法性的理论,从儒家政治哲学的视角论证了王权存在的合法性,王权统治的合法性,王权独尊的合法性,王权更替的标准和依据,以及新王＂受命改制＂的合法性,为西汉＂大一统＂的王权重新建构了一个合法性的根基。     

经济增长与威权主义国家精英政治的合法性

威权主义国家统治者即精英政治集团需要为自身的存在寻找合法性依据。威权主义的合法性如果不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或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就只能依靠经济的增长为主的政绩合法性来维持。为了维持政权的存在,威权主义国家的精英政治集团需要而且可以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和改革。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成熟,经济增长为主的政绩合法性会出现不足,这就需要政治精英将国家的合法性稳步地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之上。     

元代完备的监察法制下吏治腐败的原因浅析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后,元朝统治者为了政权稳定和长治久安,建立了完备的监察法制.然而,终元之世,元朝政治始终受到官吏贪腐的困扰.本文在现有史料和相关学者研究基础上,对造成元代完备的监察法制下吏治腐败的原因进行分析.     

网络时代的政治认同:进径与危机

政治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来源,关乎政权稳定,政策实施。政治认同也是政党、派系、国家政权、组织机构、施政理念等得以存续发展的基石。为回应现实关切,从政治学、传播学的双重视角解读了网络时代的政治认同的变化。在厘清政治认同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尝试着梳理农耕时代、工业时代政治认同的异同及其变化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当今网络环境下面临的政治认同危机,以及这种危机所以出现的现实依据。     

汉初坚持法家改革路线的几个代表人物

汉高祖刘邦(公元前二五六——公元前一九五),沛县人,出身于富裕农民家庭,曾做过泗上亭长,后来参加了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牺牲后,和项羽各领导一支农民起义军继续斗争,在推翻秦朝统治的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推翻秦朝后,刘邦转化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窃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重建起地主阶级政权,做了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一个解释框架的尝试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本质上是公众对基层公共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政治认同,公信力资源流失也是基层政治认同流失的过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与公众利益实现关联度弱化、乡一村关系行政化对基层民主制度的架空以及农民价值认同的理性化和行动单位的原子化分别构成了后集体化时代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的利益、制度和价值认同根源.     

民生政治的合法性论析

政治合法性是指民众基于正当理由对政治体系或政治权威的认同和忠诚。政治合法性基础是不断变化的。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建国初期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权政治的基础上,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就成为了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但是,重经济增长轻其它发展,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导致政治合法性不断减弱。在新形势下,应加强民生政治建设,在民生政治的基础上构建我国政治合法性,构建和谐社会。     

浅谈抗战时期民主建设与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从统治者“使服从”能力塑造的角度出发

抗战时期,中共高举民主大旗,不仅保障了抗战的顺利进行,而且成功地进行了党政权合法性的建构。政权合法性,简言之,就是统治者赢得更多被统治者对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同。将从统治者“使服从”能力的塑造过程来分析抗战时期民主对政权合法性的建构。     

"国家观念"视野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

国家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研究体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运用交叉研究的方法,借鉴国家安全学界、政治学界以及国际人权研究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国家观念"作为逻辑主线,深入研究包含社会认同、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民族意识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在内的国家观念与国家政治安全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辩证关系,有助于开拓国家安全学和人权法研究的视野,为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提供基础理论上的支撑。     

论魏晋时期巴蜀地区本土文学的寂寥

魏晋时期,巴蜀地区仅出文学家14人,较之西汉巴蜀本土文学的辉煌及魏晋时期其他一些地区本土文学的发达,显得相当寂寥。所以如此的根源在于:蜀汉的人才政策与立国方针不利于巴蜀本土文学的成长,西晋巴蜀政治地位的下落有碍巴蜀文家的显名于世,西晋末年及东晋时代巴蜀政局的动荡导致巴蜀本土文学的整体衰退。     

关于党外代表人物的安排刍议

举荐党外代表人物担任政府及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对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格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促进国家长治久安,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政法机关中坚持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是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以博大的胸怀和宏大的气魄在根据地的政权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它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策。在1941年边区普选中,老革命家徐特立自动     

东南亚国家政治认同的转折与政治建构

政治认同是国家政治合法性构建与政治稳定的基础.其中政治认同的变革对政治构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东南亚国家政治认同主要是对政治权威的认同、政治文化的认同和政治制度的认同的有机结合.在当代,这种政治认同是以民主政治作为基本取向,以文化认同、权威认同和宪政制度认同作为重要内容.正是在具有本民族特色政治认同的基础上,东南亚国家开始了新的政治发展进程.     

关于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的几点思考

随着高校改革的深入,高校贫困生工作面临新的考验。贫困生资助工作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好高校贫困生的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他们全面、健康的发展,有利于塑造大学生健康人格和感恩品质,达到教育的根本目的———培养未来合格的社会公民。     

从伦理社会主义到“第三条道路“ ——20世纪西欧社会民主党伦理观评析

本文通过对伦理社会主义及其几种衍生形态的分析,探讨了欧洲社会民主党等左翼党派的伦理思想流变、实践历程及执政经验,从"善治"和民主角度论证了欧洲社会民主党对经济政治全球化过程中的新问题作出的理性选择.本文由此得出结论伦理是当前治国的核心.德政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理念、政党合法性和长治久安的实践基础和归宿.现代国家和政党的角色和功能在经历着由政治统治型向民主管理型和社会服务型的转变.     

清前期政权统治合法性建构与整合

清前期政权是带有准国家性质的地方政权,受传统“中国观念”的制约,建构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是维护政权存在与稳定的首要任务。在努尔哈赤时代,一度通过强化满洲民族认同来塑造对后金政权的认同,构建统治的合法性,但是由此产生的激烈民族矛盾,削弱了政权统治基础。皇太极时代,在“中国观念”的影响下,清前期政权经历了从“属国”到与明朝争夺天下的不同定位,从而完成了统治合法性的建构,为入主中原、重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论永和人物——以刘惔为例

刘惔出身于士族,生活在东晋立国及逐渐稳定之时,他最活跃的时间正值东晋清谈的盛期——咸康至永和年间。他以"简秀"的风神、渊博的学识、"往辄标的"的清谈风格、精妙的识鉴人物的能力成为风流之宗。他自信、重情而谨守礼法,重视君臣秩序;精勤政务,处事干练,洞察大局,并勇于自任。刘惔较好地实践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具有儒道兼综型人格风范。对刘惔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东晋中期的名士风貌和思想文化。     

阶级、阶级出身、阶级立场--学习近现代思想史札记

一个人终其一生,所属的阶级、阵营往往变化,思想也往往变化.而思想尤其政治思想一与政权结合,便更多地受到政权的影响.因此,阶级立场受到阶级、阶级出身的影响,但更多地是与政权的距离而定.